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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评论 2019年第5期 总第42期
刘醒龙的《天行者》是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小说问世以来，可谓备受关注，无论是批评家还是普通读者都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其实，《天行者》之“前身”《凤凰琴》在1992年作为中篇小说发表时，作品中对偏远山区民办教师生活的悲情书写就曾引起过社会的广泛关注，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后也进一步扩大了其社会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以一部小说反映现实进而对现实的生活秩序产生影响，这在1990年代后的中国文坛上是不多见的。时隔十余年之后，刘醒龙又在《凤凰琴》的基础上推出长篇小说《天行者》。而此时，“民办教师”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已经走入了历
史，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可以算得上是一曲“民办教师”的挽歌。当然，这些年来以民办教师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并不少见，直接以民办教师为题的长篇小说就有解永敏的《泥一腿 水一腿：民办教师李达言的燃情生活》、李铭的《民办教师》以及海波的《民办教师》等等，而内容涉及民办教师生活的文学作品就更多了。在这些众多的民办教师题材书写中，《天行者》无疑是一部优秀之作。小说出版后引起的热烈反响，获得的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以及茅盾文学奖等荣誉本身就是对作品的一种肯定。关于《天行者》的艺术成就，已有不少批评家从许多方面进行过解读，在此不必人云亦云，本文
内容提要：作为“民办教师”题材的优秀作品，小说《天行者》是刘醒龙对《凤凰琴》进行“续写”之作。但在实际的“续写”过程中，出于构建一部长篇小说的需要，作者其实对《凤凰琴》从细节刻画、人物关系设置到语言系统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写”。这种改写既拓展了书写对象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模糊了原有的时间界限，表现出一种谋求“普遍化”、为民办教师树碑立传的努力。无可讳言的是，改写过程中的细节刻画呈现出了精致与粗糙并存的现象，同时也对原作的悲剧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解。关键词：《凤凰琴》 《天行者》 当代小说 “续写”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
——中国当代小说“续写”现象观察之一
史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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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做的是从文本细读入手来对这部小说从《凤凰琴》到《天行者》的“续写”过程进行一番“微观”层面的观察。
“续写”中的“改写”
在文学史的链条中，很难将小说《天行者》当作一部静态的、一次成型的作品来看，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被《凤凰琴》感动的读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凤凰琴》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期待视野和意义空白，读者可以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去建构故事结局、人物命运的发展脉络，当然也会对作者如何安排人物的未来命运充满兴趣。刘醒龙在回答“时隔十余年后，您怎么会再次想起续写《凤凰琴》，续写民办教师的生存情状”时也说道：“中篇小说《凤凰琴》在《青年文学》1992年第5期发表后，编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许多人提出希望读到《凤凰琴》的续篇。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①这应当是实情。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当刘醒龙感到“续写”的时机成熟，再次提起手中的笔并完成这部《天行者》时，稍微细心点的读者都会发现，《天行者》并不仅仅是对《凤凰琴》的“续写”， 这种“续写”跟高鹗续写《红楼梦》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高鹗续写《红楼梦》是以不改动原著为前提的，而在《天行者》中，作者出于构建一部长篇小说的需要，对原作《凤凰琴》从细节刻画、人物关系安排到语言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改写”②。
猪之歌我的左脚首先，从细节刻画上来看，《天行者》对原作《凤凰琴》中的若干细节都进行了改写。这些细节有的是修改了原作中的不妥和前后矛盾之处，有的则造成了新的不妥与前后矛盾。例如原作《凤凰琴》中常常出现的哭泣场景在《天行者》中就被进行了全面改写：《凤凰琴》中张英才为自己连寄信买邮票都得向父母要钱感到尴尬难受，于
是饭也吃不下去了，“推开碗，仰面倒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第4页）《天行者》中则改为：“……
推开饭碗，倒在床上，盯着屋顶上的亮瓦发呆。”（第5页）《凤凰琴》中写到余校长告诉张英才一个学生因父亲病逝而被迫辍学时说：“……说着余校长眼里忽然涌出泪花来。”（第12页）而《天行者》中则改为“余校长突然伤感起来。”（第18页）应该说这样的改动都是成功的，毕竟一个半大小伙子和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年男人动不动就哭鼻子，让人感觉有点矫情。再如《凤凰琴》中张英才跟着舅舅赶了20多里山路来到界岭小学，余校长跟舅舅打招呼时，“舅舅笑笑说：‘还不是想来赶早饭！’”（第7页）而《天行者》中则改为“还不是想赶来吃午饭！”（第9页）。这一改动也比原作更符合逻辑，张英才的舅舅是早晨到他家的，经过一段小别扭还有收拾行李的时间，又走了20多里山路，等他们赶到界岭小学时肯定已近中午了，所以说“赶来吃午饭”从逻辑上来讲更为合适。应该说类似的改写对于小说的细节表现都有所提升，是成功的。
然而也有一些细节的改动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凤凰琴》中张英才和舅舅前往界岭小学的途中舅舅勉励外甥说：“我在那儿待了整十年才解决了户口和转正。”（第6页）《天行者》中改为：“我在那儿待了好几年才转为公办教师……”（第7页）可是《凤凰琴》中后来也有邓育梅告诉张英才余校长不让诉苦的话：“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吗？”这就与前面万站长自述在界岭小学待过十年构成了呼应。而《天行者》中同样有这段邓有米告诉张英才余校长不让诉苦的话，并且未作改动，仍然是“……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吗？”这就与前面万站长的自述不太吻合了。因为“好几年”跟“十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再如《天行者》中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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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后文情节相照应，给万站长安排了一辆自行车，说万站长跟张英才上山前走到一家小店，“万站长将自行车存在店主家”（第8页），然而此前却没有留相应的伏笔，小说一开始写张英才等舅舅来自己家时，仍跟《凤凰琴》中一样：“近半个月，张英才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去界岭的那条路上远远地走着……”（第2页）并没有写万站长骑着自行车或推着自行车。因此《天行者》中万站长这辆自行车出场显然有些晚了，显得有些突兀。这样一些细节是还可继续打磨的。至于“续作”中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后文还将提及，这里姑且就此打住。
其二，为了将《凤凰琴》“续写”成为长篇小说，作者在《天行者》中对《凤凰琴》中的许多人物进行了“命名”，并且对人物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改写，以期为后面的《雪笛》与《天行者》埋下伏笔。《天行者》中将界岭小学的“邓副校长”改名为“邓有米”，而不是此前的“邓育梅”和“邓有梅”。对邓有米的妻子、蓝飞的母亲蓝二婶子、村长等原作《凤凰琴》中没有命名的人物也一一进行命名。这当然是为了后文叙述的方便。不过这些命名也并非没有问题，比如蓝飞的母亲，《凤凰琴》中被称为“蓝二婶子”，而《天行者》中则被重新命名为“蓝小梅”。蓝飞的母亲嫁给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又是排行第二的话，那么外人称呼其“蓝二婶子”名正言顺。《天行者》中将蓝飞的母亲直接命名为“蓝小梅”，是让蓝飞从母姓了。而通常，越是封闭落后的地方，父权思想越重，若非父亲是上门女婿或其他特殊原因，则子女一般都从父姓。即便蓝飞的父亲早年去世，但他既非遗腹所生、母亲又未改嫁，一般说来也仍
应从父姓才对。这一点，续写中恐怕应该提前对此加以铺垫才比较妥当。当然，为了安排后来余校长与蓝小梅的结合以及张英才与叶碧秋的相爱，作者也对原作《凤凰琴》进行了一系列改写。《凤凰琴》中写舅舅早晨赶到张英才家，张英才出来相见时有这么一段：“张英才看了一眼舅舅的脚，从乡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这大清早的露水重得很，舅舅的皮鞋上却是干干净净的。他觉得心里有数了……”（第5页）张英才有什么“数”了呢？因为此前他几次看到舅舅到“隔壁垸”去，此刻又经过这一番研究，所以他肯定舅舅是从“隔壁垸”的“蓝二婶子”家中来。换言之，万站长是在蓝二婶子那儿留宿的。万站长跟蓝二婶子的私情通过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被证实了。而在《天行者》中作者把此处张英才的观察删掉了，为的是净化万站长和蓝小梅之间纯洁的“知己”关系，以便为后文蓝小梅与余校长的结合做铺垫。当然，《天行者》中对《凤凰琴》“改写”最多的地方还是当属为小说后半部分张英才跟叶碧秋的相爱而做的铺垫，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艺术节活动方案
定时说说其三，从作品语言上来看，《天行者》对《凤凰琴》进行了一系列的“更新”。作为一个以写作乡土小说而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并且以忠实的乡土写作者自居的作家，刘醒龙早期作品的语言带有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清新纯朴的“乡土味”，这在他的《凤凰琴》《村支书》等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后来的写作中，语言风格则有着缓慢的改变，用字用词也逐渐消弭了原有的地域特。这种现象在《凤凰琴》的“续写”中也有所表现。小说《凤凰琴》一开始，写“张英才坐在垸边的大樟树下看完手里拿的那本小说的最后一页”（第3页），而到了《天行者》中则改为“在村边大樟树下坐了一整天的张英才，再
次看完让他爱不释手的小说的最后一页。”（第1页）在之后的叙述过程中，凡在《凤凰琴》中写为“垸”的，也统统改为“村”或“寨”。由“垸”改为“村”，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字之变，却是一种语言的更新。因为“垸”是带有浓重地域彩的词汇，“垸”字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湖南、湖北等地，在沿江、湖地带围绕房屋、田地等修建的像堤坝的防水建筑物。”③而“村”则是非常普通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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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自助餐用语，不带有任何提示性的地域彩。
在称呼语上，原先《凤凰琴》中那种带有特有的乡土气息的称谓，《天行者》中也都作了相应的改动。例如对于父亲的称谓：《凤凰琴》中当张英才告诉母亲看到舅舅到“隔壁垸里去”的时候，母亲让他“看见也当没看见，不要和别人说，也不要和你父说”（第4页）；余志去向张英才和孙四海借止痛药时说：“我父问你们有止痛的药没有”（第15页）；叶碧秋带父亲来给张英才搭灶时说：“张老师，我父来了”（第17页）……而在《天行者》中，上述各处则分别改为“也不要和你爸说”（第3页）；“我爸问你们有止痛药没有”（第23页）；“张老师，我爸来了”（第27页）。对父亲的称呼由“父”变为了“爸”，“父”显然是带有某种古风和地方彩的，而“爸”则是一种更为普遍化的称谓。与之类似的还有《凤凰琴》中张英才给女同学写信时的自言自语：“天下女伢儿都爱听假话”（第4页），而在《天行者》中则改为：“越是漂亮的女孩子越爱听假话”（第5页）。而举凡《凤凰琴》中用“伢儿”的地方，《天行者》中也都改成了“孩子”这样一个更为普遍化的用语。
语词的细微变动，看似微不足道，但作者既然着意对其进行全面更新、“去地域化”，使其更为“普遍化”，却也内蕴了某种有意识的追求。在那篇《关于〈天行者〉的问答》之中，刘醒龙说：“1992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只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11年（笔者按：应为17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感恩。”“11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11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也就是说，当年写《凤凰琴》时，作者对于题材的选择、对于主题的探索并没有多少有意识的追求，他只是近乎本能地写出自己内心的感动。而十多年之后，
特别是当小说《凤凰琴》及同名电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将民办教师拉进公众的关注视野之后，刘醒龙对自己在《凤凰琴》中所表现的民办教师，也开始由感性认知，上升为理性思索。同时也超越了那些具体的让自己感动的民办教师个体，开始从整体上关注民办教师体的命运，并且评价他们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最终，他得出结论，并且在《天行者》的扉页上向这一体致敬：“献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为20世纪中国民办教师树碑立传的诉求，作者才在《天行者》中对那些带有明显地域彩的语汇进行了更新、“去地域化”。因为《天行者》所写的已不单是湖北或是某个地域的民办教师，而是全中国的民办教师。超越地域，更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去黑眼圈小窍门
如果说上述语汇的“更新”代表了一种“泛中国化”的诉求、是一种对表现对象的空间拓展，那么另外一些
语汇的使用或改动则代表了作者企图突破既有时间限制的努力。这种现象表现在对于原作《凤凰琴》中的“乡文教站”、“高考预选”、“县教委”等时代特明显的词汇的更新上。在《天行者》中，上述名词分别被替换成了“乡教育站”、“高考”、“教育局”等更贴近当下的词汇。这样一种替换模糊了原有的时间界限，也是一种谋求“普遍化”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除时代所带来的“阻隔”感，更能引起今天读者的共鸣。
当然，原著《凤凰琴》毕竟是写于十几年以前的作品了，当刘醒龙决意对其进行“续写”时势必会遇到一个如何与原著保持一致的问题。在《关于〈天行者〉的问答》中，访问者也曾就这一问题发问：“与当年写《凤凰琴》的时代、环境都不一样，十余年后，农村生活、学校教学条件的改善都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去写《天行者》，写作的视角、对人物性格的塑造等方面是不是要刻意与《凤凰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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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针对这个被要求“重点回答”的问题，刘醒龙却虚晃一，实际上是并未对这个问题进行直接回答。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也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刘醒龙的处理并非特别成功，在不少细节之处都出现了纰漏。
“细节的真实”
刘醒龙是对现实主义情有独钟的作家，无论是早年的《村支书》《凤凰琴》还是后来的《分享艰难》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作品，都显示了他追求现实主义的努力。刘醒龙本人曾写过一篇名文《现实主义与“现时主义”》并引起较大的反响。在接受访问中，他也发表过“现实主义应该尊重源远流长的传统，应该将经典性作为思想与写作时的首选”④的主张。可是什么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呢？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⑤然而从这部《天行者》来看，现实主义在作品中贯彻的似乎并不怎么成功，许多地方都没能做到“细节的真实”。下面试酌举几例：其一，《天行者》在对《凤凰琴》“续写”的过程中写到了两位支教生“夏雪”和“骆雨”。作者安排两位支教生出场完全是为了凸显民办教师“民族英雄”的默默奉献精神，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然是漫画式的：一位浪漫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一位则虚荣得让人目瞪口呆。这种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的描写使得两个人物形象显得过于扁平和类型化。当然，抛开这一点不谈，作者此处显然也忽略了“细节的真实”：“支教生”是何时出现的呢？所谓“支教”也就是指的2003年由团中央教育部四部委联合发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21世纪出现的新现象。而小说《天行者》则是“献给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进英雄”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与现实的时代脱节的问题。而在对支教生夏雪进行描写时，作者还写到了一位追求者——开宝马车的男人。夏雪在界岭小学支教的几个月里，由于宝马车开不上界岭，那个男人就将车停在教育站门口，以车为家。“黄会计也只晓得开车的人饿了就去餐馆里点菜吃饭，困了就回车上睡觉，再就是抱着电话机往外打电话。”（第91页）这个情节也未免显得过于离奇。几个月的时间，饿了可以
去餐馆吃饭，困了到车上睡觉，洗漱拉撒咋办？不晓得有钱的宝马车主人为什么想不到个固定的住处住下。作者执意让他以车为家，缺乏现实的可信性，窃以为这个细节的处理是欠妥当的。
其二，作者在对界岭小学两位优秀学生代表叶萌和叶碧秋的描写，若干细节也可以继续推敲。小说写叶萌从五年级退学后到城里打工，由于在警察抓赌时保护建筑公司的董事长有功，被聘为公司的总出纳。余校长送叶碧秋去省城时去看望他，两人之间有一番谈话：“叶萌私下告诉他，他已经将初中课程自学过了，正准备自学高中课程，再过两年就能报名参加高考。如果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叶萌考上了大学，对余校长他们而言，是再好不过的正名。”（第163页）按照小说中的交待，叶萌自然是个聪明而又懂事的孩子，是“五年级中最聪明的一个。”（第19页）而叶碧秋应该和他同一年级，也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第24页有孙四海的话：“想搭灶？我和五年级的叶碧秋说一下……”叶碧秋初一没上几天就退学了，转过年去余校长就送她进城做保姆。此时距离叶萌退学满打满算也就两年多的时间，可是叶萌竟然一边打工一边还自学完成了初中的课程！这样的天才实属罕见。须知同样被界岭小学视为高考苗子的叶碧秋正常学习也才上到初一！而两年之内叶萌竟然还要自学完成高中的课程并且参加高考！十几岁参加高考并且取得不俗成绩的现代“方仲永”的确时有耳闻，但也都是天资过人加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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