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充媛董氏死后，被赠淑妃称号，大臣停止上朝，为她服丧。官员们都前去抚慰，为其议定谥号，实行册封的礼节，送葬时为其配备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的位次本来低微，病危将死时才拜为充媛。古时候妇人没有谥号，近代的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来是用于奖赏有军功的人的，从来没有用于妇人。唐朝平阳公主有率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享此殊荣。到了韦庶人才开始下令妃子下葬的日子都给予鼓吹，但这不是要让它成为制度，不值得效法。”当时有关部门议定后宫的封赠办法，皇后和妃子全部要封赠三代，司马光说：“妃子不应当与皇后一样，西汉时的袁盎引导慎夫人离开与皇后同坐的席位，也正是这个缘故。仁宗天圣年间行郊祀祭礼，太妃只赠给二代，何况是妃子呢？”英宗即皇帝位，患病，慈圣光献皇后和他一同处理政务，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 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遭到国内人士的非议。现在处理政务，大臣中忠诚厚道的像王曾，清廉纯正的像张知白，刚正不阿的如鲁宗道，正直无私的像薛奎，等等，应该相信重用他们；猥琐、卑鄙的像马季良，谗害忠良的像罗崇勋，等等，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的人就会心悦诚服。”
英宗皇帝病愈，司马光料想一定会追尊继皇子的事，于是上书说：“汉宣帝是孝昭帝的后代，
家庭教育文章但终究不去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继承西汉元帝，也不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永久的法则。”后来皇上下诏让两制集体商议濮王的典章 礼节，学士王珪等互相观望不敢首先表态，司马光独自挥笔写道：“作为一个人的后嗣，就是为人之子，不能顾及自己的亲属。大王应该准许封赠他的父亲，称为皇伯，给他高官和大的封国，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荣宠。”商议定了，王珪即命令属吏将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商议的结果。呈上去后，与大臣们的意见不一样，六位御史力争，都因此而遭到贬斥。司马光请求将他们留下，没被准许，于是请求与他们一同受贬。
起初，西夏派使者来参加祭祀，延州指挥使高宜负责护送作伴，他对西夏使者很傲慢，并出言侮辱西夏国王。使者回去之后，报告了朝廷。司马光与吕诲请皇上对高宜治罪，皇上没有听从。第二年，西夏人犯边，杀掠官吏和平民。赵滋在雄州为官，只是凭他的勇猛和强悍治理边境，司马光先前就认为这样很危险。此时，契丹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的南面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准备派人取代他。司马光说：“我们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归附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到他们桀驁不驯的时候，又听其所为，姑息他们。近来西边的祸害起于高宜，北边的祸害因为赵滋，可是时下却认为这两个人是贤人，所以边境的官吏都以惹是生非为本事，渐渐发展到不可阻挡。应该给边境的官吏下令，
在边疆处理小事动辄用武的人，按犯罪论处。”
宋仁宗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价值竟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皇上没有答应。司马光便把皇上赏赐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黄金送给舅家，坚决不肯自己留在家里。皇后归政后，有关部门制订法律，规定皇后想要的东西，要上奏两次才供给。司马光说：“应该转交给有关的部门来负责供给，并要如数告诉皇后，防止有人从中作弊。”
曹佾没有什么功劳被任命为使相，两府都升官。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要慰藉母亲的心，而提拔无名之辈，这样守卫的老将、侍奉的小臣，一定会有所希冀。”不久，又晋升都知任守忠等官员，司马光又争辩，他议论说：“任守忠是个大奸臣，陛下被立为皇子，也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阻止和破坏重大决策，破坏各种事情，幸好先帝没有听从；等到陛下继承皇位后，他又多次干坏事，是国家的大贼。请将斩首于都市，以答谢天下。”由于他的这一议论，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让他到蕲州，天下人对此都感到高兴。
皇上下诏征发陕西义勇二十万人，百姓为此惊扰，而且这些人纪律混乱，根本就不能任用。
司马光慷慨激昂地加以评论，把情况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谅祚现在正桀驁不训，如果他听说一下增兵二十万，难道不会感到震惊害怕吗？”司马光说：“用兵之所以贵在先声夺人，是因为这毕竟不真实，仅可以欺骗一时罢了。现在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这些兵不堪用，不超过十天，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实情，人家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呢？”韩琦说：“你只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打了胜仗，担心现在又会像那样，现在已下圣旨与百姓约定，永远不再充军防守边防。”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失信于民，老百姓不会相信，即使我司马光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不要有忧虑。”司马光说：“您在这里，可以这样，他日别人处在这个位置，因为公事征兵，招兵运粮、守边，这些都是易如反掌的事。”韩琦不再作声，可事情也就这样了，也并没有停止老百姓的兵役。还不到十年，就都像司马光所忧虑的情形了。
王广渊被安置到集贤院，司马光认为他奸邪不可亲近，说：“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不看重张美。王广渊在仁宗在世时，私自结交陛下，难道可以说是忠臣吗？应该贬黜他，以严肃天下。”不久司马光被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又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皇帝说：“古时候的君子，
有的有学问而不写文章，有的写文章而无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之。你有文章 、学问，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骈体文。”皇帝说：“就像两汉的诏书就可以了；何况你能在进士考试中获得很高名次，却说不能作四六骈文，这是为什么？”终究推辞不掉。
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议论宰相不值日而被罢官，让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被罢免了官职，那么御史中丞我现在不能担任。我希望等到宰相值日后，再来就职。”他的话被答应了。他又上书谈论修心的三个要领：仁、明、武；治国的三个主要问题：任人、信赏、必罚。他的议论十分周详。他还说：“我事奉三朝皇帝，都以这六句话为中心进献忠言，我一生努力学习所获得的，都在这里。”他任音乐院内臣，宋朝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吏，调到内殿做一段时间的领班就调出去了；但近年有的官吏暗中领取国家财物，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因此，司马光议论说高居简是奸邪之人，请求疏远和流放他。他接连上了五次奏章 ，皇帝终于罢黜了高居简，并全部罢免了那些转寄资财为自己牟取私利的人，后来留下二人，司马光又极力抗争。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说他与众望不符，皇帝没有听从。但继续让他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浩，君主无法全部浏览，于是他撰写《通志》八卷，呈献给皇上。英宗看了十分高兴，下令置局秘阁，让他继续写这部书。宋神宗并赐名为《资治通鉴》，还为这部书亲自撰写《序》，让人每天为他进读。
朝廷下诏录用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侯，司马光说：“朝廷在刚建立的时候，大政施展困难，所以必须使用左右旧人作为心腹耳目，把他们叫做随龙，但这并不是平时的常法。閤门祗侯在文臣是馆职，怎么可以让服役的仆人担任呢？”
西部少数民族部落将领嵬名山想凭借横山的兵众，挟谅祚来投降，诏令边境的臣子招纳他的人众。司马光上疏尖锐地指出说：“嵬名山所凭借的民众，不一定能制服谅祚。即便侥幸战胜，消灭了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这有什么利益？如果不获胜，嵬名山一定带领民众来归顺我们，到那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我恐怕朝廷不仅失信于谅祚，而且又会失信于嵬名山了。如果嵬名山余众还多，返回北边又不可能，进入南边又不被接受，他到了穷困无所归附的时候，一定会突然占据边境城堡来以求自救。陛下难道没有听说过侯景的事吗？”皇上没有听从他的话，派遣将领种谔带兵迎接，夺取绥州，花费了六十万。对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百官上尊号，司马光掌管诏书，他说：“先帝举行祭祀大礼，不接受尊号。到先帝末年时，有人建议，说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而我们没有，因此没有到册封的时候又进行了册封。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但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取名来加封给自己。希望揣知先帝的本意，不要接受这个名号。”皇帝很高兴接受司马光的建议，亲手下诏嘉奖司马光，并让他写好答谢辞，以昭示内外人士。
掌管政务的官吏，认为河朔一带天旱歉收，国家用度不充足，请求在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黄金绢帛之类。皇上下诏让学士们议论这件事。
司马光和王珪、王安石同时被召见，司马光说：“救灾和节约用度，应该从贵戚和近臣开始，这件事可以这么办。”王安石说：“常衮推辞政事堂的公膳，当时的人认为常衮没有什么能力，应当辞去职务而不应当推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前一时的紧急事务。国用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收谷，用箕收取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的财用就能够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和各种物资，不在老百姓那里，就在公家，他们设法掠夺百姓，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历害。这大概像桑弘羊骗汉武帝
一样，太史公写他，那是因为太史公也不明白。”对这个问题，臣们争论不休。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然而暂时不能允许。”正巧让王安石草拟诏书，他引用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推辞。
王安石开始主持政务，施行新法，司马光坚决反对，上书陈述利害。
迩英将上书进献诵读，当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皇帝说：“汉朝一直遵守萧何之法不变，行得通吗？”回答说：“不仅是汉朝，三代的君主也常常固守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则，这个法则即使保存到今日也没问题。汉武帝采取高祖纷纷改变成规的办法，结果盗贼布满了半壁天下，元帝更改孝宣帝时候的政策，汉朝的王业从此衰落。这样说来，祖宗之法是不能变改的。”
吕惠卿说：“先王的成法，有一年改变一次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有五年变更一次的，巡行境内的考绩制度就是这样；还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刑法时轻时重’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光说的不对，他的用意在于讽刺朝廷罢了。”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布法象魏，
是颁布原来的法规。诸侯国改变礼节和乐器的，国君在巡行时遇到就要诛杀诸侯王，这就是说这些不是可以随便改变的。
关于刑法，刚建立的国家用轻法，混乱的国家用重法，这就是所谓时重时轻，但并不是变化。况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房子坏了就修补一下；没有倒塌就不要另造新房。公卿侍从们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
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富，没有才能的人罢黜他们是可以的，但不能让掌管政事的人干预三司使的事务。现在设立三司条例司，不知为了什么？
宰相用德行辅佐君王，怎么用规程、条例呢？如果用规程、条例，那是低级官吏的所为。现在看到的详见于中书条例司，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别的话来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互相讨论事情的错对，何必这样！”司马光说：“百姓放债收取利息，还能够蚕食剥削下等的人家，何况政府放债呢？危害可想而知。”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就借，不愿借的也不强迫。”司马光说：“无知识的老百姓知道借债的利益，但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政府不强迫，那些富裕而放贷的百姓也不强迫。过去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做交易。后来物价暴涨而和籴之法没有取消，终于成为河东的世
代祸害。我恐怕它日的青苗法，也会像这样。”皇帝说：“官仓籴米怎么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司马光说：“也不好。”吕惠卿说：“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南的漕运，然后我们用这些省下的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很穷，一粒米而能使人变得贪暴凶残，现在不籴米而收取漕运的费用，是放弃那些有余的，而去与那些穷的人收，对农业和商业都有害处！”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所说的，切中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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