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 丽 娟 |
【关键词】李白； 苏轼； 天真执着； 通脱超然； 清新自然； 平淡古朴 |
【指导老师】李 胜 |
【专业】汉语言文学 |
【正文】 李白和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星空中璀璨的两颗明星。后人尊称李白为“诗仙”，而苏轼也被尊称为“坡仙”。在我国文学史上被冠以“仙”的尊称的大概也只有他们两位了。李白其人其诗一直广受关注，一直是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在海外，亚洲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李白早有研究，日本研究李白的历史尤为悠久。李白在西方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喜爱，不少西方学者认为： 李白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诗人，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诗人，他的诗歌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近年来，世界各国研究李白的学者越来越多，李白的影响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相反越来越大。[1](p7)苏轼同李白一样，同为一代巨擘，历来被认为是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其创作成就堪称北宋文学的最高峰。直到现在，苏轼的思想和创作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苏轼在海外也广有影响，不仅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苏轼研究有十分深厚的基础，在欧美文学界也不断有值得借鉴的成果问世。[1](p10)苏轼一向是赞誉李白并向之学习的，因而他们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比较两者的人生态度和诗歌风格，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两者的相似和差异。 李白和苏轼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均为一个朝代的文学巨擘。李白是盛唐诗歌的典型代表，苏轼则是隆宋文坛的领军人物。他们同为蜀人，然而却一生时光都游历在外，终老他乡。他们均天才丰赡，少年得名，被后人视为天生才华的代表。他们同样受到儒、道、释各家思想的影响，同样“奋厉有当世志”，有着积极入世、追求功名的实际行动。在个性气质上，他们都本真豪放、潇洒自由、乐观旷达。 他们都具有忧时伤国、济世爱民之心，关心国家的命运、人民的苦难。面对黑暗的政治和祸国殃民的当道人物，怒目以对，刚正敢言，不因个人利益和安危而退避，表现出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原则，尽管在人生旅途和宦海生涯中饱受打击、磨难，依然是非分明，守正不阿。 尽管李白和苏轼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两个仍然是个性鲜明的个体。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两者的人生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诗歌风格的差异。 一、 人生态度：天真执着与通脱超然 李白生性真率豪放，一生自然本，以天真而执着的态度面对世界，似乎未经历练陶铸，没有掩饰。他的那些愿为宰弼的大话，有些幼稚可笑，但都是他的真实想法。[2](p2)苏轼的性格豪迈旷达，几经宦海沉浮，颖悟人生。因此，苏轼常常显露出一种游戏人生的成分，不时表现出幽默讽刺调侃的一面。 两者都处于逆境的时候，李白真而放，因此遭遇不平、身陷囹圄时，是悲愤，是发泄，是狂呼：“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万愤词投魏郎中》）。苏轼旷达，在遭受打击惊吓之后，能以通脱超然的态度对待逆境，有时不妨自我调侃和解嘲。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序言中就曾这样说：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苏轼）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3](p2) 李白自信、天真、狂傲、仗义。他对待人生就像一个在炎热夏天玩耍的孩子，不愿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通体透明，不躲不藏，无遮无拦，潇洒的做人，潇洒的做事，潇洒的作诗。想做官了，他就说“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南陵别儿童入京》)；做不成的时候就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苏轼认为人的得失沉浮组成了人生不定的和漫长的持续过程，主观意志不能完全左右，因此他主张采取随缘自适、超然于物外的态度来抓住新的希望。他的一生从满怀信心的追求政治抱负的实现到淡化功名意识而追求精神满足，对人生采取一任陶铸的态度，把人生视为一个不断超越现实与自我的精神追求过程。 时代背景、家庭出生、思想影响、人生经历都是形成人生态度的关键因素。以下将试着从上述几方面论述两者人生态度形成的原因： （一） 时代背景 盛唐和隆宋，显然是有极大差异的两个时代。盛唐是一个真正开放和国力强大的时代，广大世人洋溢着自信和建功立业的精神，主体的自觉意识较强，其行为的自由度也比较宽。开元、天宝时期，是大唐帝国的全盛时期，经过一个世纪的治理和发展，唐朝出现社会稳定，经济高度繁荣，思想自由活跃，国势空前强盛的局面。盛唐时代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宽松给了士人开阔的视野胸襟,鼎盛时代的气魄精神又激发起士人强烈的功名之心。但尚武轻文的唐代,进士录取的比例仅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大量人才被排斥在朝堂之外。盛唐十几位著名诗人,如王昌龄、杜甫等,都流落于草野之间。建功立业的理想同入仕艰难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了士人普遍的失望、愤懑的情绪,但盛唐人又能始终保持进取的热情。出生于八世纪之初的李白，其一生几乎和盛唐相始终。所谓“时势造英雄”，强大的国势激发了诗人不甘平庸，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宋代的科举考试给予了士人更多的参政机会。闭门苦读、科举入仕的蔚然成风,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因此,“历数千年之演进”的华夏文化在“赵宋之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的士人亦呈现出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鲜明特。然而,宋代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加之党争及的迫害,文士在对外改变自己、顺应社会的同时,却将自我品格的完善看作人生的最高目标。北宋仁宗时期号称“隆宋”，文人的待遇纵然优厚，但实际上国家虚弱，外患内忧，危机四伏，自神宗以来党争严重。士大夫文人的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心态上远远不如唐人自信和自如。 （二） 家庭出身 李白先世于隋末远谪西域，居于碎叶。李白五岁时候随父亲迁居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他的家庭是比较富有而且颇具文化素养的商人家庭。虽然出生布衣之家，他常常自认为是李唐宗室，但实在是谱牒难求，因此得不到李唐王室的承认。其先祖隋末逃往西域，其父时回到四川安家，这期间几百年深受异族文化的影响。李白异于中原的非同寻常的仪表气质、目光神态，明显表现出异域的彩。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文学世家，祖籍赵郡苏氏，为名门望族。他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为典型的士大夫文人家庭（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因而李白和苏轼分别成为各具特的中国文人的典型，代表着不同的“士文化”类型，李白是较为纯粹性的平民诗人，苏轼则为典型的士大夫文人。这与其家庭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思想影响 由于家庭背境之不同，二人所受教育也有差异。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又“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青年时代又曾在蜀中从赵蕤学纵横之术。由此可见，李白学习涉猎很有“杂”的彩。李白除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外，又深受道家思想和道教的影响，形成他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性格。他积极要求从政又热烈向往山林隐逸生活；他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拯物救世，又蔑视富贵利禄，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不愿受到封建秩序的束缚。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成为他终其一生热烈追求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的基础；道家超脱尘世的思想使他追求绝对自由、蔑视权贵，有时甚至求仙访道、炼丹隐遁；游侠思想又使他重诺轻物、轻视传统、养成一种傲岸不屈和豪纵狂放的性格。儒、道、侠三家思想有很多是矛盾的，这导致李白思想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求仕与隐遁的等思想行为相互交杂。相对而言，苏轼所受到的则是较为正统的儒家教育，我们从苏轼早年他父亲命他作《夏侯太初论》和他与他母亲关于《后汉书范滂传》的谈话，以及后来他又到名儒刘微之处从学，可知他是受到颇为严格的传统教育。儒家正统教育使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是“学而优则仕”，封妻荫子，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一生积极入世，但其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喜读《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佛、道思想影响加深，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仍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无施不可，可以说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 （四） 人生经历 李白一生漫游、隐居，四海为家，行止相对自如，李白高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可见他是一位典型的自在“游士”。李白虽也曾在政治上遭遇打击（如赐金放还、流放夜郎），但终究是自由之身。同时他不走科举途径，希望一举冲天，一鸣惊人，然结果却终身在野，一命不沾，以游历而终其生。苏轼走的是典型的由科举入仕的道路，青年得志。以后或在朝廷中枢，或在地方任职，虽“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诗》）、“行遍天涯意未阑”（《赠惠山僧惠表》），但苏轼之游是不自主的宦游，他自言“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寺》），所以虽身如不系之舟，却有“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慨，饱历官场，陷入不尽的党争，翻云覆雨，几经沉浮。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一个有良知的士人去当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苏东坡就感叹：“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名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戏子由》）这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必然也会对人的处世态度产生不同的作用。此外，李白虽曾供奉翰林，但那实际上只是名份虚衔，李白始终是一布衣，且诗人气质，无实际为政经验，难以在官场存身。苏轼进士出身，虽几起几落，但有实际为政经历，展现出杰出的治理才干。[2](p4) 正是因为以上方面的不同，因而形成了李白和苏轼不同的人生态度。而作为一代典型文人代表的两者，其诗歌风格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和差异。 李白的诗风是诗歌，作为表现诗人内心情感，传情达意的工具，往往能反映出诗人内在的心里感受、人生态度。诗人不同的人生态度，所作诗歌风格大相径庭。 李白自我肯定，他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李白自我信任，因此他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4](P28) 苏轼认为“人生如梦”，表现在其诗中最最为警策的就是如下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其意即在表达人生行踪之无定犹如雪泥鸿爪;如往深层发掘，也就是一种“人生飘忽”之感。虽然苏轼彻悟到人生的短暂和虚空，但他最终却仍以其热爱生命和“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观主义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二、诗歌风格：清新自然与平淡古朴 李白的诗歌是继屈原之后，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高峰。他的诗歌风格飘逸，奔放，雄奇，壮丽，语言清新自然，做到了他所谓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诗虽然以浪漫主义为主，但是在不同时期还是表现出明显变化。李白一生主要分为三个时期：“赐金还山”前、“赐金还山”至“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爆发后至去世。这三个时期，李白诗歌的风格也有明显的转变。前期：挥洒飘逸，驰骋豪情；中期：孤鸣忧愤，独唱豪歌；后期：:沉吟苍凉,描绘明净。 前期的李白热情奔放,心雄万夫,其诗无不体现了飘逸豪放的风格。第一,高气盖世,渴望建功。李白常常通过歌咏古代贤人表达雄心壮志。如《读诸葛武侯传书怀》:“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留别西河刘少府》:“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第二,意象壮伟,气势豪放。他善于攫取广阔的山河、无垠的原野、高远的明月等不凡题材, 并赋予以性格特征加以描绘,境界开阔,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如《渡荆门送别》:“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第三,叙写乐趣,感情热烈。对访道、游侠、饮酒、离别等日常生活的描写浪漫而开展。如《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 长安三年的政治生活对李白思想和创作有深刻影响,其诗飘逸成分减少而现实主义成分增加, 豪放中充满了忧愤之情。其一,极言忧愤,宣泄苦闷。如《古风?十五》:“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其二,揭露时弊,表达不满。如《梁甫吟》: “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乌栖曲》: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同时也表现出“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的斗争精神。其三,抨击战争,关心苍生。如《战城南》:“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乌夜啼》:“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在深切同情人民疾苦的同时,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李白在晚期经受了国家不幸、民族危亡、个人磨难的巨大痛苦,其诗现实主义成分进一步增强, 风格转向了苍雄明净。记录史事,描述实景。如《南奔书怀》、《赠从孙义宰铭》、《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分别表现了永王之乱、刘展之乱、康张之乱等重大事件,《北上行》、《扶风豪士歌》等皆实写安史之乱初百姓避难逃亡的情景。表达壮志, 倾诉痛苦。如《南奔书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猛虎行》:“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感喟凄苦,怀旧伤今。如《献从叔当涂宰相阳冰》:“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东武吟》:“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5](p140) 苏轼是我国宋代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歌风格以豪放、旷达、清雄著称。豪放恣肆的风格贯穿了苏轼的一生。但是一位伟大作家的艺术风格往往是多样化的。在苏轼四十余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豪放风格始终是一条主线，但是另外一条主线却是平淡古朴的。这一风格的转变始于黄州时期。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 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寓居定慧院，不久迁居临皋亭，躬耕于东坡，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艰难困苦的岁月。“乌台诗案”使苏轼头脑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和探索许多问题，使其政治态度、生活态度以及艺术创作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诗歌风格由早年的豪放快意转变为自然平淡、闲逸幽远。[6](p66)如果说，苏轼的豪放风格是源于他的性情、才学，那么他的平淡古朴则是因他的遭遇经历和他受佛、老思想影响的结果。 苏轼在黄州生活与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其诗歌创作的变化。其诗作的变化明显的表现为:嬉笑怒骂的政治诗不再作了，汪洋态肆、纵横驰聘的作风收敛了，开始探索平淡的艺术风格。 苏轼以“平淡”为最高艺术理想,但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引苏轼的文论“凡文字少小时,须会气象峥嵘,彩绚烂, 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可见其“平淡”有一个意境深化的过程,并不是他所反对的“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的平易浅俗 ,是“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 [7](p80)“平淡”即不矫饰、不做作,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平淡”总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苏轼强调“自然之数”、“天工”与“化工”,但他并不是指自然主义的摹写万物。正如苏轼著名论文理论:“吾文如万斛泉流,不择地皆可出……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自评文》)“随物赋形”以水随物曲屈流畅来喻文的自然恣肆和形神毕现，[7](p81)这正是苏轼诗歌中所追求的平淡自然美。 诗人的诗歌风格也受到诸如诗人生活时代背景、诗歌创作特征、诗人所受前人影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社会生活背景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任何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时代的精神,社会风尚、民族习俗、文化传统等无不对他的思想性和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学风格也不可避免的会有时代的彩。李白是时代培育起来的, 他的理想,他的苦闷,他的豪气,他的忧伤都具有时代的彩。李白生活和从事创作活动,主要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表面繁荣的背后,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李白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唐帝国一百多年的繁荣发展,给他以极大的鼓舞, 强烈地激发了他那“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然而这样的理想在当时失去了实现的可能,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李白作为一个受到市民影响的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与上层封建地主阶级既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他们,否则在政治上就没有出路,他憎恶、蔑视的恰恰是他必须依靠的。李白,既要入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一矛盾之中。他怀抱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他时而高歌自己的理想,时而悲叹个人的不幸,时而乐观,时而颓唐,时而激愤,时而消沉,他的感情、他的诗歌就这样激荡着、矛盾着。[8](p38) 唐朝，是一个不管在社会风气还是文化习俗等方面都相对开放的一个朝代。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党争严重。宋代是一个充满了论辩性的理性化的时代。这一特点，与整个封建社会从宋代开始，走向下坡路有关。宋代的危机，是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各阶层的矛盾交织而成。[9](p179)文人内心多具忧患意识，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政策方案，由于理论观点的不同，而展开激烈的论辩斗争，因此形成北宋诗人崇尚理性的时代特点。苏轼走的是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少年得志，高中进士，深得皇帝赏识。在政治上，尽管几经宦海沉浮，但他仍然是一名“士大夫”文人。 （二） 诗歌创作特征 李白的诗歌创作题材广阔，内容丰富，以多样的表现手法抒发强烈的主观感情，创造出一系列神奇壮丽、丰富多彩的幻想境界，想象大胆、夸张、奇特、新颖，从而形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单纯的特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秋浦歌》）等，形象雄伟，气势磅礴，夸张无比。但却让人不得佩服他的神奇的想象力和惊人的表达能力。 苏轼的诗歌作为宋诗“重理性”的典型代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是其诗歌的主要特点。“以文为诗”是指用散文化的语言形式，不整齐美破坏以然烂熟的整齐美，以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打破传统的诗家法规。“以文为诗”正是要借鉴散文的这种“自然”特使诗歌具有“自然美”。翻开《苏轼诗集》，欣赏苏轼二千七百余首诗作，从他早期南行时期的“人生本无事，苦为世事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到中年的仕宦生涯中“诗人例穷苦，天意谴奔逃。”从待罪黄州时候的“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到晚年遭贬海南时“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这种直接抒发议论的诗句俯首皆是，随处可见。 最为有名的是他的那首《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另外一首《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纪昀评论此诗：“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千古诗集，有此体乎？”[10](p189) （三） 诗人对前人的继承 李白注意学习乐府民歌和建安以来优秀诗人的艺术技巧，使古典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得到创造性的发展。他善于多方面学习民歌并汲取其精华。这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他的诗歌语言风格的形成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李白的全部诗作中,约有四分之一为乐府诗,篇篇都达到了“情深词显”的境界。尤其是五七言绝句,既富有民歌风味,又有其个性特点,五绝含蓄深远,七绝醇美和谐。李白在汲取民间诗歌语言艺术的同时,又注意继承建安以来优秀诗人的艺术传统,这便使他的诗歌语言除自然明快之外又具有精美的特点。再加上浪漫主义想象力和豪迈奔放的热情,他的语言便带有“豪放”的特,正是李白在古代乐府和前代诗歌的基础上, 推陈出新,并融合他那豪迈不羁的性格, 才形成李白诗歌所特有的飘逸、奔放、雄奇、壮丽的诗风。[8](p39) 读苏轼的诗词及其他文学作品,会发现他对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王维、韦应物、柳宗元、刘禹锡、杜牧、李贺、李商隐、孟郊等都有所学习、借鉴,其中以李、杜为最。其弟苏辙在《苏轼墓志铭》里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明确指出苏东坡与李白诗歌有着清楚的传承关系。 首先看苏轼对李白及其诗歌的高度评价。《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诗:“天人几何同一沤,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横峨眉,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诗一笑君应闻。”该诗前七句用夸诞象喻之笔,极力称颂李白超凡脱俗的才能和无限自由的精神世界,后六句着重揄扬李白雄视四海、粪土权贵的高傲个性,最后一句,诗人竟忘情地向死去三百年之久的像主李白直接发话,流露出不胜向往之意。 其次,表现在苏轼好以李白自喻。如:“坐令太白豪,化为东野穷”(《中秋月三首》其一),“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有美堂暴雨》),“苍耳林中太白过,鹿门山下德公回”(《海南人不作寒食……》),“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又如大家熟知的苏轼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诗人在词里实际上也是以谪仙人李白自喻的。其中有“我欲乘风归去” 一句,这其实在隐指自己本是天上之仙人,现在不过是暂居人世,此刻又动了回归天宇的念头。 第三,苏轼还多次借用或化用李白诗歌的语汇、句式和诗意。《过大庾岭》:“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用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成句。仅“拊”字,李白诗为“抚”。《满庭芳》(蜗角虚名):“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本自李白《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双石》:“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化用李白《蜀道难》诗句:“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11](p55) 自“乌台诗案”以后，苏轼不仅政治态度变化很大，而且在审美趣味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追求“枯澹”、“简古”、“质瘦”的艺术风格，基本可以用“平淡古朴”来概活。“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也。”(《评韩柳诗))“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中，苏轼的平淡古朴的诗风主要是吸收了韦、柳的简古，白居易的浅易，陶诗的质朴，其中以学陶诗为主。 苏轼学习陶渊明，是借和陶的形式来抒写自己对现实的感受，力求思想内容接近陶诗，而且从语言、表现方法，直到艺术风格进行全面模拟，在主观上刻意求似。如《和陶归园田居》之三:“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泳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纪昀以为此诗“极平浅而有深味，神似陶公” (《纪评苏诗》卷三十九)。[12](p77) 钱钟书曾说：天下有两种人，遂分两种诗。[13](P2)李白和苏轼既是统一的共体，是同一种人，又是复杂鲜明的个体，是不同的两种人。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也有着更多的差异。他们均天才丰赡，年少得名，潇洒豪放，乐观旷达。面对人生沉浮，李白会悲愤，狂呼，而苏轼更显旷达，他常常会显露出游戏人生的成分，“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他们的诗歌都具有奔放、豪迈的风格，然而诗风同样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而变化多样。李白的诗歌有着“清水出芙蓉”的清新自然，而苏轼的诗歌却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平淡古朴。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是我国古代文学长河中永不泯灭的灯塔，其光亮永远照耀着后世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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