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北京人。“舒”字拆开，为字“舍予”，后取中间的“舍”字，以“老舍”为笔名。《老张的哲学》从连载的第二期开始，第一次使用“老舍”作笔名，第一期连载时用本名“舒庆春”。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满族，旧时叫“罪己诏旗人”。
  1900年，父亲舒永寿（正红旗护军甲兵）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时阵亡殉国。还不到两岁的老舍藏在家中的箱子里，昏睡了几天才躲过了一劫。老舍七岁进私塾，后进小学和中学，由于家贫，考入免收学费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师范毕业后派任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0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1922年接受基督教洗礼，跟基督教堂的满族牧师学英语，结识了燕京大学的艾温士教授，又到燕大去旁听英语课程。1922年9月去天津在南开中学教国文。后经艾教授推荐，于1924炸牡蛎年夏天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在英国期间，阅读了狄更斯等人的小说，萌发了“写着玩玩”的想法（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宇宙风》创刊号1935年9月），正式开始小说创作（老舍赴英前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时曾有过小说创作的尝试，1923年在《南开季刊》第2、3合刊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连续写出了三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小说写
在练习本上寄给国内的朋友罗常培，后来交到鲁迅手中，鲁迅的朋友、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有意出版，结果郑振铎拿到《小说月报》上抢先发表。1929年老舍在回国途中的新加坡写《小坡的生日》时，在书店里看到了第一次发表的作品。
  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任副教授、教授，边教学边创作。在随后的几年中，进入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作品。长篇小说有《猫城记》、《离婚》，著名中短篇有《黑白李》、《微神》（收于《赶集》）、《月牙儿》、《老字号》、《断魂》（收于《樱海集》和《蛤藻集》）等，此外还有《老舍幽默诗文集》。1936年夏，老舍辞去了教职，在青岛专事写作，他美国500强“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论创作》（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就是《骆驼祥子》。同年，还完成了长篇小说《牛天赐传》、《文博士》和《大明湖》（后在商务印书馆付印时毁于“一二八”战火）。
  老舍从进入师范学校开始，其职业就一直是教师，其人生轨迹从北京、天津，到英国、新加坡、山东，抗战后再从山东到武汉、重庆，最后再由美国经天津回到北京，中间除了曾到过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外，几乎是一条十分清晰的线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相比，
老舍在抗战前很少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在创作上，几乎是从一开始就一直耕耘着“京味小说”这一亩三分地，最终种成了一棵茂盛的大树。老舍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部（篇）作品，特别在长篇小说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与茅盾、巴金一起，并称“肾的主要功能现代长篇小说的三大高峰”。老舍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又被看作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二
  《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和《二马》（1929）三部小说都与“北京福娃名字”有关。《老张的哲学》展示了北京市民社会多方面的生活，以老张为主人公，以老张为了抓钱，不惜拆散两对恋人为主要情节，批判了老张的“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市侩哲学”，通过这样一个卑劣的小人，居然从歌曲家乡“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的教员兼小杂货铺老板，一跃为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展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赵子曰》描写了一北京“天台公寓”的大学生，主人公赵子曰是名正大学的学生，他虽然是一名新式大学生，却与阿Q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一天到晚都想着要当“无所不有的总博士”，宣称“莫谈学事”，整天吃酒、打牌、追女学生、玩票、逛烟馆。《二马》是老舍在英国期间的最后一部，也
是最好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从北京来的父子二人（马则仁与马威）在伦敦经商和求学的故事。通过他们父子二人与房东母女二人（温都太太与玛丽）恋爱失败的经过，说明国势的衰弱必然导致国民的受辱，同时也探讨了民族隔阂的主题。这三部小说在对“国民的劣根性”的探索过程中，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老舍回国前后创作的《小坡的生日》和《猫城记》，具有过渡性质，体现出老舍不懈的探索精神。《小坡的生日》（1931）是一部具有童话彩的作品。讲述的是新加坡华侨孩子小坡与来自亚洲各国的移民子弟一起玩耍，在梦境中共同抗敌的故事。在富有童心的作者以一个儿童的眼光看世界时，发现不但不同民族间有隔阂，而且各省的华侨间也有隔阂，是《二马》中表现出来的“民族隔阂”主题的继续和发展，但前半部中的现实生活写于新加坡，后半部中的梦境完成于回国后，造成了结构上的失调。《猫城记》（1932）则是一部具有政治彩的寓言式作品。通过一个漂流到火星上的机师，在猫国的所见所闻，表现了猫国病入膏肓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态。“猫国的重要性人物，大地主兼政客诗人与军官”大蝎，只知道升官发财，结果农村破产，城市萧条，文化荒芜，教育废弛，百姓一贫如洗，社会一片混乱。然而，当“矮人”国的军队来犯时，却节节败退，屈膝投降，导致了亡国灭种的结局。由于作品的结尾部分流露出一种严重的悲观情绪，特别是将所有政党都称作“哄
”，将“大家夫斯基哄”和信仰“马祖大仙”的青年学生都作为讽刺对象，出版后受到严厉批评，但谁也没想到，正是这部小说最后在“”中导致了作者的噩运。当时，作者自己也接受了大家的批评，承认了作品的失败，表示要“返归幽默”，“求救于北平”（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舍论创作》（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