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阅读中对⽐屈原和杜甫的爱国情怀“⼤约飞扬帏兀之⽓，峥嵘飞动之势，⼀⽓喷薄，真味盎然，沉郁顿挫，苍凉悲壮，随意下笔⽽皆具元⽓，读之⽽⽆不感动⼼脾者，杜公
也。”⽅东树的评价精辟地概括出了杜甫诗歌的特点，其中的沉郁顿挫、苍凉悲壮尤为典型。⽽很⼤程度上，造就杜诗沉郁顿挫、苍凉悲壮的正是他沉重的忧国忧民之⼼，是他⼼中对祖国、对百姓的⼀⽚热诚。
杜甫虽然出⽣于盛唐时期，整个青壮年时代也是在开元时期度过的，但其⼀⽣的⼤半都是在漂泊中度过的。安史之乱之后，繁花似锦、充满了浪漫⽓息的盛唐在⼀瞬间堕⼊到苦难之中，原本雄浑⼤⽓、乐观⾃信的盛世唐⾳化作了痛彻肺腑、凄凉⽆告的衰世哀鸣，盛唐的⾼华爽朗变作了中唐的消沉萧瑟……
伦字组词杜甫作为这个时代转折的伟⼤诗⼈，亲眼⽬睹了安史之乱时百姓在穷兵黩武和乱政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亲⽣经历了妻离⼦散的悲惨境遇，苍凉悲壮之情油然⽽⽣，并在其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中也⽆不刻录着杜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尊⼼，体现着他浓浓的忧国忧民情怀。
清宫表闰月怎么算在杜甫之前，屈原也有着⼀颗忠君爱国之⼼。屈原是我国第⼀位伟⼤的爱国诗⼈，他时刻不忘楚国兴亡，时时关⼼楚国的前途命运。“岂余⾝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惟草⽊之零落兮，恐美⼈之迟暮”他虽然知道这样会危及⾃⾝，但是还是把国家放在⾸位，担⼼楚国的政治。屈原希望“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忽奔⾛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中屈原多次以“美⼈”⾃喻，表达了他对楚怀
王的⼀⽚忠⼼，并雄⼼勃勃地要为楚怀王引路。虽然“信⽽见疑，忠⽽被谤”，但其爱国之情最终还是战胜了诗⼈去国以实现⾃⾝政治理想的私⼼，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尽在其中。可以说，杜甫的“穿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正是沿袭了屈原之情。
天宝五载（746），杜甫就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来到长安，希望⼀展宏图，为国效命。⽽当时李林甫竟让应试者全部落第，这不仅使杜甫的政治理想受挫，⽽且⽣计也⽆着落，整整困守长安⼗年。理想落空、⽣活潦倒的杜甫更看清楚了朝廷的腐朽、民⽣的苦难、世态的炎凉，但这并没有减弱杜甫对君国安危的拳拳忠⼼，对民族存亡的焦⼼牵挂，对黎庶的真⼼同情。相反，这些更坚定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更加深了对百姓的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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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车⾏》中“牵⾐顿⾜拦道哭，哭声直上⼲云霄。”杜甫试以撕⼼裂肺的哭声震撼整个时代，讽刺唐⽞宗为开边⽽多征兵役，表达了其对百姓⽆限的同情和怜悯。同时期所作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泰⼭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焉能辨皇州？回头叫虞舜，苍梧云正愁。”诗⼈在诗中⽤了富于暗⽰的象征⼿法，表现了其独到的“见盛察衰”的预见。杜甫针对现实，⼤胆揭露，流露了他对外表上依旧轰轰烈烈的⼤唐盛世的隐忧。
上岗天宝⼗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尽管当时杜甫⾃⾝难保，困顿潦倒。他还是时刻关⼼战局的胜败、国事的安危。
《悲青坂》⼀诗便是悲痛唐军青坂之败。“⼭雪河⽔野萧瑟，青是烽烟⽩是⾻。”描写了战场凄冷萧瑟之景，忧民之⼼油然⽽⽣。“请为⽗⽼歌，艰难愧深情。”(《羌村三⾸》)则是作者直吐⼼怀，希望为⼴⼤⼈民呼吁。此后，杜甫⼜作下了著名的“三吏”“三别”，感慨“中男绝短⼩，何以守皇城？”“眼枯即见⾻，天地终⽆情。”（《新安吏》）迸发着作者强烈的愤慨、感伤以及对世事⽆情的批判。《新婚别》和《垂⽼别》则描写了出征前夫妻话别的场景，⼀⽅⾯暴露了当时战乱给⼈民造成的痛苦，深刻地批判安史之乱和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抓兵拉夫的恶劣⾏径；另⼀⽅⾯有表现了劳动⼈民不怕付出巨⼤牺牲，积极抗战的⾼度爱国主义精神。新婚妻⼦劝勉⾃⼰的丈夫“勿为新婚念，努⼒事戎⾏。”（《新婚别》）⽼年男⼦感慨“幸有⽛齿存”，还可以为国出征。这⾥，杜甫的爱国之情愈显复杂，对百姓的赞扬之情进⼀步提⾼。
漂泊西南时期，杜甫虽然⾝在成都夔州，其⼼却始终与祖国与百姓在⼀起。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感伤⾃⼰未能报国⾝却先⽼了。
《枯棕》⽤对⽐的⼿法写了在军兴赋繁的情况下，作者对⼈民惨遭剥削的同情，为死者哀悼，为⽣者伤忧。“死者即已休，⽣者何⾃守？”⼀⽣⼀死，以⽣者发问，质问统治者。这个时期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难得的开朗之作，“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裳。”诗⼈⼼系国家，为国家战争的胜利喜极⽽泣，该诗不知道出了多少遭乱离⽽流浪的⼈的喜悦之情。杜甫⾄死都带着未能报效祖国的遗憾，其深刻的爱国爱民情怀显⽽易见。
杜甫关⼼国家命运，对君王像“葵藿倾太阳”，对百姓更是⽆限地同情。屈原也“哀民⽣之多艰”，但较之与杜甫，他的爱国情总有其局限性在⾥头。屈原所忠的对象是楚怀王，⼈民在他的诗歌中只占第⼆位，屈原更多的是将其爱国之⼼与忠君统⼀起来。相⽐之下，杜甫的忧国忧民则更有其进步性，他的“忧国”是⼴植于“忧⼴⼤⼈民”这⼀现实的⼟壤之上的，“忧国”既是“忧民”，他的爱国之情更有⼀种悲天悯⼈在其中，更具有现实的深刻性和⼈民性。
究其原因，其实也不难发现，两⼈的⾝世背景还是有所不同的。屈原毕竟是楚国贵族阶层的⼠⼤夫，他是⼀个诗⼈，他也是⼀个政治家。他在诗歌中的悲愤和痛哭，揭露和批判，必然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屈原认为必须君⾂合⼀才能实现⾃⼰的美好政治理想。
⽽杜甫⽣平做官不⼤，长年过着流放的⽣活，虽然也将爱国和忠君统⼀起来，多次表达他对国家中兴的希望和信⼼，但是他更多时候是站在百姓的⽴场为百姓讲话。朋友的英语
美丽的小兴安岭其中有⼀个重要的转折点，杜甫为了救房琯⽽获罪，获罪后对社会世事有了深刻的反省和思考，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渐远离皇帝⽽⾛向⼈民疾苦的过度。在丧乱中的艰难处境和见闻让杜甫看到的多是百姓的悲惨境遇，杜甫⾃然会更多地感慨百姓之艰⾟。杜甫让诗歌再次回到⼈民，回到⽣活的每⼀个脚步，回到历史的最深处。
杜甫爱民之⼼更可贵之处在于，作为儒者，杜甫真正实践了儒家的理想⼈格。“⼊门闻号咷，幼⼦饿已
卒。”（《⾃京赴奉县咏怀五百字》）杜甫在遭遇了幼⼦因⽆⾷⽽夭折的突然打击后，并不为⼀⼰之忧乐悲欢所牢笼顾影⾃怜向隅⽽泣，⽽是推⼰及民“抚迹犹酸⾟，平⼈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由⼀⼰转天下，杜甫之爱国情确实让⼈感泣。
可以说杜甫将⼀⽣都给了⼤唐和⼤唐百姓。杜甫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诗句沉郁顿挫、悲壮凄美，虽然没有屈原、李⽩的浪漫旷达，但其中蕴涵着诗⼈浓浓的爱国诗情，这份情沉重有⼒，⾜以让世⼈为之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