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
第3期总第229期
理论学刊
T heor y Jour na l
M ar．2013郭沫若诗
N o．3Ser．N a．229
重评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诗
——兼对一种简单化研究视角的分析
逯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过中国科学技术界的一些领导职务。受这些身份的影响，他在20世纪5
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了大量的“科技”理念和意象。以往，学界对这类科学诗关注不足，偶尔的研究也往往只注意这类诗的“政治性”内容。事实上，除政治身份之外，郭沫若还具有“公共人物”的身份，从这一视角切入，可以重新考察郭沫若这时期的诗歌创作，亦可获得相对丰富的理论阐释和新的意义挖掘。
(关键词]郭沫若；科学诗；公共人物；人民本位
(中图分类号]1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3-0120-04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等社会要职。对这时期作为科学界领袖人物的郭沫若和他所创作的有关科学技术的诗歌，前人较少予以研究，偶尔出现的研究也往往只关注这些科学诗的“政治性”内容、以及郭沫若的“政治家”人物身份，而“政治性”之外的其它特质大多被掩盖和遮蔽。究其原因，是把建国后郭沫若及其创作的丰富性简单化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简单化模式?
首先，源于当时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政治决定一切”。诚然，建国后的郭沫若以及他的创作有愈发政治化的趋向，然而，政治化又并非郭沫若创作的全部。如果一味聚焦在“政治性”的单一视域，郭沫若创作中除了“政治性”之外的其它特质难免会被遮蔽掉。因此，研究建国后郭沫若创作与政治的关系非常
重要，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要执其一端便万事大吉。事实证明，这时期郭沫若的创作还有很多非政治性的质素，他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科学诗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忽视了郭沫若建国前后某些隐形的、一贯性的东西。例如，郭沫若这时期在诗歌创作中表现的“科技”意象，其实是与他的新诗创作同时起步的。早在五四时期，郭沫若发表的新诗中就出现了120“x射线”、“原子”、“能量”、“宇宙”等意象，也就是说，郭沫若“科学技术”的观念和艺术表现由来已久，而并非是成为国家领导人所然。还应注意的是，郭沫若在这时期创作的科学诗所体现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于20年代出现、30年代即定形的，并不是因为在担任了诸多社会要职之后才旁生出来。所以，把科学诗与政治简单挂钩同样有失偏颇。
再次，忽视了建国后郭沫若身份的丰富性。1949年以后，郭沫若成为国家领导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可谓一名政治家。但是，这时期的郭沫若依然还是著名的诗人、学者、书法家、外交家、科学家、社会教育家等。也就是说，他具有多重的社会角和文化身份，而且他一直向往成为一个多方位实现自我的“球形天才”。因此，郭沫若这时期一个更加显眼的身份，应该说是“公共人物”。事实上，从1954年郭沫若不再担任副总理以后，他作为政治家的权力是很有限的，即使认定他是一个政治家，也应该关注他的非政治家身份的意义，特别是作为“公共人物”身份的意义。
这里，笔者便以“公共人物”理论为切人点，重新考察一下作为“公共人物”的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科学诗。所谓“公共人物”，顾名思义是指被公众所认知的人物，具体来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
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公众人物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性为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影响力和约束力二者缺一不可，也包括自愿进入公众视野，包括相当程度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和义务。显然，郭沫若深知自己作为舆论界“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他的创作会借助这种影响力和新闻媒介的力量得以放大。具体到他的科学诗，既有作为国家领导人自觉为政治服务的一面；也有作为非政治家的社会角如学者、社会教育家自觉向大众普及科学技术的一面。而后者，恰好显示出郭沫若作为一名典型的“公共人物”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维护公共利益的自觉意识。
一般来说，诗歌表现世界，科学认识世界。科学求真，也蕴含着美；诗歌唯美，也包含着真[2](n’。科学诗作为一个崭新的文学概念，正如科学文艺一样，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诗人们的实践、探索并逐步创新的过程中才确定下来的旧儿列’。时至今日，科学诗已经衍生出很多的种类，诸如科学抒情诗、科学哲理诗、科学童话诗、科学幻想诗、科学散文诗、科学叙事诗、科学常识诗、科学寓言诗、科学朗诵诗，以及科学民歌等等心](¨’。
1951年8月29日，郭沫若作了《防治棉蚜歌》一诗，目的是“为了向广大棉农宣传防治棉蚜的科学研究新
成果，以便及早拔除其寄生物苦买菜。””¨船’乍读此诗，今天的读者可能无法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因为与1920年代写出的《女神》诗作相比，这首诗不仅没有任何激昂的、再创造的“力”的强势鼓舞效果，也没有语言和结构上的大胆创新，甚至基本不具备诗歌的审美性。然而，这首诗又有着诗的显著特点，它有整齐统一的韵脚，每一节的押韵都是一以贯之。也就是说，这首诗整体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读起来“顺溜”，尤其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如果就创作实力而言，建国后的郭沫若完全有足够的天分创作出更具有审美性的《防治棉蚜歌》。那么，为什么会形成目前这种形式的诗歌创作呢?
1931年3月12日，郭沫若在为《生命之科学》作译者弁言时给出了答案。《生命之科学》是英国威尔士父子和鸩良赫胥黎三人合作完成的著作。“全书分三册译出：第一册，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出版，书前有《译者》；第二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版；第三册(上、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书前有《序》，书后有跋语。第三册第九编《人类生物学》，译者以《人类的展望》为书名，单独译出，一九三七年三月作为‘开明青年丛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4]㈣n’在《(生命科学)译者言》中郭沫若提到：“原书在主题‘生命之科学’下尚有一个副目，是‘A sum m a r y of cont em por ar y know l e dge about l i f e and i t s poss i bi l i t es’((关于生命及其诸多可能性上的现代学识之集粹))，由这个副目我们便可以知道原作者之志趣是想把生物学和生物学有关联的各种近代的智识作一综合化。但这个综合化是以大众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4J(跚”这里所说的“综合化”，首先突出了“为大众”的意识，所以，为了能够使得大众更好阅读并理解这本书，郭沫若表露出作为一名译者作出的利弊权衡：“译者对于作者之
原旨，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是想十分忠实地体贴着的，特别是在第三化。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翻译，尽力在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字译书，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4](P316)这里所说的“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也就是说即使国外的科学著作再先进，也必须要结合本国实情，尤其是尊重本国文字文化的传统，将其所蕴含的文化习惯和文字表现方式与中国特殊的文化特性相融合，使其真正内化成中国读者可以更好接受的方式。译者之所以颇费苦心地调和外国科学著作与本国文字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最终还是一个“为大众”的意识，秉持着“为大众”的翻译态度，以便更好地吸引读者并使读者更有兴趣地阅读此书。郭沫若还在翻译过程中作了细节上的关注：“原书插图注重在引起读者兴会，观其编制大抵每页必有一图，因而图中所表示每与文中所论述不甚相照应。译者遵照其图次，然其插入地点稍稍有所进退。其有完全无所照应之处仍依原次插人。”[4](P316-317)
这样，如果能理解作为译者的郭沫若“为大众”的理念，那么，当我们重读《防治棉蚜歌》时，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也应该被有所理解。因为作为一名科学界的“公共人物”，尤其是作为影响力较大的“公共人物”，其所作所为都关系到社会的整体利益"j。就在《防治棉蚜歌》创作前的一个月，1951年7月28日，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的致词中指出了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研究的新方向：“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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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汉族主义转向尊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D](e826)虽然这看似与诗歌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就郭沫若指出的史学研究向“集体主义”、“众主义”的转变来说，他作为“公共人物”的全局意识便展现了出来。面对建国后中国民众的整体文化水平低下的现状，一方面既要使民众享受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以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想办法使这些科技易于被民众接受并应用。这两者的对接与和谐实在并非易事。所以，如果将尽可能多的科学知识填充到诗歌创作，结合最押韵的形式以供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朗读，就不仅能够解决受教育程度低的读者缺少读物的问题，又可以使他们在读诗的同时获得额外科学知识的学习。这样做，既是作为一名诗人激活诗歌实用性的某种自觉，更是作为“公共人物”的郭沫若充分意识到社会的全局利益后所显示的一种把控能力。同时，这种科学诗的创作又可以起到引导20世纪50年代诗歌创作方向的转变的示范效果。
如果说，郭沫若在1931年翻译《生命之科学》时所提到的“为大众”还相对笼统；那么到了1946年5月6日，当郭沫若在重庆谈到对中国学术工作的看法时，他的认识就更加明确了。他说，“‘五四’以来的课题：实现科学与民主，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学术工作者急待解决的课题。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并没有生根，学术工作和生活实践依然脱离，学术没有真正科学化，科学没有真正中国化。”∞J(嘲’然而，“民主与科学，在本质上并不是两种对立的东西，科学的思维与方法用之于实际生活的处理便成为民主。科学的
基本要求是利用厚生，为人民服务，……以增加人类生活的幸福。科学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故科学精神实质上也就是民主精神。”[6](嘟埘’在现实中，就是因为“好些科学专家，都只精通了他所专门研究的学科的迹象，而忽略了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民主精神的，这种科学的精神”【6“咖’，所以，“我们只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师，而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科学家。”M“P69’
那么，怎样做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呢?郭沫若认为，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切实的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战士。我们要以科学的武器，来为民主的实现而斗争。”[6](哪’类似的看法，他在1947年5月17日为《大众科学丛书》作的序言中又作了强调。他认为，“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式，也是我们的122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人类生活的终究目标是在使全体人类能够生活得更合理，更幸福，科学的应用正应该适合于这个目标。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的精神，一句话归总，就是在为人民服务。”(4](P121)针对科学被入恶用的事件，郭沫若重申：“科学虽然随资本主义的发达而昌明，但被资本主义的国度恶用于为少数个人服务，即为少数独占资本家服务；因而活人的科学便成为了杀人的科学。在今天科学的分野里确实是起了这样的分化的。”[4](嘲一22’为此，郭沫若讲：“我们今天需要真正的科学，要使科学回复到为人民服务的本位上来，使它成为不折不扣的人民科学。……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H儿删2引因此，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本位”的科学观，成为建国后指导郭沫若科学工作的核心思想。在1950年6月下旬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上，郭沫若就一再强调，“中国科学院是全中国人民的科学院，必须打开大门，欢迎一切人民的合作。”
一1到了1951年1月7El《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一文发表时，郭沫若再一次表明：“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要有能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科学家们自己要把自己的生命放进科学研究里去，国家的科学行政也应该把比较长远的算计放进科学研究里去”[8]。在“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统领下，作为“公共人物”的郭沫若在他文学创作的理念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人民本位”的观念。1956年3月24日，郭沫若作《学科学》一诗，诗歌写道：
科学并不远，
只等我们去探险，
只要一步一步不停留，
科学就在眼面前。
原子能，半导体，
炼钢铁，拖拉机，
都要为建设来服务，
为和平打下万年基。[9](P425-427)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郭沫若创作的此类科学诗更注重的是发挥诗歌的实用价值。虽然研究者们更多地指出了郭沫若此时所表现出的某些政治上的屈从和摇摆，但是，如果从“公共人物”这一角度考察，郭沫若此种行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代表了某种公共行为。作为“公共人物”必须清楚，“其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公众有很大影响力，关系到社会公
共利益”【l…，“当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权利要受到适当的限制。”p“嘲’所以，当郭沫若已经走到中国科学界首席位置上的时候，诗歌创作便已经不再是他一己抒发诗情、展现才华的事情了。这也就是郭沫若自觉让渡诗歌审美性于实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此，《学科学》诗歌和那时期郭沫若的其它科学诗一样，在具有通俗易懂的同时，也更像是一种手势，指向“科学大众化”的站点。并且，郭沫若这种将诗歌通俗化的想法最终在《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的》一文中定形为“科学的普及”：“众不是科学院所属一个单位内的众，也不是说全院一万几千人的众，而是全中国六亿人的大众。今后我们的革命任务是要六亿人来参加的向地球开战，我们要发动大众，相信大众，把科学知识交给众。……科学家应当多作一些普及的工作。”[1¨为此，“今后必须大力加强科学的宣传、推广、出版工作。我们很少在报上看见科学家的宣传性的文章。拿文学来讲，差不多是遍地开花，每个地方都有文艺杂志，我们科学界却少得可怜，除科学技术普及方面有一点之外，其它是很少很少。我们既然说要发动众、相信众，我们就应该把六亿人的大众作为我们的对象来普及知识，把知识交给众。”[1¨时至1959年9月29日，郭沫若在总结十年来我国科学事业的成就
和经验的同时，再一次明确指出：“科学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而又是为实践服务的。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和革命实践是科学发展的源泉。科学的不断创造和发展，都是在人民众的直接间接参与下完成的。科学一脱离众，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科学和众联系得愈密切，便发展得愈快。”¨2o至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萌生的“为大众”意识，经过二三十年的体验和探索，到了50年代，已发展成为“人民本位”的科学观，并通过诗歌的形式将这种理念内化到文学创作的实践，最终在通俗化的诗歌创作中凝聚成“将科学知识交给众”的强烈诉求。
综上所述，借助“公共人物”这一理论，我们对郭沫若创作的科学诗的审视具有了新的学术视野。客观来看，这些科学诗从艺术水平上讲质量普遍不高，但其中的原委又并非一个简单的“政治”所能涵盖。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时期的郭沫若早已看轻了自己作为诗人的角，还在40年代他就坦率地说：“《女神》以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13](嗍’。这时期，郭沫若更看重的是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和作为科学家、学者、社会教育家等相关的“公共人物”的角。所以，他创作科学诗的时候，较少顾及诗歌的审美追求，而更关注作品的科普效应——适应以农民为主、文化水平低下的受众阅读的层次，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处于生产一线的工农兵那里，让他们可以享用科学的先进成果和知识普及。应该说，这一切都来自郭沫若维护以工农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责任感，换句话说，即是由“公共人物”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特性所决定的。另外，在这一新的考察视角中我们发现，这样的研究还具有超出郭沫若研究个案的学理意义，因为简单化、单一化的研究模式在这一时期其他人物的研究中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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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逯艳(1983一)，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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