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拉丁化八十年代才终止？国家明令废止，文改委为何一拖八年？
当下的中国，如果提及青岛啤酒、北大、清华的大名，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为什么要说这三个名称呢？难道是因为三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还真有。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啤酒品牌，怎么会与两大高等学府有共同点呢？
注意看三者名称中西文字母名称，青岛啤酒是Tsingtao，清华大学是Tsinghua University，北京大学是Peking University (不是Beijing University）。
出身民航系统或常坐飞机的朋友肯定听说过IATA（国际航协）的三字代码，北京以前的三字代码是PEK，后来才改成BJS的。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使用西文字母表示“陕西”和“山西”上。山西的英文表示是“shanxi”，而陕西的英文则是“shaanxi”，仔细一看，两者之间只差了一个“a”。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都属于那段历史的残影与迹象，而这种表示方式来源于一种基于拉丁字母的汉语拼读方法，——威妥玛拼音。
时至今日，某些品牌和商标为了标榜自己的悠久历史，仍旧采用原来在威妥玛拼音时代制定的品牌洋文，其中包括茅台Moutai、中华Chunghwa、张裕葡萄酒Changyu，等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某些威妥玛拼音的专有名词已经固定下来，变成了英文中外来语，例如，耳熟能详的功夫（Kungfu）、太极（Taichi）、易经（I Ching）、清明节（Chingming Festival）、宫保鸡丁（Kungpao Chicken）等。
这些词语原本英文中是没有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威妥玛根据汉语拼音创造了上述英文词汇，并沿用至今。
不过，威妥玛拼音并非十全十美，它也曾闹过不少笑话。
比如，姓名拼音“Li Po”，如果只看这个拼音，想必许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李波”、“李博”吧？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是唐代伟大浪漫派诗人、大唐第二剑客李白的英文译名。
此外，通过威妥玛拼音，蒋介石的姓名被拼成了Chiang Kai-shek，再翻译回来后，却变成了“常凯申”……
Sun Yat-sen，如果音译过来，估计会被翻成孙雅森吧？其实，这是孙中山。
值得注意的是，发明这种拼音方式来方便学习汉语的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是个英国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43年，其中有13年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也就是说，英国新教伦敦会的人与花旗国的传教士一样，都热衷于披上外交官、大使这样的外衣。
花旗国既然开了先河，把广州的新教传教士任命为驻华大使，那么英国也就照葫芦画瓢，“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了。
威妥玛拼音系统自19世纪后半叶问世以来，经汉学家翟理斯修订，流传于世，在为汉语注音的多种拼音方案中，曾经一度占据主流位置，因此后人也将这一拼音系统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拼音”(WG拼音)。　
1841年，威妥玛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53年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
相由心生，老祖宗的话，有时你不得不信。
1854年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后，被委任为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次年辞职。1855年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
1858年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活动。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68年发明威妥玛式拼音，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1876年借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扩大英国在华特权。
1883年回国，此后担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1886年，威妥玛将毕生收藏（在华夏想尽各种办法搜集得来）的中文书籍883种、共计4734册，全部捐赠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包括但不限于清末朝廷礼仪、外交、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书籍，明刊孤本《异域图志》、清初抄本《明实录》，以及太平天国的珍贵史料，许多中文手稿、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等等。
注意，英国传教士来华是有分工的，有分工，也有合作，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西方近代伪史编撰执行者之一是被无数官科捧臭脚的另一传教士伟烈亚力。他在伦敦会的授意下，指使李善兰伪造了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神话。
1858年伟烈亚力随额尔金勋爵同去长江考察，并到武昌会见清朝官员。1858年底，威妥玛与伟烈亚力作为额尔金勋爵派出的代表团成员，与另外两名传教士李泰国、俄理范一起到南京考察太平天国，并拜会其领袖。
几乎所有来华传教士都在疯狂地攫取华夏的典籍宝藏，并移花接木，把发明权都归属到西人头上。
与威妥玛一样，伟烈亚力在华期间，嗜好购书，尤喜造访古旧书店，多方收集中文古典文献，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藏书丰富、且拥有许多善本、珍本的私人藏书楼。该藏书楼设立在上海山东路伦敦会大楼的第一层，所收集的图书约有二万种，其中一千余种在1869年售与亚洲文会，其余在1882年售与牛津大学图书馆。后来，“伟氏藏书”（Alexander Wylie Collection）成为牛津大学图书馆博德利书库的最重要的一批馆藏。
为了让大家能更清晰地认识这些所谓传教士的另一面，特将伟烈亚力在华从事的“文字工作”的经历摘录如下（来源：《伟烈亚力：英国传教士、中国科学史研究先驱》，好高的帽子、好刺眼的标题、好大的讽刺）：
1857年初，伟烈亚力创办了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并自任主编。每月出一号，介绍宗教、科学、文化与新闻学，成为晚清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综合刊物之一。同年10月16日，他又同裨治文（Elijah Bridgman）、艾约瑟等传教士创立了“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裨治文任主席，伟烈亚力任秘书。1858年7月20日，该会改称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n Society，简称“亚洲文会”）。
伟烈亚力在上海担任墨海书馆监理的职位直至1860年。1862年11月伟烈亚力返英休假，不久脱离伦敦会，加入大英圣书公会。1863年作为圣书公会代理人再次来华，在推销圣经之同时，兼任上海《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的编辑，发表了大量有关地理、历史与文化的文章。伟烈亚力在中国30年间，前后共推销出一百万部新约圣经。
1864年，麦都思等创立格致书院，伟烈亚力被推选为四位西人董事之一；1874年2月，又被推为格致书院五位创议董事之一。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867年，伟烈亚力又创办了英文季刊《远东释疑》，登载专论中国历史、宗教、语言和评论远东局势等文章。1867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伟烈亚力积极参与了翻译馆的译书工作。
1871年12月，在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年会上，伟烈亚力当选为亚洲文会的副主席。
作为威妥玛的继任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也曾于英国驻华大使馆任职，著有《语学举隅》(1873)、《字学举隅》(1874)和篇幅巨大的《华英字典》（1892上海初版，1912伦敦再版）。返回英国后，他在剑桥任教长达35年之久，成为有名的汉学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宗教、绘画、哲学、语言等诸多方面。
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因为威妥玛的赠书有了实质性的飞跃，翟理斯归国时又从华夏弄走了一大批典籍，补充进了剑桥图书馆。他还亲自编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威妥玛汉籍及满文书目》(1898)及《补遗》(1915)。
在华期间，威妥玛效仿传教士先辈利玛窦、金尼阁等人，为了方便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学习和掌握汉语和汉字，于1847年左右草拟了一份《北京话音节表》，收入其1859年所编写的《寻津录》中。
这种情形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学习英语时，习惯用中文来标注某些英语单词的近似发音。
1867年，几经修订，威妥玛将完善后的音节表收入了自己的代表作《语言自迩集》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威妥玛拼音（学习汉语）方案是根据当时的京腔（即北京读音）创制的。因为《语言自迩集》的主要模仿和研究对象是北京官话。
在该书第一章的“发音”中，详细介绍的拼音方案包括声母27个、韵母39个，还用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语言来分别描述汉字的发音，目的是加强印欧语系的学习者对汉语语音的把握。
其按照当时的实际发音，将北京官话声调定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种调值，用右上角的阿拉伯数字标注汉语的四声，还特别分析了轻声、儿化和音变三个口语特点，可以说是对19世纪原汁原味的北京官话的一种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