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佛教
写“鲁迅与佛教”这样的文章命题，在一些人看来，也许是南辕北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鲁迅不曾表明过信仰佛教，他也未曾声称是佛教信徒。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卓越的思想家。超过半个世纪，鲁迅在一般人心目中，即为风骨凛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化战士。因此，鲁迅与佛教扯不上关系。对鲁迅生平事迹有深入研究的学人，在论述鲁迅思想及其发展的著述中，为尊者讳，往往回避涉及鲁迅与佛教的因缘，以免损及鲁迅作为文化战士、卓越思想家的崇高地位与形象；而一般对鲁迅思想、生平事迹缺乏了解的人们，则无由获得鲁迅与佛教之间存在因缘关系的确实资料。
 
  鲁迅在“上下求索”，探索各种先进思想，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曾经接触佛教经典，并从佛理、佛学哲理中吸取营养的事实。
 
以下是笔者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加以综合归纳，分作鲁迅与僧、与法、与佛的三个章节来尝试
介绍鲁迅与佛教的因缘关系。
 
鲁迅与僧人的因缘
 
鲁迅是周家的长孙，极受重视，家人担心养育不大，还未足岁，即由父亲领着去拜他的第一位师父。他们前去的寺庙，是被誉为绍兴八大寺观的长庆寺，孩提时，父毌让他归依，送去长庆寺拜当家和尚为师，取法名：长根。我们在《我的笫一个师父》一文中可以了解这点。后耒鲁迅以“长庚”作为芼名撰写杂文《唐朝的钉梢》，就是取其谐音。目前，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有－个銀八卦，上面刻有："三宝弟子法号长根"。拜的师父为长庆寺的主持（当家和尚）龙祖法师。龙祖法师替鲁迅取法名为“长庚”，师父赠他银八卦一件，上刻“三宝弟子法号长庚”，鲁迅还有一件百家衣，即“衲衣” ，非喜庆大事不给穿上，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用以避邪。鲁迅年幼时，遇到该寺做水陆道场，都会随家人到该寺去看热闹。
 
鲁迅一直到他临死的那年，即1936年4月他还写下《我的第一位师父》的文章（收录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追忆去世已有40年的龙祖法师；鲁迅也推测龙祖法师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师兄弟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文章写道：“我们（指与他的师兄弟）的交情依然存在，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文情并茂，真挚亲切，显示了鲁迅感情丰富的一面，感人至深。
 
鲁迅也结识、结交不少是佛教徒的朋友，如许寿裳、许季上，日本人内山完造、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等人。其中与鲁迅交情最深的，当推许寿裳。
 
鲁迅与佛教经典（法）的因缘
 
相对而言，鲁迅与佛教经典的关系，就甚为密切，且终其一生，都与佛教经典保持善缘。
 
根据鲁迅日记，他从日本留学归国，于1914年（即所谓的“民三”）在北京担任教育部官员时期，开始大量阅读佛教经典，努力研究佛学。这一年，他购买佛学书籍多达70、80种，占全年购书数量的二分之一，这些佛书有《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阅藏知津》等。他不但自己看佛书，研究佛学，还不断给绍兴老家寄去佛书。如4月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3册，6月寄《佛教初学课本》等，7月寄《起信论》等7本，同月又寄《续高僧传》等书。根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1914年以后，鲁迅除了自己买佛教书籍，研究佛学外，还与许寿裳订下协议，合购佛书，互通有无，这很可能是基于经济不甚宽裕的原因。
 
鲁迅不但大量购买佛书，对出版佛书，也付出精神，作出贡献。1915年7月，鲁迅逐篇逐句仔细校对高丽本《百喻经》，并出资委托金陵刻经处刻印出版（一百册），他在书后记下：“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本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书出版以后，鲁迅即以此书为母亲祝寿，鲁迅也用以送人，1916年5月日记，鲁迅曾记下：“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古印度僧伽斯那著，是佛教寓言作品，南朝齐时，由印
度僧人求那毗地带到中国，并译成中文。鲁迅亲自校对，并出资刻印，可以想见他对此书极为重视，他这样评论该书：“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鲁迅也利用刻印《百喻经》剩余的款项，刻印《地藏十轮经》。
 
1916年，鲁迅继续购买佛书，如《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也大量搜集、购买佛教碑帖，如寺碑、庙碑、塔铭等。据鲁迅日记，这一年他曾经用13个晚上的时间抄录《法显传》，全文多达1万2千900字。
 
鲁迅与佛理（佛学）的因缘
 
鲁迅曾经有过一段相背さ氖逼冢 惴涸亩练鹗椋 毙难芯糠鹧В 运 闹窝ЧαΓ 苑鹄肀厝换嵊行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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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期的作品散文诗集《安荨罚 矶辔恼鲁３鱿址鹁 械牡涔省⒁庀蟆⒂糜铩⒎鸾檀驶悖 ?amp;ldquo;伽蓝”，即梵语，指寺庙（见《好的故事》），“火宅”（见《死火》），“三界”，佛教所指天国、人间、地狱，“剑树”，即佛教传说的“剑树地狱”，“火聚”（见《失掉的好地狱》）、“无量”、“地狱鬼众”、“牛首阿旁”（见《华盖集·碰壁》），以及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大光辉等佛经惯用词汇。
 
鲁迅也曾用自己的法名“长庚”，给小说中人物命名，那就是在短篇小说《在酒楼上》，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鲁迅此举，很有自我揶揄、自我幽默的意味。
 
然而，佛教对鲁迅的影响，还是在于思想方面的启示，以及向他灌输建立崇高人格的力量。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环境错综复杂，鲁迅必须面对来自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层层迫害、围攻挞伐，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的反击或驳诘文章，尽管辛辣尖刻、冷峻深沉，然而内心深处还是饱含悲悯的情怀；鲁迅从佛学中吸取的滋养，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思辨智慧，充满辩证的思考方式，助他透视事物的深层真相。有人认为，鲁迅晚年很容易便接受了唯物辩证法，与他早年深入钻研佛学，吸取了佛学和佛理中蕴涵的辩证思维，不无关系。也就因为具有清晰的辩证思维，鲁迅的论战文章，才能一字褒贬，精警深邃，鞭辟入里，产生发聋震聩的作用。
 
佛教深刻的思辨哲理相信对鲁迅的生活，处理人生的种种问题，产生正面和积极的作用。许寿裳回忆鲁迅的文章，曾记述鲁迅向他这样剖白：“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我个人认为，释迦牟尼那种大哲的精神，对鲁迅思想的启发，崇高精神、伟大人格的建立和塑造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精神，佛家下地狱的勇气，正是一种典范。鲁迅爱护青年，他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矢志舍己救人，普度众生，也就是所谓的发挥菩萨精神，行菩萨道。曾有人指出，鲁迅的“无畏”、“通脱佛经经典”，敢以一人的力量担当宇宙苦难的性格，正是佛家子弟的境界。鲁迅也说：“站在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这是鲁迅个人的宣言，何异不是“狮子吼”！所不同的是，释迦牟尼是宗教家，慈悲大爱，引导世人向善；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致力于催生新的文化，改革人性，力匡时弊，振邦兴国。
 
鲁迅对中国古代的两位高僧，法显与玄奘，也极为推崇，他们生在不同的朝代，同样是为了求取真经，寻求真理，渡流沙、越葱岭，千里跋涉，千辛万苦，前后耗费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他们舍身求法、厘清疑惑的精神，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便赞誉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从他们的身上，吸取营养，筑构自己伟大的人格力量，跻身于中国近代的伟人之林，“中国的脊梁”这样的丰碑，鲁迅也是当之无愧！
 
今年的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69周年，有感而作。（来源：南洋网）
鲁迅为什么捐资刻佛经
  1914年9月，鲁迅捐银元60元委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印了100本佛
教《百喻经》。1926年5月，鲁迅又出资赞助王品清校点《百喻经》，
自己亲自作了题记，以原书名《痴华鬘》，交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使
这一佛教文化经典得以广泛流传，实际上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寓言故事
集，它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增添了一道异彩。
  《百喻经》的原名即《痴华鬘》，“华鬘”一词是梵文soma的音
译，指连接成串装饰身首的花。此书是印度法师僧伽斯那根据《修多
罗藏》十二部佛经中的素材编撰而成，它通过许多寓言故事讲述了出
家人修行积善的道理，是一部宣传佛教教义的经典。南朝时期，僧伽
斯那的弟子求那毗地法师来中国传教时，将其翻译成中文，因收寓言
故事98则，故起名为《百喻经》。它并没有单刻本，而是收编在浩瀚
的藏经当中，多少年来一直是佛门弟子的必读经文。
  这并不只是一本简单的佛经，它还是一部生动、形象、可读性很
强的文学作品。鲁迅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他把佛经作为
域外文化进行研究，在收集整理古籍文献的过程中，鲁迅从不放过任
何一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他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极盛，其中
不乏经典之作，《百喻经》就非常典型，虽然这是佛教为宣传自己的
教义而作，但它的许多寓言都是选自民间老百姓的口语故事，具有很
强的文学性，比如“笨人吃盐”的故事，讲笨人到朋友家做客，主人
留他吃饭，他嫌菜没有味道，主人就在菜中加了一些盐，他吃起来觉
得味道很好。笨人心里想：“菜的味道好是从盐中得来，吃一点就这
样好吃，那么多吃些，味道一定格外好了。”这样想了以后，笨人就
向主人索取了一杯盐，一口吞进嘴里，不料咸得要命，急忙把盐从嘴
里吐出来。这故事告诫修行人要适当地节制饮食，少欲知足，是对身
体和修行都有好处的；但一般外道宣传，矫枉过正，索性提倡不进食，
认为这样就可以得道，因此有断食七天或十五天的，结果影响身体，
因饿而死，对修行却一点儿没有益处，这是错误的。那种做法和笨人
吃盐一样，是可笑而愚蠢的举动。“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完全可
以当作一本文学作品来读，这才是鲁迅捐刻《百喻经》的缘由。
  自此以后，《百喻经》才有了单刻本，成为独立的一部经书。后
来北新书局又正式出版了《痴华鬘》，使这部经书广泛地流传起来，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这部曾深藏藏经楼中的文化经典。据《人民日
报海外版》
一代文豪鲁迅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滋养，他的人格力量与创作成就跟佛教有着重要的关系。

鲁迅生于1881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时已37岁，在此之前，主要是为日后的创作打坚实的基础，其中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正是坚实基础中的重要基石。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民三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
不上。”“民三”是1914年，我们看这一年的《鲁迅日记》，他购买了《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等佛教书籍达80余种。他不仅自己看佛书，还不断地往家里寄，如4月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三册，6月寄《佛教初学课本》等，7月寄《起信论》等七本，同月又寄《续高僧传》等。

1915年7月，鲁迅逐句校对高丽本《百喻经》，并在书后记下“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本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是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1915年鲁迅为母祝寿，特地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前后汇款洋60元。印成后尚有余资6元，又拨刻《地藏十轮经》。以后他曾将《百喻经》用来送人，如1916年5月记“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可见佛教书籍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1916年鲁迅在继续购买《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书外，还买了大量的寺碑、庙碑、塔铭等佛教碑帖，这一年他以13个晚上抄录《法显传》共12900余字，并记入日记。《法显传》是记述东晋高僧法显等赴中印度寻求经律的事迹，法显为求取真经，渡流沙、越葱岭、
泛沧海，在几十年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1936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论调，指出“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始于1914年，不仅此前他的“书帐”中就己记载购过佛教书籍，而且他年幼时寄名佛寺，拜长庆寺住持龙师父为师，师父赠以银八卦一件，上镌“三宝弟子法号长庚”。1936年已享盛名的鲁迅写了《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怀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感到“我们的交情依然存在的。”

毫无疑问，鲁迅现在也已被认作是“中国的脊梁”了，但至今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却很少提到他与佛教的关系和佛学给他的滋养。现在做学问、写文章、搞创作的人虽多，但少有像鲁迅那样先打扎实的良好的文化修养基础，而是急于“出成果”，追求作品的问世数量，对于太多的浮躁、太多的的功利观念，我们的一些作者也要像鲁迅那样多接受一点佛教思想，多得到一点佛教文化的滋养。（信息来源：摘自《普陀山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