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院书库值夜手记（三）
作者：***
来源：《音乐爱好者》2022年第04期
        我恩师曾经的作曲技法启蒙老师陆钦信在前不久以百龄谢世。恩师在撰写挽联时深感自己对这位老师的了解实在太少，于是托我在资料室里查阅她的生平资料。利用近几次值夜的机会，我立即行动起来，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她竟是一位民乐大师，师从朱英，学的是琵琶！
        令我感到惊讶的不止是陆先生个人的人生经历，还包括一大批音乐院的先辈们——老院长贺绿汀、丁善德，原来都是中西双肩挑的专家！仔细看过国立音专的教务档案，我才明白这与当时的学制息息相关。原来早在建院之初，奠基者们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东西并举”的发展方向与教学设想。
        的确，国立音专被多数人视为只是一所开设在东方而学习西方的音乐学府，至少我祖父和他那一辈的朋友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创办者萧友梅院长在办学宗旨中已明确表示，这所学校执行的是“一方输入世界音乐，一方整理我国国乐”的中西合璧之方针。因此，国立音专
在广邀西方音乐大师的同时，也聘请了衣钵真传的国乐名家。
        说起国乐，明末清初时已相当繁荣，尤其是古琴、琵琶等器乐的发展，不仅出版刊印了许多经名家整理修订的传谱，还出现了不同流派、乐社的音乐团体。民国初期，伴随民族意识的觉醒，音乐界和文化艺术界一样，都呈现出中西并举的“双文化”格局。作为对中国音乐建设有所设想、规划的有识之士，蔡元培、萧友梅等音乐教育家十分关注当时民族音乐的发展。蔡元培曾给郑觐文（1872—1935，民族乐器演奏家、改革家、音乐教育家，卫仲乐的老师）创办的“大同乐会”以资助，支持国乐社团的发展。因此，国立音专在办学的过程中，也不失时机地引进了当时最有名的国乐大家来共同建设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01-02贺绿汀邀请陕北民间艺术家丁喜才、评弹艺术家徐丽仙为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生上课
子夜吴歌 秋歌
        国立音专首先聘请的自然是朱英和吴伯超二位先生。
        朱英（1889—1954），平湖派琵琶传人，能诗，亦工书法，作有琵琶曲《哀水灾》《淞沪血战》《一个血战的纪念》等。照片中的朱英先生眉宇清秀，一身青布衣衫，是个脱
俗之人。他十六岁就读于琵琶名家李芳园（1850—1901，晚清琵琶演奏家，平湖派琵琶代表人物）的私塾，先是随李氏大弟子吴伯钧入门学习琵琶弹奏，后因一次梨园堂会的表演获得了李芳园先生的赏识，破格被收为弟子。李氏还亲自密授“琵琶十三套大曲”，使之成为平湖派琵琶在近代最为重要的传人。除琵琶外，朱英又因精通琴、棋、书、画与昆曲而享誉南北，堪称是中国文化集大成之典范。他还应邀在日、美两国进行琵琶演奏，深受国际赞誉，这当然是萧友梅心目中必须聘请的先生。
        另一位国乐教授是吴伯超先生。他早年就读于北大音乐传习所师范科，师从国乐泰斗刘天华学习二胡与琵琶，同时还学习钢琴演奏。受到恩师音乐理念的影响，吴伯超作有《飞花点翠》《秋感》等乐曲。这两首都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批附有钢琴伴奏谱的二胡独奏曲，从而蜚声乐坛。之后他又赴比利时深造，学习作曲与指挥，1935年归国后前往上海国立音专，教授视唱练耳、指挥法及二胡演奏。他紧随刘天华先生的脚步，成为融汇中西的音乐家。
        在国立音专，两位先生凭借学贯中西、理论与创作结合的风范，深受学生爱戴。不仅西洋乐器专业的学生纷纷争选国乐为副科，主修国乐的学生也效仿学习西方作曲技法，以求中西贯通。正因如此，国立音专不仅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像程午嘉、蒋风之、陈恭则、
陆修棠、陆钦信等双肩挑的民乐大师，还培养出了贺绿汀、丁善德、谭小麟等日后享誉中外的作曲家。
        在这一办学宗旨的引导下，国立音专一以贯之，直到成长为上海音乐学院，仍坚守着东西并举的传统。待到贺绿汀接手院长重任时，他进一步把目光拓展到民间音乐领域，第一步便是鼓励学生热爱民间音乐。在江湾时期，每日清早他都要把学生们集合在一起背唱民歌，这已成为当时学生的生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