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北京人。“舒”字拆开，为字“舍予”，后取中间的“舍”字，以“老舍”为笔名。《老张的哲学》从连载的第二期开始，第一次使用“老舍”作笔名，第一期连载时用本名“舒庆春”。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满族，旧时叫“旗人”。
1900年，父亲舒永寿（正红旗护军甲兵）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时阵亡殉国。还不到两岁的老舍藏在家中的箱子里，昏睡了几天才躲过了一劫。老舍七岁进私塾，后进小学和中学，由于家贫，考入免收学费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师范毕业后派任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0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1922年接受基督教洗礼，跟基督教堂的满族牧师学英语，结识了燕京大学的艾温士教授，又到燕大去旁听英语课程。1922年9月去天津在南开中学教国文。后经艾教授推荐，于1924年夏天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在英国期间，阅读了狄更斯等人的小说，萌发了“写着玩玩”的想法（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宇宙风》创刊号1935年9月），正式开始小说创作（老舍赴英前在天津南
开中学教书时曾有过小说创作的尝试，1923年在《南开季刊》第2、3合刊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连续写出了三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小说写在练习本上寄给国内的朋友罗常培，后来交到鲁迅手中，鲁迅的朋友、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有意出版，结果郑振铎拿到《小说月报》上抢先发表。1929年老舍在回国途中的新加坡写《小坡的生日》时，在书店里看到了第一次发表的作品。
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任副教授、教授，边教学边创作。在随后的几年中，进入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作品。长篇小说有《猫城记》、《离婚》，著名中短篇有《黑白李》、《微神》（收于《赶集》）、《月牙儿》、《老字号》、《断魂》（收于《樱海集》和《蛤藻集》）等，此外还有《老舍幽默诗文集》。1936年夏，老舍辞去了教职，在青岛专事写作，他“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论创作》（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就是《骆驼祥子》。同年，还完成了长篇小说《牛天赐传》、《文博士》和《大明湖》（后在商务印书馆付印时毁于“一二八”战火）。
老舍从进入师范学校开始，其职业就一直是教师，其人生轨迹从北京、天津，到英国、新
加坡、山东，抗战后再从山东到武汉、重庆，最后再由美国经天津回到北京，中间除了曾到过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外，几乎是一条十分清晰的线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相比，老舍在抗战前很少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在创作上，几乎是从一开始就一直耕耘着“京味小说”这一亩三分地，最终种成了一棵茂盛的大树。老舍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部（篇）作品，特别在长篇小说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与茅盾、巴金一起，并称“现代长篇小说的三大高峰”。老舍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又被看作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二
《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和《二马》（1929赞美家乡的诗）三部小说都与“北京”有关。《老张的哲学》展示了北京市民社会多方面的生活，以老张为主人公，以老张为了抓钱，不惜拆散两对恋人为主要情节，批判了老张的“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市侩哲学”，通过这样一个卑劣的小人，居然从“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的教员兼小杂货铺老板，一跃为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展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赵子曰》描写了一北京“天台公寓”的大学生，主人公赵子曰是名正大学的学生，他虽然是一名新式大学生，却
与阿Q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一天到晚都想着要当“无所不有的总博士”，宣称“莫谈学事”，整天吃酒、打牌、追女学生、玩票、逛烟馆。《二马》是老舍在英国期间的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从北京来的父子二人（马则仁与马威）在伦敦经商和求学的故事。通过他们父子二人与房东母女二人（温都太太与玛丽）恋爱失败的经过，说明国势的衰弱必然导致国民的受辱，同时也探讨了民族隔阂的主题。这三部小说在对“国民的劣根性”的探索过程中，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老舍回国前后创作的《小坡的生日》和《猫城记》，具有过渡性质，体现出老舍不懈的探索精神。《小坡的生日》（品牌定位怎么写1931）是一部具有童话彩的作品。讲述的是新加坡华侨孩子小坡与来自亚洲各国的移民子弟一起玩耍，在梦境中共同抗敌的故事。在富有童心的作者以一个儿童的眼光看世界时，发现不但不同民族间有隔阂，而且各省的华侨间也有隔阂，是《二马》中表现出来的“民族隔阂”主题的继续和发展，但前半部中的现实生活写于新加坡，后半部中的梦境完成于回国后，造成了结构上的失调。《猫城记》（1932）则是一部具有政治彩的寓言式作品。通过一个漂流到火星上的机师，在猫国的所见所闻，表现了猫国病入膏肓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态。“猫国的重要性人物，大地主兼政客诗人与军官”大蝎，只知道升官发财，结果农村破产，城市萧条，文化荒芜，教育废弛，百姓一贫如洗，
社会一片混乱。然而，当“矮人”国的军队来犯时，却节节败退，屈膝投降，导致了亡国灭种的结局。由于作品的结尾部分流露出一种严重的悲观情绪，特别是将所有政党都称作“哄”，将“大家夫斯基哄”和信仰“马祖大仙”的青年学生都作为讽刺对象，出版后受到严厉批评，但谁也没想到，正是这部小说最后在“”中导致了作者的噩运。当时，作者自己也接受了大家的批评，承认了作品的失败，表示要“返归幽默”，“求救于北平”（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舍论创作》（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离婚》（1933）是一篇世态讽刺小说，是老舍回归幽默、重返京味小说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最能体现老舍小说艺术个性的早期代表作。小说通过对北平某财政所里一小职员灰生活的描写，批判了无聊、敷衍和保守的市民性格，以及形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系统。主人公张大哥是一个带有漫画彩的喜剧形象，一个本分、爽快、能干的老派市民。他的婚姻观及人生态度深刻地体现出因循守旧、敷衍妥协、封闭自足的传统文化基因。他安于自己的小康生活，远离一切政治，但在他身上也集中了市民的庸俗，一生的使命就是替人做媒和反对离婚。“离婚”在他的辞典中的含义已不限于一对夫妻的离散，而且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的破坏，因此，他一生的神圣事业就是调和矛盾，调解争端，弥合裂缝，消弭危机，凑合着过日子，以保天下太平。然而，在他的朋友中，吴先生、邱先生、
马少爷等许多人都在准备撕毁神圣的婚姻誓约。张大哥的儿子也没有像他父亲为他盘算的那样结婚成家，而是被抓进了监狱。他女儿的婚事更让他伤透了心。作品还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老李是一个有妻儿的年轻人，对社会、家庭不满，却性格懦弱，习惯于妥协敷衍，苟且偷生，随遇而安。张大哥劝说他把妻子从乡下接来，以免他们离婚，但家庭却变成了他的地狱。作品通过这类“老中国儿女”的庸人哲学的破产和揶揄嘲讽，蕴涵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思想。《离婚》标志着老舍小说批判市民性格和形成这种性格的社会生活环境、思想渊源和文化传统的核心思想得以确立，并基本形成了简洁清新的语言特点和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牛天赐传》（1934）讲述了一个叫牛天赐的儿童，在不正常的商人家庭和不适当的学校教育中，成为一个废物的过程，在艺术手法与《离婚》相似，但艺术成就稍差。
老舍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收入《赶集》（1934山藿香）、《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三部集子中。这些作品主要以下层市民为题材，表现了“老中国儿女”的生活和精神状况。《断魂》（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3期1935年9月22日，收入《蛤藻集》）是最能体现老舍小说特的短篇小说。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现实。曾开过镖局的沙子龙身怀“五虎断魂”绝
技，“神沙子龙”的英名威震西北，但是，帝国主义洋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镖局改成了客栈。他痛心五虎断魂辉煌不再，从此远离武艺，与人无争。但在内心深处，对逝去了的生活却无比留恋、眷念。作品通过沙子龙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化中复杂心态的描绘，揭示了两种文化冲突的背景，渗透了作者对传统文明进行的深刻反思。一方面，中国传统文明正被西方物质文明所冲击，另一方面，文明的更替又是以民族压迫的方式进行的。作品对沙子龙着墨不多，对劝他献艺的徒弟王三胜和求艺的孙老者却竭力渲染，通过一桩事，三个人物和三个精彩片断，表现了沙子龙复杂的内心和性格，行文简约，构思精巧。此外，以第一人称的写法和散文诗的抒情笔调，写社会底层的一个少女因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中篇《月牙儿》，写一个“臭脚巡”一辈子不断走下坡路的人生经历的中篇《我这一辈子》，以及以作者自己初恋经历为题材的《微神》、表现下层妇女痛苦生活的《柳家大院》、表现新旧两种文化风范的《黑白李》、表现民族商业同行恶性竞争的《老字号》等，都是艺术上乘的优秀作品。
三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连载于《宇宙风》杂志第25—48期（1936年9—1937年10月）
。1939年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骆驼祥子》是老舍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现代长篇小说的一部杰作。作品以旧中国北平为背景，描写了人力车夫祥子由人堕落为“兽”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作者对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苦难命运的关怀和同情，歌颂了祥子勤劳、朴实、善良、向上的优良品质，深刻揭示了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原因。破产的青年农民祥子独自来到北平，靠拉洋车为生。他的生活目标是凭自己的力气、勤劳和坚忍买一辆车，过上安稳的生活。经过三年的奋斗，他买了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洋车夫。不久，在兵慌马乱中，连人带车被兵匪掳走。失去了洋车的祥子逃出兵营，牵了三匹骆驼，“骆驼祥子”由此得名。祥子继续从头开始，更加拼命拉车，攒钱。好不容易得到了拉“包月”的美差，可是，在杨宅得到的只是役使和侮辱，在夏宅又被夏太太引诱与玩弄，虽然在曹宅到了一点做人的感觉，但好心的曹先生却救不了他，所有的积蓄都被侦探洗劫一空；最终，在虎妞的诱骗下，做了“自己老婆的玩物”，“把他从乡下带来的那点儿清凉劲儿毁尽了”，虽然结了婚，成了家，也买了车，结果因虎妞难产而死又卖掉了车。经过这“三起三落”的折腾后，精神一蹶不振，先是被夏太太再次引诱而染上了病，后是他心爱的小福子沦为而自尽，最后的一个梦也破碎了，从此，他终于“入了车夫的辙”，开始放纵自己，自暴自弃，甚至堕落到损人利己，以出卖革命者换取金钱的地步。
虎妞是作品中除祥子外，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一个人物，她的出现，对于祥子形象的刻画、作品主题的深化、内容的丰富、情节的起伏，以及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等多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虎妞是人和车厂老板刘四的女儿，长期帮助父亲经营车厂。家庭和生活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狡诈泼辣的个性特征，在思想上打上了瞧不起车夫的烙印。但由于她父亲不肯失去这样一个廉价的好帮手，又不肯招婿上门，使她成了一个无人敢要的老姑娘。因此，虎妞既有令人憎恶之处，又有令人同情之处。虎妞对祥子的追求，虽然是极端的利己主义的，但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遇到祥子之前，虎妞早已失去了青春，对毫无温暖的家庭和贪婪的父亲也产生了厌恶和反感，只能在与车夫的打闹中发泄心中的情欲。她与祥子的“相爱”，可以说是她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而她与父亲的决裂，并不是要反抗家庭，只是她与父亲无法达成协议后的一次赌注，先将自己嫁出去，再等待重返车厂的机会。她拿出私房钱为祥子买车，也是在坐吃山空的情况不得已的选择，她始终都没有真正理解过祥子。她的死，虽然祥子是一种解脱，但对于已经有过家庭的男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虎妞虽然厉害，但是没有她怎么成一个家呢？”
作品围绕着祥子为买车以实现自己“自食其力”的理想所经历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将笔触伸向广阔的城市贫民生活领域，通过祥子与兵匪、与侦探、与车厂主、与虎
妞、与同行等各个方面关系，描绘了一幅动荡不安、恐怖黑暗的社会生活图景，从社会、心理、文化等层面，展示了祥子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至精神崩溃，走向堕落的悲剧一生，反映了城市畸形文明病及愚昧文化给人性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凝聚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病的艺术思考和批判性审视。作品采用大量的叙述、抒情加议论的心理描写，替祥子诉说着血泪凝成的痛苦心声，既刻画了人物性格，又表达了作者挚热的感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浓郁的北京地方彩，从语言、环境到风俗人情，更显示了作者日渐成熟而富有魅力的艺术风格。
四
抗战开始后，老舍曾一度返回济南的齐鲁大学任教，但在1937年底济南沦陷前便只身赴武汉，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拓展学习1938年3月，在由各派文艺家组成的“协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1938年7月，随“文协”迁往重庆，1939年又随“文协”战地慰问团赴西北，曾访问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使老舍的创作也走向了多样化。除了采用鼓词形式写的长诗《剑北篇》外，还创作了《残雾》、《面子问题》、《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等九部话剧，《
火葬》、《鼓书艺人》等长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和《火车集》、《贫血集》、《微神集》等短篇集，以及京剧、曲艺等戏曲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共有100章80万字的《四世同堂》。
黑人求婚范玮琪 《四世同堂》的创作历时五年（1944—1948），是他继《骆驼祥子》之后又一部表现北京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1944年11月第一部《惶惑》开始在《扫荡报》上连载，1945年第二部《偷生》开始在《世界日报》上连载。1946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与曹禺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在美国创作了第三部《饥荒》。1949年曾以《黄风暴》为名在美国出版节译本，被美国文坛誉为“好评最多的小说之一，也是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美国文坛对老舍及其〈四世同堂〉的评论》，《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1期）。1950年5月，第三部《饥荒》曾在《小说》第4卷第1-6期上连载，但作品以全书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已是1982年了。作品以“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八年间的北平沦陷区为背景，选取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以普通市民祁家祖孙四代的遭遇为中心，主要通过祁家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祖孙三代的痛苦生活和思想变迁，同时又以代表民族正气的钱家与代表民族败类的冠家作为对比，再以周围几十户贫民家庭作为衬托，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活的市民像，展示了国破城亡期间他们经受的心灵上和肉体上的苦痛
和屈辱。抗战期间，老舍并不在北平，但凭着他厚实的生活积累，擅长表现北平市民生活的艺术经验，竟以勃勃的雄心和巨大的容量，完整地反映了抗战八年中北平市民的深重灾难，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本质和民族败类的无耻，在反映抗战的作品中独树一帜。老舍自己也曾感叹：“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他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老舍：《四世同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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