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篇）、雅（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前年到前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篇。
〈诗经〉在先秦叫作〈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做《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至，儒家学者把《诗》当做经典，称呼为《诗经》，列为“五经”之首。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
“风”的意思就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含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为“十五国风”，共篇。占到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赞歌》较之，《风》变得开朗，生活气息更淡，例如开篇
《关雎》写下初入爱河的青年。《氓》写下被丈夫舍弃的女子的伤感。《静女》写下爱情时的错综复杂心理。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
“赞歌”就是祭拜乐歌，用作宫廷宗庙祭拜祖先，祷告歌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制与抵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充分反映。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是中国几千年来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此后，它与《书》、《礼》、《易》、《春秋》并称“五经”。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虽经秦始皇焚书，但《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
《诗经》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据关键的地位，对后代文学影响非常大。
《诗经》的表现手法：一、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二、《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二：四言为主，章节复沓，反复咏叹。
为何说道《诗经》就是我国诗歌的光辉起点?
相传，我国古代有“采诗”的制度。远在尧、舜、禹、夏、商、周的时代，朝廷就设有专门采诗的官员，每年的正月或者八月，在民间征集众口头流行的歌谣，然后把采集
去的歌谣送给乐官太师，乐官芭蕉叶上乐谱，献唱给天子听到。天子则靠这些诗歌洞悉风土人情，介绍民间疾苦以及老百姓对朝廷政治设施的充分反映和意见。《诗经》就是周代乐官们搜集并经过加工整理的歌谣，它前后筹划了五百多年，并且被不断地润和删改，精心选集，分门别类，按“风”(民间诗歌)、“雅”(贵族官吏诗歌)、“赞歌”(宗庙祭拜诗歌)三大类，展开加工整理，最后挑选出三百零五首，编制成一部诗歌总集。当时，这部诗歌总集就叫做《诗》，或按其诗篇之整数，表示《诗三百》。
春秋时代，雄并起，各诸侯之间，交往频繁。许多王侯贵族、公卿大夫，为加强自己的外交辞令，使语言含蓄婉转且优美动人，常常借用诗句来表达意见和态度。这种风气越演越烈，以至一时形成风气，上层
人物说话办事，多引诗传情达意，证其得失，否则就觉得大失面子。
《左传》襄公十六年还记述，晋平公继位没多久，一次大宴诸侯，使奉迎的诸位大夫，赋诗并分体式乐舞，还明确提出“诗歌必类”，即为建议所赋诗歌，应当合乎宴会内容。不料齐国大夫燕国为，赋诗“不类”，晋大夫荀偃立即拍案而起，怒声点点头：“诸侯存有异志矣!”指出齐国存有倔强之心，于是和奉迎的其他大夫盟誓：“同讨不庭!”只因赋诗不当，几乎引起一场大祸，可知稔熟《诗》在春秋时期，就是何等关键!据后人统计数据，一部《左传》，记述春秋时期政治、外交活动时，惹来诗之句，竟达二百五十条，其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出自于《诗三百》。
正是在如此时代氛围中，孔子对《诗》推崇备至，不只授徒讲学，把它作为主要课本，还多次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到了汉代，朝廷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创者孔子的地位，一下子被抬得很高，直至奉为“圣人”。爱屋及乌，孔子推祟的《诗》，也被看作重要经典，因而出现了《诗经》这一名称，并广为流传，沿用至今。
《诗经》就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就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它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充分反映，具备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两千多年来，《诗经》如巨眼喷泉，一直流泽和滋润着中国诗歌这条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哺育着众多才华卓绝的文人墨客。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而且早在古代就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十八世纪时，还传播到了欧洲，时至今日，世界上各种主要文字，都有了《诗经》的翻译本。《诗经》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做为学乐、缀文的教本；其二，做为宴乐享、祭拜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话语应付时做为陈曾寿的工具，以此表情言之有物。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
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诗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整体表现，贴近了《诗经》的文学功能，就是真正的“诗言志”——充分反映与整体表现了对文学促进作用与社会意义的重新认识，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例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就是用小谏”等。诗歌作者就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去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抒发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至颂扬、赞美、进谏、嘲讽的目的。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就是并使诗赋诗言志真正贴近《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促进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孔子指出：“《诗》可以启，可以观，可以，可以恨。”（《阳货》）这就是孔子对《诗经》所做出的具备高度概括性的“启、观、、恨”说道，也就是他指出《诗经》之所以可以产生很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启、观、、恨”说道阐述了《诗
shijing经》的社会功用，既带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病毒感染人，引起读者的想象与M18x，又贴近了社会与人生，达至了新颖功效。
诗经价值
1.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氏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氏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含爱情、婚姻、祭拜等多个方面。例如《邶风·静女》写下了贵族男
女青年的相悦重归于好；《邶风·终风》就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来其东门》充分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相同侧面和角度充分反映整体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彰显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就是介绍中国古代婚姻史较好的材料，从中也能够了解到古代男女看待婚姻的相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宝贵的民俗材料。
2.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比如，《小雅》的《南存有嘉鱼》《南山存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寥萧》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所述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实行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充分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领域的广为。又例如《小雅·彤弓》，记述了天子获赐军功诸侯以彤弓，表明周初以来，对于军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必须获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不予颁授。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就是王者宴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归入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就是“燕飨通用型之乐歌”诗中所写下，不光宴乐享嘉宾，还牵涉圣埃蒂安德（“示我卢钦”）、德（“德音孔昭”），从而表明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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