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　第3期兰　州　学　刊No.3　2009
  总第186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86　卡夫卡作品与俄狄浦斯情结
李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致父亲
[摘要]　由于种种原因，俄狄浦斯情结在卡夫卡身上一直延续并在其作品中呈现。面对超我的道德压力，卡夫卡的自我心理防御机制采取了移情、写作和自我惩罚来暂时转移或缓解他的恋母和仇父心理。由此造成了卡夫卡痛苦的悲剧人生，同时却成就了其作品神奇的悖谬特质。
[关键词]　俄狄浦斯情结；移情；写作；自我惩罚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9)03-0043-03　[收稿日期]　2008-11-10 [作者简介]李满意，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博士生。
  从叶廷芳先生主编的《论卡夫卡》一书中不难看出，有研究者已经探讨过卡夫卡作品中潜藏的俄狄浦斯情结；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人通过婚姻和家庭可以摆脱这一困扰，而卡夫卡为什么在其作品(包括小说、日记和书信)中反复表现这一主题?首先是因为卡夫卡从小严重缺乏父母之爱。他出生不久后，其父要求母亲到
外工作，孩子被推给严厉的女厨师和仆人，导致卡夫卡自幼缺乏安全感并将母爱缺失的矛头指向父亲。更糟糕的是父亲教育子女的方式主要靠语言暴力和手脚功夫，幼年时父亲曾恐吓要杀死卡夫卡，类似的阴影成为他终生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成年后母亲因畏惧父亲只能小心地关爱儿子，卡夫卡只能通过生病与母亲来亲近[1](P92)；并认为父亲生病时支开自己,“把母亲强留在身边”[2](P499),《致父亲》中那种深刻的积怨正是诸如此类的累积形成的。卡夫卡一再强调父子间天性决定的敌对性,“毫无疑问，卡夫卡自己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认识父子关系的”[3](P218)。其次，卡夫卡也一直逃避婚姻。这两个主要因素使得俄狄浦斯情结终生困扰着卡夫卡。然而，在超我的强力监视下，卡夫卡的自我以何种方式使得潜意识的这一欲望得以延续?本文正是从移情、写作和自我惩罚三大角度来分析、审视卡夫卡如何在其作品中传达其恋母和仇父情结，以及这种传达中的挣扎和痛苦带给卡夫卡作品的影响。
一、恋母·移情
弗洛伊德认为为了同时满足超我的道德监督和本我的欲望，处于夹缝中的自我会不断实行权宜之计缓解矛盾。卡夫卡也正是通过移情来转移其恋母情结，并使其暂时得到了隐藏。
精神分析学中，移情(transference)是指病人在过程中将自己潜意识内的某种特殊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卡夫卡则将自己的恋母情感转移到他认同的另外的对象：妹妹奥特拉，情人菲利斯和密伦娜，这三者与卡夫卡精神上需要的母亲具有相似性。
奥特拉是卡夫卡写作的知音，但更重要的是她“就像我想象中的母亲：纯洁，真诚，不虚伪，干事合乎逻辑，不卑不亢，敏感但不过分，自立但不自封，内向但很勇敢。我这里提到奥特拉，是因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母亲的影子”[4](P138)。卡夫卡毫不掩饰对奥特拉的喜爱:“我与你在一起生活胜过任何其他人，我甚至都不愿意须臾瞥一眼旁人……我对你的关心胜过任何人。”[2](P62)虽然他劝妹妹结婚:“有时你提及这事时的口气似乎是在干不正当的行为，实际上恰恰相反……你尽可以为了我们成婚吧……我则会为我们俩而保持独身。”[5](P107)这些话(着重号为笔者加)极像情人间的难言之隐。卡夫卡不愿提及妹夫甚至梦中还在反对妹夫的观点;[5](P101)脑子里想的是,“如果站在那儿的不是我的妹妹，而是我的妻子，那该怎么办”[6](P392)。《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听妹妹拉琴时对他也产生了爱情幻想:“对妹妹的眷恋，表现出了他好斗、自私和的本性”[7](P240)；而格里高尔身上带着卡夫卡潜意识的烙印。卡夫卡对妹妹的幽默诙谐更可说明他对妹妹的情感特殊。他称妹妹为“小救济站”、“书记员”，声称自己“靠奥特拉的脂肪生活”[5](P177)———事实上妹妹对其的扶助确实是一生倾其所有，所以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在奥特拉这舒服。[2](P242)与菲利斯解除婚约之际，卡夫卡说:“我同奥特拉过着小小的美满的婚姻生活”[2](P208)；这些话印证了诙谐的潜意识的目的是“通过减轻抑制和局部消耗来产生快乐”[8](P168)，是潜意识在超我压抑下的变形抵抗———这种抵抗还通过笔误表现出来。在奥特拉即将结婚时卡夫卡匆匆写道:“奇怪的是，这恐惧总是对着妹妹的，不，这是不对的”；尔后发现不妥时又将原句划掉(译者注)[4](P299)：这是突涌而出的潜意识冲动，被划掉正是
超我小憩后的惊醒。
虽然妹妹是最接近卡夫卡理想中的母亲形象，但是却无法徜徉于超我的强光下；于是卡夫卡将移情对象转为能被超我认可的其他女子：以菲莉斯和密伦娜为代表，菲莉斯非常有主见并且有魄力，后者则被卡夫卡称为“密伦娜妈妈”。[4](P442)但从卡夫卡写给两位女性的情书来看，正如骑士歌手一样:“即被歌颂的对象并没有被‘真正地’追求着。”[4](P478)在给菲莉斯近150万字的527封情书中，卡夫卡不厌其烦地奇怪地“威胁”着未婚妻,“等待你的……是在一个呆头呆脑、郁郁寡欢、沉默寡言、不满意、病怏怏的人身边，过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这个人在你看来像个疯子，看不见的锁链把他束缚在无形的文学之中，要是有人接近他，他就大声嚷嚷人们触碰了这锁链”[6](P431);“我沉默寡言，不合，郁懑、自私、爱猜疑，并且真的有病”[6](P438)。可见卡夫卡将克尔凯郭尔式的名言以变化多端的形式表达着:“嫁给我，你会后悔的，不嫁给我，你同样会后悔。不管你是否嫁给我，你都会后悔莫及的。”[4](P184)这种两难实质上是卡夫卡自我难以应对超我与本我的纠结，没有到不负如来不负卿的两全之法。在这种冲突下，卡夫卡曾以疾病、父亲的反对和写作等十分严肃的理由多次拒绝婚姻。但是在以为由拒绝菲利斯后，他很快又一次订婚。每次解除婚约后，卡夫卡都有一种解脱感，而那段时期也会成为他创作的高产期。可见，卡夫卡“恋爱”的本质是移情，只是在不断转移潜意识的欲望，延续在卡夫卡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才是根深蒂固的。
二、仇父·写作
除了通过移情来转移其恋母情结外，卡夫卡还通过写作来释放他的仇父心理。卡夫卡也曾以写作为由拒
绝婚姻:“写作完全就是我自己。爱好可以戒掉，或被抑制。但写作就是我本身；当然我也可以被撕掉、被压抑”[6](P432)———因为“写作是我唯一精神生存的可能……只有在精神形象中我才是清醒的”[6](P338);“我十分讨厌讲话……这种交流方式使我表达出的东西丧失了意义和重要性……只有写才是适合我的方法”。[6](P429)而实际上写作的根本原因是:“小说就是我，所有的故事就是我”[6](P189)，因为“如果我有足够的力气按自己内心的想法行事，我会把已完成的小说揉成一团，扔出窗外!”[6](P141)“我写的是关于你(即父亲———笔者注)的事，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怀里不能发泄的。”[5](P267)这才是卡夫卡将写作视同存在的根本原因：写作能释放他潜意识中的仇父心理。从卡夫卡的整个创作尤其小说来看也是如此，其写作的主要脉络是以父亲为线索。
卡夫卡曾希望将《司炉》《变形记》和《判决》收在命名为《儿子们》的书中，因为三者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秘密的联系[2](P145)，而《判决》和《在流行营》之间也有着惊人的联系。[2](P187)尤其是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自从我决定把这本书题献给我的父亲后，我非常希望它能马上出版。我并不是想借此求得父亲的谅解，敌意的根子从这儿是拔不出来的”[2](P298)；而集子中的篇名例如《家长的忧虑》等显然也是煞费苦心的。可见卡夫卡的写作既是对父亲的反抗，也有想对话的妥协；但是父亲淡漠地“放在床头柜上”[5](P267)，使这种对话的愿望彻底失去了积极意义。
卡夫卡的写作源自对父亲的恐惧和反抗,“卡夫卡特有的悲剧性在于‘反抗与惩罚’之间带着宗教仪式的你死我活的抗争，特别是儿子对父亲的反抗及父亲对儿子的惩罚”；并且“这个循环是如何被那俄狄浦斯处境
所启而终于成为劫数”[9](P626)。不过卡夫卡小说中父亲的形象是晦涩的，总体来看可大致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父亲形象。
其一是类似于卡夫卡超我认同的父亲形象———包括精神上的父亲：上帝和社会权威的父亲即法。“卡夫卡的上帝是他的‘父亲形象’的扩展和放大”[10](P242),“在中篇小说《判决》中，他赋予一个平常的父亲以全能和全知的上帝表征。他要求儿子交还他所给予的生命，儿子便服从了这个上帝的判决。”[3](P218)而人无论怎样企图与上帝对话、接近都不可能：这正是现实中的父亲在卡夫卡宗教世界里的投射。卡夫卡一生都未能与父亲在精神上成功对话，只有死亡才能达成某种可能的和解:《城堡》《在流行营》以及《判决》都是典型代表,K的最终命运已成为卡夫卡的谶语。《法的门前》《诉讼》中的法带有不可抗拒性而令人恐惧服从，这是一生都生活在父亲那种专制、不可理喻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卡夫卡，对于法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对法的恐惧已经深入他的骨髓，甚至成为其本质[4](P268,P335)；所以，即使卡夫卡有经济条件独立生活时，他依然选择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其二是卡夫卡自我矛盾心理的父亲形象：同情父亲为家庭所作的牺牲，内疚自己无力承担家庭重任连累父亲；同情和仇视心理纠缠着卡夫卡，最明显的表现是《致父亲》、《变形记》以及《判决》。“外在的盖奥尔格与外在的卡夫卡相一致，盖奥尔格在俄国的朋友则与内在的卡夫卡———其作品里的、特别是其日记中的卡夫卡惊人地相似，盖奥尔格的父亲则代表上帝的一个侧面；而盖奥尔格最终服从了父亲的判决则是源于他内心的负罪感：恋母和对父亲的仇恨。”[11](P144)。《判决》是卡夫卡一晚上一气呵成
的，事后他才发现小说居然和自己如此相似,[6](P370)这正是无意识的杰作。
其三是卡夫卡潜意识中被仇视的父亲形象。卡夫卡甚至有过“弑父”的言论:“要是有谁说密伦娜的坏话，比如父亲(我的父亲)，我同样会杀死他，或者杀死我自己。”[4](P358)苦心写好却并未寄出的《致父亲》,“表明他对心理分析学的基本知识及其意图是本能地极其熟悉的。像《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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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中篇小说把俄狄浦斯的境况———儿子在家庭和父亲面前的地位———变成文学形象……他把被贬低和降格成父亲形象的上帝形象重新置于其信仰范畴内的本来位置上。……弗兰茨·卡夫卡及其作品的意义……它们在危机
的基础上和危机的形式中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认识。”
[3](P218)
三种父亲的形象中自我的父亲形象是最复杂的(如下图所示)，体现了卡夫卡的自我无法从容面对超我和本我的夹击，既无力左右逢源两边示好也无法独立抗拒双方的压力；而这种痛苦的挣扎却带给卡夫卡作品独特的魅力：黑幽默式的反讽自嘲，结构和解构并存的张力，梦呓般的预言与真实的荒诞等等；简言之，其作品体现了无处不在的悖谬美学
风格。
三、缓解·自我惩罚
虽然卡夫卡说写作是痛苦的良药,[6](P261)
并使他
得以生存;[6](P188)
而且“我写了越多，越解放自己，可能对你
就越纯洁，越高尚。”[6](P82)
但是写作虽能够释放部分仇父心理，却并未真正消除卡夫卡和父亲之间的积怨仇恨。同时超我的存在使自我暂时满足本我之时也产生了负疚心理，自我防御机制由此出面调解冲突，尤其是要照顾到超我的情绪。自我惩罚正是无可奈何之举，以期缓解负疚心理。
第一是想象性的自我身体惩罚。“刑罚对我来讲特别重
要，我所干的事情无非是受刑和施刑。”[4](P415)
“最近，我给自己立下了以下的愿望:‘在经过时，脖子被人套上绞索，毫无顾及地从底层窗口拉进，鲜血淋淋，衣衫破碎，穿过所有房间顶棚、家具、墙壁和天花板。及至房顶，绞索却空空如也，原来当绞索穿过房顶瓦片的刹那，我的最后残留物却失落
了。”[6](P441)
听来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这是四根柱子，中间两根有木棍穿过,‘违法者’的双手被捆在这根棍子上；外面两根柱子上插着的棍子是用来捆脚的。这个人被这样固定后，人们就慢慢地继续往外扳这几根棍子，直至这个人
从中间裂为两截。”[4](P404)
他还曾强调将《变形记》和《判
决》统一用一个书名《惩罚》。[2](P169)
但是这种刑罚的痛楚却并没有消除精神上的苦痛。
第二，既然想象性的惩罚没能治标，卡夫卡就对自我实行了更加严厉的自我惩罚———内向投射(introjection )，将指
向外界的攻击和伤害等情感投向自身。当卡夫卡患有心神
经机能症时，医生建议电疗遭到拒绝；在咯血后经朋友一再催促才去看医生;“他多次住进疗养院，但又一再中断，常常是开小差溜走的……卡夫卡不愿意把身体‘治
愈’”[12](P170)
;“卡夫卡恰恰强力地促成了的发作，为的是解放自己……病魔不过是为了摆脱费利塞的借
口”。[12](P165)
但是由于这种自我心里防御机制较低级原始，不但效率差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如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等
心理疾病等。[13](P372)
正如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一样成为潜意识的双刃剑：既满足他反抗上司和推卸家庭责任的愿望，又由于负疚心理甘心接受应受的变形和死亡惩罚；所以“无心的事故往往都产生于某些被意识精心掩藏着的动机。偶然
受伤往往是由潜意识中的内疚促成的自我惩罚。”
[14](P247)
由此，内疚不但没有消除，而且带来了新的负疚感。卡夫卡自我痛苦地徘徊在超我与本我的生死纠结之间，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惩罚最终导致其崩溃和毁灭。移情、写作和自我惩罚表达了卡夫卡爱恨不能悲欣交集的悲剧性人生，同时却成就了卡夫卡作品令人痴迷的悖谬特质；悲幸皆源于其一生苦于隐藏、苦于摆脱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充满张力的悖谬美学特质正如卡夫卡的遗言“杀死我，否则你就是杀
人犯”[15](P215)
一样，恰恰是卡夫卡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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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俊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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