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义笔山书院
兴义笔山书院，位于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的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山川秀丽，物产丰富，也是贵州的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辛亥革命前后，这里曾涌现出一批不仅在贵州、而且在全国也颇有影响的人物。这批人物的出现，究其原因，无不与当时的兴义笔山书院有关。他们从笔山书院这个传授文化知识的摇篮出发，后来分别登上了贵州乃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教舞台。
兴义笔山书院，创办于清代乾隆（1736-1795）年间，系当地士绅和民众自发筹资兴办，为科举时代讲授四书五经的场所。书院首建于兴义老城西南隅水井坡山麓。院后奇峰耸立，酷似笔架，故名“笔架山”，“笔山书院”也因此而得名。院舍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清幽静雅；院前一个清澈的龙潭，宛如偌大一方砚台，镶嵌于千亩田畴之间，更为书院增添了文秀之气。
笔山书院建成以后，因战乱及其他一些原因，先后有过四次兴废，院址也曾迁往县城东门外和老城后山文昌宫。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鉴于前三座“老书院”的院
址地势较高，位置较偏，教读不便，于是，在刘统之等地方士绅的倡议下，并得到兴义知府孙清彦的支持，动用团防总局历年库存白银为基建经费，择地于兴义城东北隅的老鹳坟，第四次兴建书院。
在刘统之、赵天如、林子亨等的主持下，第四次建院工程很快完工。新书院兴建房屋百十间，有礼堂、山
斗堂、讲堂、缮堂、斋房（宿舍）、教员憩息室（办公室）、教职员寝室（山长室、庶务室、教员室）等。新书院仍沿用老书院旧名，在大门石额题有“笔山书院”四个大字，并配石刻行楷对联一副，上联为：“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下联是：“斯文无轸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院内建有四方圆角鱼池，池水清冽，通以小溪，围以石栏。中间的山斗堂上，悬有红底金字的“山斗堂”匾额，两旁联题“通今致用，修辞立诚”，概括了立院之目的。
接着，刘统之等人又以剩余库银为基金，广聘贤人前来执教。自1890年至1902年，先后礼聘10几位省内外名儒前来掌理笔山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雷廷珍和姚华两位先生。雷廷珍（号玉峰），系黔北绥阳人，曾为贵阳“经世学堂”的知名教师，也是当时我国南方著名的经史学家。此人深受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多次邀促其前往武汉执掌两湖书院，后于赴鄂途中病故。雷廷珍执掌笔山书院约3
年，在此期间，书院学务蒸蒸日上，正如《兴义县志·书院》记载：“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姚华（字重光，号茫父），系贵阳人，是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师。
在应聘继任笔山书院山长期间，不但能循其良规，而且还讲诗作画，改进教学，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后来，姚华又受聘到北京美专、京华美专教授书法和绘画，被鲁迅、郑振铎称誉为民初有代表性、有创造力的画家。历史学家郑天挺则称之为“一时大师”。不仅王瑶卿、程砚秋、梅兰芳等知名艺术家常向其请教诗画，连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也将其诗画视为珍品，带回国陈列。他的绘画用笔古拙遒劲，构图端庄
朴实，作品意韵无穷，并善于运用水墨画、水印木刻、刻铜画、颖拓多种表现形式。直到1957年，郭沫若仍赞道：“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
1904年，笔山书院改名为兴义高等小学堂后，进入其鼎盛时期。学堂的教师，不仅认真指导学生研读经史，而且从日本购进大量学习近代知识所需的各种图表、仪器和书籍，供学生们学用。此外，还组织学生每月参加乡人举办的演讲会，激励大家学习的积极性，1905年，堂长徐天叙带领王文华、魏正楷等13名学生前往贵阳投考贵州省公立中学，考试结果，不但13名学生全被录取，而且成绩名列前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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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为此次应考的兴义籍考生，名震贵州学界。为了顺应潮流，1926年，已改为高等小学堂的笔山书院，又升级为兴义中学。
兴义笔山书院，从创建到改名为兴义中学的100多年中，为地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据《兴义府志》记载，中过举人的王赞武两弟兄，就是第一座书院培养出来的弟子。尤其是在第4座书院开办期间，更是人才辈出，仅1905年至1920年间，东渡日本留学的笔山书院学生就多达30余人，难怪《兴义县志（稿）·学校》曾这样记载：“我县留学生之多，声誉之隆，甲于全省。”
在这些留日学生中，王伯、保衡、刘显治、李培先、何应钦、王聘贤、刘若遗等人，分别进入日本的中央大学、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讲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回国后，他们与其他未出国留学的笔山书院学生一起，在各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政界，走出笔山书院赴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学生，有保衡、王伯、刘显治、刘刚吾等人。保衡在日本受同盟会委派回奉天（今沈阳）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清朝政府抓捕后慷慨就义。王伯从日本回国后，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参与护国、护法运动，被孙中山先生
任命为国民政府交通部第一任部长。刘显治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国会议员，常驻北京。笔山书院的学生中，后来任过贵州省省长的有刘显世、刘显潜；代理过省长一职的有李映雪。刘刚吾在日本完成学业后，回国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代省长和国家内政部民政司长等职。
军界，早年在笔山书院攻读、后来投入军界成为显赫人物的有李儒清、王文华、何应钦、王文彦等人。李儒清在武昌起义中，革命军总司令部被迫移驻十里铺时，被任命为临时督战指挥官，后因革命军寡不敌众，粮食被焚，他英勇冲入敌阵而中弹阵亡。王文华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拥护者，曾任黔军总司令，在护国、护法运动中率部连挫北军，屡建战功，深受孙中山先生器重，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21年在上海被刺后，于1940年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何应钦于1900年进入笔山书院，后被推举入贵阳陆军小学、武汉陆军中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曾先后任旅长、军长及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等职，成为长期执掌国民党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王文彦曾在台儿庄对日战役中奋勇杀敌，曾任兵团副司令。
教育、医学界，早年在笔山书院学习、后又赴国内外大学深造、最终成为教育界知名人物的，有关炯心、赵伯俊、唐守一、赵显彬等人，他们不仅在兴义极有名望，而且
在贵州省内也颇有名气。王伯先生后来从教后，于1924年在上海捐资和集资创办了大夏大学，深受各界好评。大夏大学解放后，与光华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在他掌管大夏大学的18年中，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其弟子遍布国内外。从笔山书院出去的学生中，学医的虽不多，但仍有王聘贤名扬西南三省。他从日本学医成名后，回贵州长期行医。由于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受人们敬重。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兼中医研究所所长等职。
工商界，在笔山书院毕业的学生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刘若遗。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应邀前往云南，先后在昆明开办“同森木行”、“裕华砖瓦厂”、“呈贡果园”、“殖边银行”、“富滇银行”、“盐隆公司”、“志和”与“懋和”两个商号。特别是“富滇银行”，在西南三省影响甚大，使他成为一时能够左右云南经济的金融家和实业家。
在清末民初剧急变化动荡的社会历史风云之中，在偏远闭塞、文化落后的兴义县，仿佛是蓦然之间，出现了一所笔山书院，成为一时英才的摇篮，名震省内。从这个正在顺应历史潮流逐渐发生演变的旧式学校里，走出了刘显世、王伯、王文华、何应钦等一批军政人物，构成贵州军阀“兴义系”，左右贵州政局长达十多年之久，以至发生其全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