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及其诗歌赏析
李金发作为中国象征主义第一人，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贡献不仅在于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诗篇，而且在于他引进了一种新的写作意识和审美观念。他的生命历程以及求学、工作生涯对他的诗歌创作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他以自己生命历程为底，以对诗歌独特的触摸感为重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影响了很多人。该文以作者的生平经历和诗歌的个体特征为叙述双线，全角度论述作者及其诗歌。
李金发是一个处于中国现代新诗转折点上的人物，他的出现是对胡适的“明白清楚主义”和郭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诗歌创作主张的反拨和校正，具有纠偏补弊之功。李金发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在于他引入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特质，使中国新诗开始以“个性”、“人道”为武器，来对抗封建文化势力，歌颂个性自由和解放成为新诗的突破口。或者说，当思想意识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以后，就急需一种含蓄、想象、暗喻的艺术形式与之相对应。当中国诗人们茫然四顾时，突然发现那些被引进国门的象征主义诗歌似曾相识，它那朦胧、轻盈的风情使人们一下子看到了古典诗词的影子。周作人认为“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1] （P．1 ）。而象征主义诗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表现技巧和诗歌意象，展示了其无法替代的新的现代性景观，为
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开了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先河。在李金发的诗歌中我们常常看到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充斥和相互纠缠。李金发诗歌语言的晦涩难懂以及精神上的莫名烦忧也常让我们难以理解，但这和他的贡献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
一
李金发，原名李淑良，1900年11月21日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华侨之家。“李金发”是他的笔名，关于它还有一个来历。在李金发的散文集《异国情调》里有一篇《我名字的来源》这样写道：“那天大吐大泻，昏昏迷迷，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我遨游空中，自己身轻如羽，两脚一拔，即在空中前进数丈，这样的梦，继续了好几天，一直到病好为止，我后来觉得这样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好几次将金发做文章的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2] （PP．19-23 ）不知这位是否是诗歌女神，大病过后的李金发诗兴大发、灵感不断，完成了《微雨》《食客与凶年》中的多篇作品。
1919年冬，李金发和同乡林风眠等人一起离沪赴法，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飞等人。李金发是在殷殷家训的指引下去法国寻读书机会的，与一些抱
着认识世界、改造中国目的的热血青年不同（如：周恩来、）。他这一举动带有盲目性，而这就决定了李金发与法国留学界主流的隔膜和疏远。
李金发在巴黎时期甘于寂寞，置身于繁华大都市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圈外，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目睹种种人间悲惨、丑恶的现象使他的忧郁性格有了进一步发展，他的悲观情绪在其雕塑作品中显露出来。
在巴黎美院时期，李金发读了不少诗歌，特别是象征派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诗，而正是这两位法国诗人把他引入了象征派的诗歌丛林，使他成为中国象征派诗的开创者。他对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那种多愁善感的审美情趣，与他以忧郁为主的象征诗歌美学特征有着某种沟通和契合；由于他和其他留法学生的疏远和隔膜，他对现实的不满并没有转嫁到一些积极的抗争上，反而更加悲观、消极。这是他迅速接近象征派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喜欢象征派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魏尔伦的诗集，甚至奉魏尔伦为自己的“名誉”老师。1925年至1927年他出版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三本诗集，名噪一时，被朱自清誉为中国诗坛的“一支异军”。苏雪林说：“近代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氏而始有，在新诗界中不能不说他没有相当的贡献……”[3] （PP．26—28 ）
李金发曾受到波德莱尔、魏尔伦与马拉美的影响，但我们在他的诗中却不到魏尔伦亲切、轻柔，马拉美字字锤炼的功夫。李金发的诗从内容上看，一般都远离现实生活的烟火，而多用想象、联想和象征的手法，抒发对人生和命运的悲叹。当然他的诗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其代表作《弃妇》就含蓄地表现出诗人矛盾的内心世界：渴望光明又渴望沉沦，渴望死亡又渴望新生。
李金发三本诗集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地位，同时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强烈反响：有人称之为“国中诗界的晨星”、“东方的波德莱尔”；有人指责他的诗为“笨迷”、“模仿一部分堕落的外国文学”；也有人赞赏李金发的诗给人“一种新异的感觉，同时觉得它不太好懂”。但李金发的诗作却是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界石，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
现代诗歌赏析浪漫主义诗中充溢的主体性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消退，被客观化倾向取代，然而诗的主体性并没有消失。在相隔将近半个世纪后，出现了有大规模的象征主义诗歌潮流，在世界诗歌史上，象征主义可以和浪漫主义分庭抗礼了。
1919年，当年轻的李金发踏入被波德莱尔深刻而又无情剖析过的大都市巴黎时，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名字将永远与“世纪末”的情绪连接起来。法国象征主义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引路人，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各种现代学说，但只有象征主义脱颖而出，连崇尚爱与美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新月派诗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其影响。归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的中国到处充斥着战争与罪恶，大量的青年诗人生活在苦闷和绝望之中，诗人苦于无出头之日，不知前途在何方，生活中没有了美，诗人的笔触开始伸向生活最黑暗处，这是“审丑”（而绝望与审丑正是象征主义诗歌的精神标志，于是一拍即合）；二是诗人们认为西方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象征手法有相同之处（但他们还不能从根本上进入到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内在精神宇宙）。中国诗人虽然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但并没有完全进入象征的体系。
李金发自小就有一种孤独忧郁的气质，因此，当这种充满绝望和审丑的象征主义诗歌与之一接触，便闪现出一道奇异的弧光。李金发的诗歌内容不但远离现实生活，而且还远离自我的思想，涉及死亡、永恒、宇宙等哲学问题。这种诗读起来似乎有点隔膜，不如新月派诗人的作品那么亲切、和谐、流畅，但是细细品味以后，就会感觉一种强大的思想扑面而来。人类的永恒寂寞、神秘彻骨的寒气、密布着丑恶与死亡的意象，给人一种阴森沉重的压力。如《有感》中的几句诗：“如残叶溅血?筑在我们?筑脚上,生命便是?筑死神唇边的笑……”生与
死的距离仅仅是咫尺之隔。诗中出现的“酒”与“歌”的意象似乎不足以宽慰诗人，诗人有一种绝望的寻思。再如象征诗在中国绽放的第一朵瑰丽的奇葩——《弃妇》：“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筑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筑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筑黑夜与蚊虫联部徐来……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筑徜徉在坟墓之侧……”这首诗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孤独和绝望，凄苦和悲戚错杂。“弃妇”是全诗一个总体的象征意象，是诗人心灵的客观对应物，她隐喻诗人“自身漂泊无定孤独寂寞的命运”。李金发的“弃妇”实际是踏着波德莱尔的《腐尸》一诗走出来的，“腐尸”、“蛆虫”、“枯骨”、“鲜血”都是两首诗共同的意象。李金发在《夜之歌》中也曾写到：“粉红之记忆?筑如道旁朽兽?筑发出奇臭”，按理说这些恶臭熏人、令人作呕的意象是不能入诗的，但诗人却把它写得淋漓尽致。它摧毁了传统诗歌中所褒扬的“美”和“善”，同时在被传统诗歌判定为“丑”与“恶”的价值范畴内建构起新的文化价值体系。
对于崇尚“思无邪”、“温柔敦厚”，也就是以和谐为最高宗旨的中国传统诗学来说，死亡意识无疑应归属于恶与丑的范畴。正如周作人在《微雨》的《导言》里说：”对于全诗的体裁，或许多少使人不满意，但这不要紧，他所追求是表现一切。”结合李金发的实际创作来看，周作人所说的“全诗的体裁”显然是指诗人作品中所弥漫的死亡、颓废气息，违背了中国传统诗学中善的标准，给人带来一种恶性刺激。
有人说李金发的不少诗句似懂非懂、不可解释，是因为李金发是广东客家人，少年时代又在香港、国外学习，很少接触汉文书籍，非刻意追求乃不能驾驭全文。其实，李金发有一定的古典文化的底蕴，我们可以从他晚年的一些旧体诗中看出：“人比龙寿长，尚需百万幅。”（《无题诗》）
李金发带着浓厚的中国古典诗歌素养走进了西方文坛，又努力从沉溺过深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境中走出来，无论是新体还是旧制在他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他已经进入了一种“涅槃”境界。他要创造出新的诗歌体式，就自然会拒绝旧诗体式和现有的新诗体式。李金发不但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广泛吸取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在中西方文化的夹缝中生存。
忧患意识在李金发的诗中也是随处可见的：“黄昏正预备?筑死后之遗嘱”（《夜之来》）；“河水骤涨，有什么意思?筑至多破坏几块粟田?筑你思想变远了?筑终来此地作连续的呻吟”（《田》）；“此时生命?筑之羞怯?筑多情怎么？”（《有感》）；“微雨溅湿了帘幕?筑正是溅湿了我的心”（《琴的哀》）。李金发的诗歌中多有人的价值和追求不被理解、难以实现的痛苦，他内心世界那一抹感伤与烦闷，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长思和忧伤。
李金发的这种灰的、绝望的声音无疑是令人吃惊的，但这种能对感官、心理产生恶性刺激
的声音，却可以唤醒人们麻木、沉睡的心灵。当李金发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三本诗集在中国出版后，无疑是三枚重磅，在20世纪中国的诗坛上引起了哗然和骚动，给这个古老的诗歌国度带来了混乱和惊扰。正如李金发在《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中，说到他的诗集出版情形：“《微雨》出版，果然在中国文坛引起了一些激动，好事之徒多以‘不可解’讥之，当一般青年读了都‘甚感兴趣’，而发展到象征派诗人从此在中国风行。”从此一颗怪异的象征种子开始在中国发芽开花，对后期的“朦胧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李金发也被称为“中国朦胧诗始祖”。
李金发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贡献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他把象征主义大胆地实践于中国的新诗中，开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先河，起到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他以其诗歌纷繁的意象、奇异的联想、独特的隐喻等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拓展了诗歌的艺术张力。
当然，李金发的诗歌也不是至善至美的，它的晦涩难懂的意象、大量的意象堆砌、个性化的写作都让读者有时不知所云。著名诗歌评论家，笔者的老师吴开晋先生曾经把这些诗歌作品亲切地称为“灌浆的果子”，我觉得是很形象、很到位的评价。
总之，李金发的意义并不在其作品的本身，而在于他最早把现代新型美学原则引了进来，并
由此完成中国诗人的一次精神上的变构——把对文化的反抗、对传统的质疑以及强烈的个性话语方式，都交织融汇在现代诗歌的血脉之中。
参考文献：
［1］周作人．扬鞭集·序［Ｎ］．晨报副刊·诗镌，1926-06-10.
［2］李金发．异国情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
［3］苏雪林．自由文爱论［Ｎ］．时事新报·学灯,1921-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