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兼析“告别革命”论
吴爱萍
摘　要:改良与革命是近代中国在历史道路选择上的分歧焦点所在。近代中国为何会发生从改良到革命的演变?这是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改良和革命二者的关系,论证了近代中国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对“告别革命”论中的错误论调予以了批判。
关键词:改良;　革命;　中国近代史;　“告别革命”论
作者简介:吴爱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北京102617)
改良与革命,是近代中国在历史道路选择上的分歧焦点所在,翻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画卷,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是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曲,其主题是围绕政治核心而展开的。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主旋律”。①然而,在对近代中国历史道路的早期探索中,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未能提交满意的答卷,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摧毁,从而使近代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但是,与肯定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迥然不同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却出现了一股推崇改良、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思潮,这种思潮把改良和革命对立起来,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因而鼓吹要“告别革命”。那么,革命究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还是狂热激进的产物?近代中国为何会发生从改良到革命的演进?这是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时需要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重点问题。对此,笔者拟从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予以辨证的阐述和具体的分析,以说明相关的历史情况。
一、关于改良与革命的理论思考
从改良到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正确认识这一点,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廓清“改良”与“革命”的概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改良”与“革命”的概念辨析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改良”一词意即改善,是指去掉事物的个别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②改良是一种以渐进的形式推动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的发展路径。与之相区别的是,革命是一种能够引起社会迅速变化的发展路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革命”一词被解释为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
①②
刘世军:《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编,第402页。
2008年增1期(第23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S12008(Vol.23)
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①实际上,“‘革命’一词,在中国来源甚古。所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商汤伐桀,革夏桀之命;周武伐纣,革商纣之命,皆因革命而取得政权。是以‘革命’乃革命者变更政权、取得政权之谓也”。②对于“革命”的涵义,列宁也曾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做出过更加精准的解释,他指出革命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
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③
追根溯源,改良与革命之所以被视为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实际上源于对近代欧洲18世纪两种理性主义的法律思维的不同理解,④“一是从帕思卡到笛卡儿的法国本土先验理性,一是从培根到洛克的英国经验理性。前者距宗教近,离世俗远,反映出未经宗教改革洗礼的国家其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后者距宗教远,离世俗近,反映出经历清教革命后的国家其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前者的口号是‘我思故我在’、‘怀疑一切’,是一种内视、演绎、否定性理性;后者的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是一种外视、归纳、肯定的理性”,⑤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思维的影响下,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革命和改良。
(二)改良与革命的关系考察
从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上看,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们是同源而又同归的,它们都主张变革现存的政治制度模式,都能起到变革社会的作用,只是在通过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上有着不同的主张。前者在历史道路的选择上主张采取激进的手段,后者则主张采取渐进的手段。
具体言之,革命虽是一种相对激进的发展路径,但革命并不排斥改良,因为就社会转型来说,它包含了多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轨过程,其中既会有质变的飞跃,也会有量变的积聚过程;既会有整体的变化,也有局部的变化;既会有急剧的变化,又有缓慢的变化。由此可见,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是各种力量合力作用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改良与革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二者均有其意义所在。这也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言,有些时候“为革命铺平道路的主要力量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⑥同样,马克思主义虽然主张革命,但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改良,而是把改良看作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⑦
作为变革社会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改良与革命的发展路径孰优孰劣,也不能抽象论定。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还取决于当时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矛盾的发展。一言以蔽之,要服从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变革社会总目标的最终确立。也就是说,“在某一国家的近代化变革中,究竟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采取改良的方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状况、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也就是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⑧比如说,“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或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上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属于一个普遍的范畴,而只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达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它也不可能发生在高度现
代化的社会里……它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进程又已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化进程的社
吴爱萍: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兼析“告别革命”论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编,第424页。
历史的选择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16页。
潘伟杰:《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5页。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页。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页。
龚书铎:《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良》,载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006.10。
会里。”①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点滴进步,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一定的代价,在历史发展路径的选择上,理性的态度当然是使代价尽可能地限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按照这一标准,改良无疑是一种代价最小、最有利的变革方式,因为它可能会将社会的纷争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但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改良只能引起社会某些因素的量变,当通过改良不能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尤其是当实践已初步证明改良之路行不通时,并且又已经具备了革命的条件,我们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这时革命无疑就是变革社会的最佳路径选择,因为它可以迅速地改变政治权力的格局分布,为建立新制度扫除障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改良、抵制和反对革命,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当然,这一意义上的革命只是实现民主的一段必由之路而非充分条件。反之,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却坚持革命、反对改良,也是不可取的。
关于这一点,近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路径的选择可为我们确立一个基本的参照框架。
在近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历程中,英国、日本被认为是通过改良变革社会、建立新制度的典范,法国、美国则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推动历史变革的典型。作为近代西方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宪政的楷模,17世纪的英国是“在经历传统与变革的巨大冲突之后,以演化与渐进的方
式成功地从中世纪政治制度转变到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避免了激进与革命的社会变革,率先步入近代社会”。②法国则是近代西方国家通过激进革命的方式实现政治变革的代表。无论是英国式的改良路径,还是法国式、美国式的革命路径,都是依照自身的国情所做出的选择。
二、近代中国从改良走向革命
的历史必然性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选择改良还是革命,也曾困绕着当时的志士仁人。
从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来看,改良的主张曾经在19世纪末处于主流的地位,1898年的百日维新就是一场政治改良运动,它“是在现存体制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相对充足的条件下,运用这种传统权威合法性自上而下地大规模进行体制创新的变革运动,但维新变法仅存在了短短百日时间即遭夭折,维新派既不能实践已经提出的君宪主张,又无力抗拒顽固派的横暴摧残,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以失败告终”。③我们知道,百日维新的改革是非常不彻底的,但即使是这样,它仍旧难逃被镇压的厄运。由此,“戊戌的历史经验证明:改良主义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
社会性质,发展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运动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推动了宪法文化的发展,开启了人们的民主意识,那么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改良主义越来越成为逆历史潮流的政治路线,改良主义者或者在阶级斗争的大浪冲击下,抛弃改良走向民主革命,或者坚持改良走向保皇,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④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改良也就必然会逐渐失去其原本强大的号召力,并在之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②③④(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42页。钟:《比较宪政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展中退出了主流的地位,这时,改良让位于革命就成为时事发展的必然逻辑。
实际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主张以武装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他也是在改良的动议被拒之后,才走上革命之途的。
孙中山最初通过王韬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主张实行洋务新政的一派封建官僚身上,希望能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良来改革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国家的富强。他曾经说过,“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①这在孙中山长达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中有清晰的流露。孙中山在书中描绘了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建设宏图,指出只有“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②才是“治国之大本”,并提出了“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③的改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