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理查逊中产阶级“灰姑娘”梦阶级融合
摘要：理查逊在《帕梅拉》的道德说教具有很现实的功利目的。小说的喜剧结局迎合了十八世纪英国女性渴望通过婚姻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的“灰姑娘”梦，但更重要的是，它还象征着阶级融合，反映了以理查逊为代表的整个中产阶级渴望改善文化身份，跻身高雅社会的政治理想。
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是英国小说的开山鼻祖之一，被许多人尊为“英国小说之父”①。他的书信体小说构思新颖，视角独特，不仅“成功地处理了笛福未能解决的几个主要的形式问题”②，而且开创了心理现实主义的先河，成为英国小说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有意思的是，这位出的小说家可谓大器晚成，五十岁才开始创作小说，而且还只能算是“兼职”，因为他正经的身份是伦敦的印刷商。十八世纪时的工商业者属于职业中产阶级，同文学和艺术似乎扯不上关系。在英国传统的等级社会里，文学和艺术是为上流社会(包括贵族和士绅阶层)所独享的消费品，是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在他们的庇护和资助下从事职业或半职业文学创作的作家也多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享有足够闲暇的人③，这些条件都是靠双手起家，凭勤劳致富的中产阶级所不具备的。虽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中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但摆脱不了粗鄙的名声，在名门贵族的眼中依然是满身铜臭的下里巴人。因此，当时盛行的观念是，“中产阶级是生产力，但是是没有艺术修养的生产力，中产阶级有财富，但是是没有文化的财富”④。那么，印刷商理查逊为什么要在年过半百的时候，突然开始写小说了呢?
根据理查逊本人的说法，他写小说纯属偶然。一七三九年，两个书商请他编写一部手册，为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提供关于日常生活问题的书信范文。这些门类庞杂的书信中有一组专门用于指导外出做工的漂亮姑娘如何抵制雇主的引诱，保持贞洁的内容。在写作的过程中，理查逊回忆起以前听到过的一个关于女仆拒绝男主人求爱，最后又嫁给他的故事，就动手将之发展成为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帕梅拉》或《美德有报》(Pamela，or，V irtue Rewarded，1740)。于是，十八世纪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就此诞生了。
表面上看，理查逊创作小说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宣扬宗教和道德，在娱乐中陶冶读者的情操，达到教化的功效。翻开《帕梅拉》，会发现通篇充斥着道德说教。女主人公现身说法，以自身的经历教导未婚女性如何在世风日下的时候抵御诱惑，保持贞洁、谦逊、诚实等美德，简直同当时世面上流行的专门针对年轻女孩子的“品行手册”(conduct books)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难怪，理查逊本来就是一个道德家(moralist)，⑤并且同十八世纪英国其他小说家一样，将小说视为宣扬宗教和道德劝善的工具⑥，只不过他特别关注女性的道德成长而已。《帕梅拉》一问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读者，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女性读者中甚至产生了轰动效应，在伦敦出版第一年就再版了五次，还被翻译成法文。有一件趣事可以说明该书的受欢迎程度：在一个村庄里，村民们聚集在一起倾听当地铁匠读这本小说，当听到帕梅拉感化了引诱她的主人，主人向她求婚，两人幸福结合的时候，村民们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竟然冲了出去，敲响教堂的钟声⑦。道德说教的作品如此受欢迎，恐怕只有半个世纪前的《天路历
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方可与之相媲美，只不过《天路历程》用天国的幸福来激励尘世的基督徒，而天使般高尚的帕梅拉获取的报偿却是多少女性梦寐以求的婚姻。当时颇有影响的书信作家玛丽・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曾慨叹帕梅拉在婚姻上的成功使她成为“各国女仆们的欢乐”⑧；散文家斯梯尔(Sir Richard Steele)也对理查逊“竟然能使道德时髦起来”而表示惊讶⑨。这些名人的评论固然有讥讽之嫌，不过他们也的确揭示出了《帕梅拉》的道德说教所隐含的功利目的，因为美德如果奢望现世回报，也
就不能再称其为美德，也许这就是帕梅拉被不少批评家(如菲尔丁)视为假正经的原因吧。不过，批评归批评，对于当时那些在婚姻市场上不占优势的年轻女性读者而言，帕梅拉故事的完美结局无疑是种难以抵御的诱惑。可以这么说，它最大限度上满足了中下阶层女性渴望通过婚姻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的“灰姑娘”梦。
有人指出，帕梅拉“所得的奖励确实丰厚，却也有过分慷慨之嫌”，因为在等级分明的英国社会里，“一个女佣同其上层主人结为夫妇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⑩。可是，正因为是天方夜谭，所以才具有诱惑力，如果跨阶级的联姻在当时非常普遍，《帕梅拉》的魅力恐怕就会大减。理查逊如此迎合女性读者的心理需求，其实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是商业方面的考虑。众所周知，十八世纪的小说读者中以女性居多，这其中又包括许多在大户人家
干活的女仆。通过婚恋这种极具吸引力的故事题材来吸引女性读者，不仅能比枯燥的说教起到更为有效的教育作用，而且也顾及了小说的商品性，不会使其成为赔本生意。其二是理查逊对女性体有一种很深的心理认同感。这固然同他敏感、内向的性格有关，更重要的却是因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使他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前文说过，财富为中产阶级带来了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成为贵族士绅阶层最直接的竞争者，但在文化修养和气质风度上他们却始终不及后者。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竞争也使上流社会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他们就利用中产阶级先天的自卑感，“把自己的文化标准推向极端，成为对中产阶级的心理压迫”[11]。在这种压迫面前，理查逊的心态微妙而复杂。虽然他自尊心很强，并不为自己的商人身份感到羞耻，但又十分向往高雅社会的生活方式，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奋斗被那个社会所承认和接纳。这种心态对中产阶级而言应该极具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当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使中产阶级有资格参与话语权的争夺时，这种心态就外化为文学表述，以小说的形式体现了出来[12]。《帕梅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小说反映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灰姑娘”梦，未尝不是理查逊乃至整个中产阶级渴望改善文化身份，跻身高雅社会的“灰姑娘”梦。
一、冲突与斗争
《帕梅拉》的故事情节以帕梅拉同B先生之间的冲突为核心展开。表面上，这是婚龄女性同追求者之间的感情纠葛，同一般爱情故事没有太大区别，不论以哪个时代的眼光看，都毫无希奇之处。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简单。常识告诉我们，一部爱情小说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决定性的因素往往不是爱情。《帕梅拉》的价值除了它在小说艺术形式方面的贡献外，就在于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映射出不同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
从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角度看，帕梅拉和B先生的身份、地位悬殊有如天壤之别。前者是穷人的女儿，给阔太太作女仆，家奴一个，地位可谓低下之至；后者是富家子弟，拥有偌大的产业和爵位，还是下议院议员和地方上的治安法官，身份可谓显赫之至。因此，当后者看上前者，欲将其据为己有时，本应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出乎B先生――以及当时的读者――的意料，帕梅拉竟然对他的百般利诱和威逼无动于衷，极尽反抗之能事。是因为B先生容貌丑陋，举止粗俗，惹人生厌吗?非也。他不仅受过高等教育，博学多才，而且连帕梅拉都承认他“英俊、文雅”[13]，“身材高大、威风凛凛”，这样的一位翩翩绅士对异性当然不会缺乏吸引力。事实证明，帕梅拉一直对B先生怀有爱慕之情，否则最后当他“改邪归正”，正式提出求婚时，帕梅拉也不会那么爽快地点头了。其实，在小说的第一卷里，帕梅拉拒绝的并非B先生这个男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阶级对下等人采取的轻视、玩弄的态度。
B先生刚开始追求帕梅拉的时候，所抱的是一种游戏的心态，只打算将这个俊俏的女仆当作满足性欲的玩物。他之所以敢在家中肆无忌惮地调戏、引诱帕梅拉，是因为他的手中掌握着后者――以及其他所有仆人――的命运：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帕梅拉是继续留在庄园里过相对安逸的日子，还是回到一贫如洗的父母身边受苦。当B先生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便对帕梅拉进行种种心理上的折磨与压迫，
最后甚至剥夺了她的人身自由，命令马车夫将她强行拉到他在林肯郡的庄园中软禁起来，逼她就范。帕梅拉曾尝试逃跑，却发现自己一介弱质女流，根本逃不出B先生的手心，而周围的邻居们也都慑于B先生的权势，对帕梅拉的求助无动于衷，甚至认为主人看上女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唯一向帕梅拉提供帮助的牧师威廉斯先生也被B先生陷害，身陷囹圄。绝望中的帕梅拉曾经哀叹：“当有权有钱的富人们决心进行压迫时，悲惨不幸的穷人们能对他们反抗什么呢?”上层阶级滥用权势可能给下层阶级造成的伤害，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种极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帕梅拉唯一能用以对抗B先生的武器就是宗教和道德，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他(她)们才是平等的。每逢被B先生逼入困境，帕梅拉(如果没有昏过去的话)就宛若受难的圣徒，向上天祈祷，表白自己的坚贞，期待上帝的拯救，而她坚定的态度和虔诚的泪水虽然不时招致B先生的嘲弄，但每每也总能唤醒他的良知，令他悬崖勒马。这类场景其实很值得玩味，因为就是在这种危机时刻，不平衡的权力关系遭到了逆转，财富和权势不再是区分人贵贱的标准，心灵的高洁才是唯一的准绳。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帕梅拉才敢抛开等级观念，严厉地斥责迷途的主人：“您无疑应当更加害怕万能的上帝才是，因为我们全都站在他的面前，不论是最伟大的人，还是最渺小的人，不管他们爱怎么想，但全都要向上帝负责。”世俗阶级间的斗争转化成了宗教层面上卫道士和渎神者之间的对抗，这虽有简化矛盾之嫌，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思维的体现。
对生活糜烂的上层社会进行宗教道德意义上的抨击，可以说是当时的中产阶级最乐意做的事情之一。一
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经济飞速发展，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士绅阶层是“工业化和自由贸易的最初受益者”[14]。然而，不同于对工作和勤劳节俭怀有清教徒特有之狂热的工商业资本家，贵族和士绅们并没有将增加的财富用于投资和再创造，而是无所事事，沉迷于挥霍享受。生活的糜烂带来精神上的堕落。理查逊曾在《帕梅拉》中提到，放纵淫欲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现象(B先生本人就有一个私生女)，而他们所起的榜样作用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对这种状况，中产阶级感到深恶痛绝。在他们看来，高贵的出身和门第并不值得夸耀，“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在道德上却比他们低下”[15]。这种想法使他们能够在金钱以外的精神领域傲视高雅社会，回失落的自尊。有基于此，中产阶级成为十八世纪英国宗教复兴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帕梅拉就是这场宗教复兴运动的产物。当她最终同地位高出她许多的B先生结婚时，这既是女性对男性“史无前例的胜利”[16]，也是以理查逊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在精神上对高雅社会“史无前例的胜利”。
二、妥协与融合
不过，对抗和冲突并不会导致中产阶级同上层阶级间的决裂，一切斗争都将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这就是典型的英国政治。具体到理查逊身上，情况更是如此。身为坚定的托利党人和富裕的实业商人，理查逊根本无意提倡政治革命，颠覆现有的阶级秩序。他所有的抗议都是“以宗教和道德的名义进行的”[17]，而且发牢骚并不妨碍他对高雅社会的向往。如果说《帕梅拉》的确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的话，帕梅拉和B先生最终的联姻说明这种理想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阶级间的妥协与融合。
一方面，理查逊希望通过提高本阶级的文化修养使其有资格跻身高雅社会。传统的英国社会等级制度严格，但也谈不上绝对的壁垒分明。同法国等大陆封建国家相比，英国各阶级(尤其中、上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相对较大。长期以来，长子世袭制剥夺了贵族和绅士阶层的小儿子们的土地继承权，有限的财产收入远远不能满足这部分纨绔子弟的需要。迫于“生计”，他们要么纡尊降贵，同富裕的中产阶级联姻，换取高额的嫁妆；要么进入社会，自力更生，或从军，或经商，身上的贵族特征逐渐也就不明显了。同时，许多拥有土地的贵族也由于挥霍无度，家财散尽，最终也不得不放弃土地，或者通过“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来兜售世袭的爵位和贵族身份。不管怎样，结果只有一个，即上、中阶层之间的流动一直存在，而且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靠工商业起家的人凭借骄人的财富跻身上流社会，成为地道的“暴发户”。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理查逊当然对这种变化感到欣慰，但对于本阶级在文化修养上的缺陷，他还是非常担忧的，认为“既然实业界不断地为我们的贵族和绅士阶层增加新人，那么实业界人士的心智教养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18]。这也是他为什么塑造出帕梅拉这样一个“不是女仆的女仆”形象的原因。
在普通仆人佣妇中，帕梅拉无异于鹤立鸡。美丽的容貌固然是她惹人瞩目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却是，她具有她这种身份的人本不会有的优雅举止。理查逊尤其强调帕梅拉是被B先生的母亲像调教大家闺秀一样培养成人的，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唱歌、跳舞、刺绣、吟诗等才能一样都不缺。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帕梅拉还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上流社会妇女的行为规范，举首投足，无不中规中矩。女管家杰维斯
太太称赞她的话非常有代表性：“她不跟人来往，处世又谨慎，所以他们都尊重她，对她表示很大的尊敬，仿佛她生下来就是个贵妇人一样。”这类溢美之词，书中屡见不鲜。理查逊的目的无外乎两点：第一点，为B先生爱上帕梅拉并最终向她求婚作铺垫。因为若非如此，即便帕梅拉长得再美，恐怕B先生也不敢娶来做太太，让她在一众贵妇人面前出丑。第二点，理查逊想说明风度修养并非与生俱来，出身低贱的人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提高自己。这第二点无疑更为重要，因为它肯定了新兴中产阶级“绅士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当婚后的B先生不厌其烦地对帕梅拉进行礼仪举止等方面的教诲时，不难想象，理查逊心目中的听众并非只有帕梅拉一个人。
另一方面，理查逊认为，上流社会也应向道德上高于他们的中产阶级学习，进行自我改造。这一点在B先生的转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小说刚开始时的B先生是一个地道的花花公子形象。他举止放荡，对帕梅拉百般调戏，连称呼都是一些诸如“小傻瓜”、“小东西”、“小妖精”等侮辱性的词语，完全忘记了自己做主人的尊严，实在有失身份。此外，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也不很严肃。每当帕梅拉用上帝的惩罚告诫他时，他要么嬉皮笑脸地进行嘲弄：“你的劝告很好，我漂亮的老师!当我林肯郡的牧师死去时，我将让你穿上教士服和黑袍法衣，由你来担任他的职务，让你大显身手!”要么就嗤之以鼻：“别向我数你的念珠了，帕梅拉，我看你是个十足虔诚的修女。”
但是，当他为帕梅拉高尚的心灵所感动，渐渐爱上她时，他的形象也就发生了变化。在帕梅拉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不仅真心地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一个具有马车夫
象征意义的举措就是他听从帕梅拉的劝告，把林肯郡庄园里废弃多年的小教堂恢复使用。更为可喜的是，他的谈吐也越来越像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甚至严肃地规劝前来兴师问罪的戴弗斯夫人放弃门第观念，因为“上帝将不考虑人们在世上的贫富贵贱”，气得后者大骂帕梅拉“不仅让一个浪荡公子成了一位丈夫，而且还让一个浪荡公子成了一位传教士”。因此，可以这么说，虽然B先生的社会、经济地位都远远高过帕梅拉，但后者却是他精神上的导师；而他追求帕梅拉的过程，也是被帕梅拉教化，重归正道的过程。
用世俗的眼光看，B先生最终正式娶帕梅拉为妻，对帕梅拉而言非常合算，但在B先生却是蚀本生意，因为帕梅拉既不能提高他的地位，也不能为他带来任何财富，而且他还得克服舆论的压力，甚至面临跟决裂的危险。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帕梅拉挽救了他的灵魂。因此，在理查逊的心目中，这桩有益双方的婚姻――以及它所象征的阶级融合――无疑是最完美的结局。
三、理想的绅士
有意思的是，《帕梅拉》的故事并没有以王子和灰姑娘的婚礼而告终。理查逊还费了不少笔墨，描写两人结婚的全过程及婚后的幸福生活，这些内容构成了小说的第二卷，分量并不比第一卷轻。也难怪，小说本来就是写给中下阶层的妇女看的，多些笔墨描述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无疑更能吸引读者。不过，对于像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这样的“缺乏好奇心”的评论家来说，这部分冗长的描述就有些难以忍受了，
况且帕梅拉“对B先生百依百顺、毫无独立人格的表现让人生厌＂，而“B先生浪子回头式的转变也不可信”[19]。此话倒是一针见血。不过，理查逊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帕梅拉由卑贱的女仆摇身变作贵夫人，B先生给予她的可是份天大的恩情。帕梅拉感恩戴德，小心谨慎地履行妻子的职责，这同她一贯的淑女形象倒也没有什么冲突之处。我们总不能指望她会像简・爱那样，要求同丈夫平起平坐吧?关键问题出在B先生身上。
B先生的转变的确非常大，在道德问题上的“浪子回头”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他的阶级意识的改变。在整部小说中，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人不止帕梅拉一个，还有这位不安分的主人。事实上，他很早就意识到帕梅拉不是一个可以任他轻薄的姑娘，不由对她产生了敬意：“你使我清醒过来，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品质，它比我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女人身上所看到的更为高尚。”这句话出现在第一卷的第三十封信里，但直到第二卷的开端处，他才彻底放下架子，正式向帕梅拉求婚。这之间的种种斗争冲突，与其说是帕梅拉竭力反抗主人淫威的过程，倒不如说是痴情的主人放弃阶级偏见，向爱情低头的过程。由于小说是以帕梅拉的信件形式写成的，对B先生的内心世界没有太多的揭示，但从帕梅拉的叙述中我们还是能够推断出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并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因为B先生很清楚，“由于我愚蠢可笑的爱恋，很可能要让我付出很大的代价”。所谓代价，当然包括放弃高贵的出身与巨大的财产带给他的骄傲，同时还要忍受来自本阶级的嘲笑与挖苦。值得庆幸的是，B先生最终还是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司各特觉得B先生的转变过于突然，这是因为他没有充分体会到理查逊在这个人物身上寄予的政治理想。表面上看，B先生是个出身豪门的花花公子，上流社会的恶习，除了酗酒外，他样样不缺。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跟随帕梅拉的目光，渐渐发现他身上其实有许多优点。比如，他本性慷慨大方，对仆人很好(帕梅拉的事只是一个例外)，佃户们也都很敬重他。能够做到这些的土地主应当是个开明的绅士。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物具有挑战传统的勇气和魄力。他曾说过，“如果我什么时候要做出什么不同凡响的事情，我喜欢被人认为是个能独出心裁的人”。事实证明，他的确是个能独出心裁的人，做出了一件在他本阶级的人看来是最不同凡响的事情。正如沃特所言，B先生娶帕梅拉为妻，这是一个“蔑视家族及阶级传统”的选择，一个“最重大的个人选择”[20]。关键正在于此。如果不是B先生作出了这么一个选择，即便帕梅拉再完美，再具有贵妇人气质，她也根本没希望提高自己的阶级身份，过她应当过的高雅生活。理查逊非常清楚这个残酷的现实，因此B先生的转变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上层阶级都能像B先生这样，不再把已经不合时宜的家族及阶级传统看得重于一切，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将更具有开放性，阶级间的流通与融合也将不再是梦想。
把理查逊最著名的两部小说――《帕梅拉》和《克拉丽莎》(Clarissa，1747-1748)进行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