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中国大陆发行的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7月15日，《现汉》（第6版）正式发行，同第5版相比，最大的特是增收新词语和其他词语3000多条，增补新义400多项。
修订参照国家语委《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修订课题组和《普通话轻声词儿化词规范》课题组的意见，对条目的注音做了修订。此外，按类别，针对口语词、方言词、文言词、专科词、外来词、西文字母词等，对释义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修订。还配合释义增补了近百幅古代器物等方面的插图，并根据有关标准和新的研究成果对检字表和附录做了修订，这是第6版的新亮点。
《现汉》（第6版）赢得了很多掌声，但同时公众也提出了一些疑问，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忽悠”“搞掂”等方言词及“给力”“雷人”等网络词该不该收入《现汉》？第二，NBA、ECFA、PM2.5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词语也收录在《现汉》（第6版）中，收录字母词有违法之嫌。
2012年8月28日，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和翻译家江枫等在内的100多名学者联合签名举报信，称《现汉》（第6版）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94号令)等法规，甚至有人称这是一场“汉语保卫战”。由此引发热议。
对此，《现汉》（第6版）修订主持人江蓝生先生则表示，相关规定是不能滥用字母词，与词典在后附上
字母词供读者查方便是两回事，中文字典收录西文字母词也不是《现汉》（第6版）的首创。
现在是开放时代，字母词已全方位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现汉》（第6版）收录字母词实为可取之举，字母词列于词典后面，是为了查方便之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近来，新闻报纸上纷纷发表了一些赞同《现汉》（第6版）做法的文章，如逄莞青《NBA收进〈现代汉语词典〉该不该》（2012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张璐瑶、邓琼《汉语词典，容不得“ABC”？》（2012年9月3日《羊城晚报》）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的心声。
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不准备展开，只是认为第一个问题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相关问题还有继续讨论下去的余地，这主要是从辞书修纂的角度来探讨，暂不考虑法律等方面的因素。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新词语的收录及编纂问题刍议
/ 刘海平 邹 帆
摘要：
大众对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提出了一些疑问，其中就有新词语的收录编纂问题。本文认为新词语原则上应该收录，只是在具体操作上还有可改进的地方，还应遵循完备性、概括性、精确性原则。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词典》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第6版） 新词语 收录 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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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词语该不该收录的问题
《现汉》（第6版）距离第5版已过去7年，这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最快的7年，很多新词语陆续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客观地说，已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新版词典中的新词、新义、新用法充分反映了新时期特别是近几年来涌现的新事物、新概念、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逐渐形成的新观念。
这些新词语该不该进入《现汉》（第6版）呢？下面梳理一下词典学发展的历史，以期对所讨论的问题能有所启发。
词典学史上有两组常见的术语，贯穿了词典学发展的历史，一是规定主义和规定性原则，另一是描写主义和描写性原则。
我们将对如何正确使用语言而制定规则的原则称为规定性原则，制定这一原则的目的是对言语实践中千变万化的、零碎的语言现象进行整理归纳，把语言学家认定规范的、符合逻辑及经典作家作品用法的语言作为标准语言，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言语行为。辞书编纂的描写性原则主张不是以经典传统为依据而是以对语言全面的、系统的、客观的描写为依据来进行。描写主义者有个观点即“镜子效应”（the mirror effect），它要求全面地、真实地反映语言的客观变化。
因为国内的词典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借鉴了很多国外的理论，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谈国外词典学的发展情况，把国外的发展情况弄清楚了，可以给我们的词典编纂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1961年Web3问世之前，英语词典还是规定主义的一统天下。规定主义的开山祖师塞缪尔・约翰逊的《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55），以及福勒的《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1926）、梅里亚姆公司的Web 2（Merriam-Webster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2nd edition,1934），均是规定主义方面的代表作，可以说这些词典编纂者即语言的立法者，利用词典的权威来对语言进行规范，这些做法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1884年至1928年间陆续出版的OED（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标志着规定主义的衰落和描写主义的兴起。以戈夫为首的Web3的编者们相信“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变化才是正常的”，他们主张词典编者的责任是记录“活的语言”而不是“最好的语言”。[1]因此, 他们认为词典应反映语言这个客观存在而不是对其加以塑造、规定和限制。在实践中也严格地履行这种主张，词典收词范围广，村语俗言均收（包括粗俗语、文盲用语等）。[2]
影响颇大的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第4版）增收了很多已被大家接受的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新词、新义、新用法，范围涉及科技、体育、休闲娱乐、政治、经济甚至犯罪等方面，总收词量由第3版的8万增加至现在的10.6万。词条内也收录了更多的口语用语，并首次设立了口语短语框（SPOKEN PHRASES）。
规定性与描写性是词典编纂中的两条重要原则，词典编纂的历史轨迹大致是由注重语言规范的规定性原则向注重言语事实的描写性原则方向转变，描写性和规定性的争论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
当然目前的词典编纂理念已打破了原来的那种非此即彼模式，走向两者相结合的道路，如RHD（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主编斯坦（Stein, Jess）声称要走“一条语言上站得住脚的中间道路”，他认为词典编者“不但要记录语言，而且还应该给予指导”。[3]
黄建华在总结我国词典发展史的时候也说：“历时性的语文词典要满足索解古籍的需要，而且收词的依据受到客观限制，偏重依靠经典作家的作品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当代的共同性的语文词典，如果不越出这种传统的做法，那就势必或多或少脱离当前的语言实际。目下有些文章已经指出，我国现代汉语辞书，在收录新词、口语词、缩略词、通行方言词等方面较为保守。‘一般词典太多地着眼于过去，却少散发出轻快的现代气息’。这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4]
从国外词典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词典编纂应走描写与规定相结合的路子。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能无视语言发展的规律，而用条条框框来规定得太死，完全不敢描写。词典编纂者不能拒绝或抵制语言的变化。《现汉》（第6版）收录网络词、方言词等新词语是符合词典学发展规律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只是在某些具体操作上还有提高的余地。
二、新词语编纂问题
以上讨论了收录不收录新词语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赞同收入，但具体操作起来却很有难度。收录新词语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制定收录的标准，以避免操作的随意性。新词语编纂对于《
现汉》而言是项新举措，在细节方面还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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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注意以下原则：
1. 完备性原则。完备性原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收词应尽量完备。辞书编纂是一项不断完善的艰巨工程，新词语一直在不断地出现，收词也如扫萚，总难以尽意，但收词完备还要作为词典编纂的一个较高的追求，还要朝着那个方向走。二是释义的完备性。韩敬体也说过：“《现汉》对现代通行的词义，特别是派生义、新义是决不应遗漏的。”[5]这次新词语收录过程中，还远谈不上完备，尤其是收词方面的完备。
例如新版列“忽悠”条，自从赵本山在小品剧《卖拐》中使用“忽悠”以来，该词便迅速流行开来，“忽悠”的添加是很有必要的，但新版并没有添加“放鸽子”条目，作为“哄骗、欺骗”义的“放鸽子”出现的时间很早，据典籍记载，清代即已有此用法，[6]且现在“放鸽子”流行也较广，业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口语词。作为一组同义词，厚此薄彼，不符合完备性原则，也不利于人们查。
再如新版收录“宅男”“宅女”，指成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的男子或女子，已成为一组日常用语词，但未收结构相似同样非常流行的“剩男”“剩女”。
再如收“型男”，未收“索女”，“型男”指时尚、帅气的男子，“索女”指身材苗条、打扮时尚的女子，这组词经常会成对出现。
新版收有“海选”，此词因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而迅速蹿红，但却未收有“超女”“快男”，一些比较流行的词语如“性价比”“刚需”“卖萌”“坑爹”“文艺青年”“火星文”“熊抱”“抓狂”“掐架”“火锅（盖帽）”“直通车”“打酱油”“锐词”“熟女”“虎妈”“狼爸”“亲”“云时代”“马甲”“偷菜”“眼缘”“闷骚”“骨灰级”等等，也未予收录，这些词一些收录，另外一些未收，至于为什么没有收录，估计也不会是完全基于学理的考虑，很可能就是还没有出台完备的收词原则，收与不收均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从收词的完备性来看，新词语的添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新词语的收录应是那些经实践中检验有强大生命力的词语，这个检验有很大难度，但至少在流行时间方面要有保证，至少要有5至10年为期，另外，可检查其流行度的问题，每年教育部、国家语委都会出台相关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词语的收录可以参考这些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
前面提及的国外描写性词典在收词方面除收录标准语外，还收录俗语、俚语、戏谑语、方言等，对语词的释义及举例均力求详尽反映全部语言事实，将生活中鲜活的语言现象直接收录编辑，如通过计算机自动进行词频统计，将已建成的语料库中使用频率高的语料提取出来，收录进词条，这种方式收录的语词将逐渐地成为新的约定俗成的语言定式而被确定下来。
2. 概括性原则。苏宝荣、宋永培说：“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辞书传统定义式释义方式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面临新的挑战。”[7]定义式是现代语文辞书一种主要的释义方式，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表明，“隐喻”认知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词义引申变化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隐喻”形成的以“家族相似性”原则[8]组织起来的表示抽象概念与集合概念的词或词的义项，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对于这类义项，语文辞书传统的建立在理性的、逻辑的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定义式”的释义方法，是难以全面概括和准确释义的。
根据目前对家族相似性原则的理解，范畴化不仅不需要共有所谓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不需要与典型成员有足够的相似性，所需要的只是范畴成员之间的交叉相似性，即两个事物之间只要有一个以上的相似性即可划入同一个范畴。根据这个原理，在选择词语时可将有相似性的一组词按类来释义。
日常口语中有一系列这样的词语，如“裸××”，《现汉》（第6版）收“裸婚”，但未收“裸奔”“裸考”“”，这一组词的核心义统一于语素“裸”，“裸××”是一组家族相似性词语；再如“××族”，《现汉》（第6版）收“啃老族”“蚁族”，但未收“拼族”“蜗居族”“跑腿族”“柜族”“海豚族”“淘婚族”“淘课族”，这一组核心义统一于语素“族”，另外像“晒客”“悠客”“威客”“换客”“印客”的“××客”，“官二代”“富二代”等的“××二代”，“房奴”“考奴”“孩奴”“菜奴”“车奴”“榜奴”的“××奴”，还有“××门”“××控”“××哥”“××”“××帝”“被××”“××党”“××男”“××女”等等，可以专列门类。词汇是开放的，具有生成性，这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新词语的出条，对于新版《现汉》来说是一个新课题。
以什么形式出条，可参考《现汉》（第6版）本身的做法，如“千……万……”条：
【千……万……】qiān……wàn…… 形容非常多：～山～水—～军～马—～秋～（下转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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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还不够，还要相应地运用人类工学概念去完善和补充之，像一位建筑师那样去调动创造具有感染力的书籍形态的一切有效因素，来完成设计的增值工程。”[5]所以，在书籍设计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制作印刷工艺，且结合工学的整体设计。书籍装帧设计是开本、字体、版面、插图、封面、护封及纸张、印刷、装订、材料的事先设计。书籍装帧要根据内容，以正确反映书中信息为基础，采用各种视觉元素进行视觉传达设计。艺术性与功能性相结合的信息载体，是书籍的特点，且有传递信息，促进读者与作者间情感交流的使命。因此，从书籍整体设计的角度出发，能使书籍阅读顺利完成还须结合工学设计。其间体现出设计离不开对功能的思考的理念，不考虑功能的设计是带缺憾或不成功的设计。
书籍装帧设计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系统工程。从设计上讲，全方位主要是指构思创意、制作工具、材料和系统工艺。清华大学书籍设计专家余秉楠教授曾说：“整本书籍在设计上应该是舒适美观，并使读者感到满意。”
书籍的主要目的是用于阅读，过去的书籍装帧设计是将文字和图片等清晰地印刷在适宜的纸上，最后装
订成册即可。但时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太过简单的书籍装帧设计，会使书籍的美观与功能达不到大众审美需求和心理满足感。怎样赋予书籍以美观，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是书籍装帧设计的目的。书籍装帧设计应在书籍的所有部分都有好的艺术质量，内容和形式应给人以完整的印象，给阅读带来心理和视觉舒适美感。
参考文献：
[1] [3] 李超德.设计美学[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4.
[2] 余秉楠.书籍设计[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
[4] 诸葛铠.设计艺术学十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5] 吕敬人.书艺问道[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作者单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上接第99页）岁—～头～绪—～丝～缕—～言～语—～呼～唤—～变～化—～辛～苦—～差～别。表示强调：～真～确—～难～难。
有鉴于此，家族相似性新词语可依样处理，如“……奴”条：
【……奴】……nú指因做必需的或重要的事情而深陷进去的一类人：房～—考～—孩～—菜～—车～—榜～。
把这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新词语概括出来，使得辞书的编纂也更具系统性，更加符合人们查词语的需要。
3. 精确性原则。另外，在方言词、外来词等特殊词语标注的时候应尽量精确。例如《现汉》（第6版）收方言词“量贩”，“量贩”是不是方言词，值得斟酌。“量贩”应是最初出现于日本，后流行于台湾，算是外来词。
再如“型男”是方言词，《现汉》（第6版）虽收录，但并未标注词语来源，如果收“索女”，同样要标注方言词。“型男”“索女”这对词首先在香港、广州等粤语地区使用，属于粤方言词[9]。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赣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招标课题（12YY001）、江西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11WX04）、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12M511344）和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2JCYY01Z）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Lodwig,Richard R. and Eugene F.Barrett. Words,Words,Words/vocabularies and dictionaries [M].Ne
w Jersey:Hayden Book ComPany, Inc.1973：154，161.
[2] 周敬华.辞书编纂中的描写性倾向[J].辞书研究，1997（3）：35-45.
[3] Stein,Jess. Preface to RHD 1[Z].New York:Random House, Inc.1966：1-8.
[4] 黄建华.词典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56.
[5] 韩敬体.论《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一般原则[J].辞书研究，1993（5）：18-29.
[6] 刘海平.说“放鸽子”[J].辞书研究，2011（5）：179-182.
[7] 苏宝荣，宋永培.词的表层“所指义”、深层“隐含义”与辞书编纂[J].辞书研究，1988（1）：12-19，157.
[8] 黄月华，左双菊.原型范畴与家族相似性范畴[J].语文研究，2009（3）：27-31.
[9] 罗荣华.说“型男”道“索女”[J].现代语文，2007（7）：106-107.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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