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隔”与“不隔”之美学内蕴]
人间词话经典语录
王国维先生所著的《人间词话》论词以“境界说”为体系，其中，“隔”与“不隔”的观点乃是王国维将中西方哲学美学观念进行交融汇合而提出的，本文认为，“隔”与“不隔”更多地是从创作论的视角而出发的，关涉整个艺术创作乃至欣赏过程，强调的是审美直观性的艺术创作态度和美学理想。
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美学；王国维
一、《人间词话》之“隔”与“不隔”
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一书中提出了“境界说”这一词学批评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同时也是由几组重要的诗学范畴架构而成的，其中，关于“隔”与“不隔”这一对范畴，以《人间词话》手稿本为参照范本，除了三六则中以周邦彦与姜夔的体物之词进行对比，云后者有“隔雾看花之恨”，三九、四十、四一这三则是正面对于这一范畴进行论述和规范的，提出了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等具有美学价值判断彩的鉴赏判语，并且在进一步阐述的过程中，将这一对范畴运用到了对于作家、作品的赏析评断
上，对比性地举出了词家如姜夔、史达祖、吴文英诸人以及诗人李延年、黄庭坚作为“隔”之代表，而陶潜
、谢灵运、苏轼等人则为“不隔”之表率，同时举出在写景与写情两方面“不隔”的诗句对于这一对范畴进行艺术创作上的具体化，最后王国维甚至将“隔”与“不隔”落实到词史上进行观照，归纳出“北宋风流，渡江遂绝”这一词学发展规律论，同时认为“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二、“隔”与“不隔”的中西方源流探
1、叔本华艺术直觉理论与王国维“境界说”
王国维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意志说”的影响，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是生活世界的本源，“我们这个存在于时间、空间，遵循着因果的复杂多样的想象世界就是意志的产物和表现，是意志在时、空中的客体化”，“意志”这个概念近似于柏拉图提出的“理念”，但叔本华却力图消弭其中的神学神秘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彩，同时，“意志”并非是外在于客观世界而存在的，它具有一种内在化的倾向性，也就是说，它内化于它的客体化之中却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其先验性彩和主观唯心主义彩仍然是鲜明的。
而“境界”所代表的是一种审美理念，一种超越了时空局限、超越个人狭隘视角的审美体悟，一种纯粹主体对于充分显示了“意志”这种生命本质力量的“自然”的洞观，因此，
“真景物”并非寻常景致，而是作为“意志”客体化而显现了生命本质力量的自然景物，“真感情”也并非一己
一私之主观感情宣泄，而是体现了人类生命感的冲动，是超越具象、超越时空限制和个体束缚的人类共通情感，反映了人类内在本性，既可以是由于无穷尽的“罪恶的生命意识、欲望”所引起的人生长恨，也可以是人类在某一顿悟瞬间摆脱了所有人生长恨的超然之情。
审美主体只有在抛却了功利实用的观照视角，最大限度地悬置时空以及个人因知识、境遇等不同而造成的成见与眼界，方能对于表象世界（意志的客体化）做纯粹静观，才能创造出“不隔”之作品，才能够“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否则有“隔雾看花之恨”。而每个个体作为意志的客体化结果，他自身所内蕴的“生命意志”决定了他具备这种纯粹观照的可能性。王国维称:“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这种纯粹观照，是一种直觉性质的审美，也是一种艺术直观。只有在这种直观下产生的艺术创造，才是“有境界”、“不隔”之作。
叔本华称：“只要我们一直依直观行事，那么一切都是清晰的、固定的、明确的。”，并且他认为，世人有职责必须将世界本源之“意志”表现出来：“文艺的宗旨显然还是让读者在这些概念的代替物中直观地看到生活的理念。”王国维接受
了他这一观点，因此在他看来，诗人与词家都是肩负着向世人揭示理念这样一个责任的，而这一任务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以吾之直观唤起世人对于理念的直观观照的过程。他认为：“唯诗歌一道，虽借概念之助以唤吾人之直观，然价值全存于其直观否。”并且肯定了直观的表现方式：“每一个具有美和丰富的
心灵的人，总是用一种最自然，直接和单纯的方式来表现他自己”。总而言之，直观原则贯彻了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全过程，故而佛雏研究后说:“直观，成了一切艺术的命脉所在，而它的对应物，就是‘隔’”。
也是出于直观的考虑，静安先生极力反对滥用典故、隶事和使用替代字，在[三四][三五][五七][五八]等条中皆有体现。但其实他只是反对那些阻碍了“理念”传达的典故运用，对于能够将典故与词作本身境界有机融合的创作，如“融典于心”的杜甫，以及“章法绝妙，语语有境界”的辛稼轩，都极力赞赏。
2、王国维“隔与不隔”观与中国传统诗学之“直寻妙悟”佛经经典
张少康曾说：“‘不隔’的思想一方面是受西方美学思想中强调艺术直观特性及重视艺术直觉作用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是总结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产物。”。“隔”与“不隔”所传递出的对于艺术直觉思维和瞬间感悟的重视，不仅仅
是受到叔本华艺术直觉理论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中“直寻妙悟”的直觉性思维的自觉继承与吸纳。
钟嶸其《诗品》品诗论诗主要运用的便是直觉性思维，《诗品序》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为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嶸提出了诗歌创作中的“直寻说”，一是主张从心与物的感应中直接获取诗歌创作的灵感与素材，而非
在故纸堆中觅诗，朱光潜也曾言：“不假思索，不生分别，不审意义，不立名言”，二是提出“寓目辄书”作为“直寻说”的补充，意为直抒胸臆、不要经过太多理性的加工，无须过多地借助典故或是字斟句酌、雕砌辞藻，用形象的意象而非概念来显现直观的结果。
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提出“诗道亦在妙悟”，此乃是取自“禅道惟在妙悟”，禅宗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便是直觉思维，佛经中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即是妙悟之法，而在晋代僧肇的《涅槃无名论》则有“然则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则有无齐观，齐观则彼己莫二”一语，后来的南北二宗之“悟”也是承继了东晋竺道生的“大顿悟”而花开二枝。
清代王夫之发展了钟嶸“即目所见”的“直寻说”，提出“即景会心”的“现量说”，他反复强调“心目相取”、“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