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胎教思想的文章
西汉政治家贾谊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证胎教问题的一位学者。他在自己撰写的《新书》中专设“胎教”一章，认为对胎儿实施多方面的教化是很有必要的,提出胎教的目的在于“正礼”,即孕妇生活中的一切内容都应该符合“礼”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凡孕妇“所求声音非礼乐”、“所求滋味非正味”者均不能迁就。为何如此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呢?是因为万事想求得一个好的结果,必先有一个好的开端,即所谓“慎始敬终。”如开头便“失之毫厘”,终能导致结尾的“差以千里”因此,越是开始就越是马虎不得。他主张妇女怀胎后,必须做到“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如此便是做到了胎教。
  西汉另一位学者刘向著有《列女传》,涉及胎教问题较多。他认为胎儿能够感知母体内外的一些刺激,指出孕妇的身心卫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胎教的目的在于“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为实现这一目的,他认为妇女怀胎之后要注意、“慎所感”,即要重视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的感应。他说“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怎样才能“慎所感”呢?他认为应该做到“寝不侧,坐不偏,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耳不听淫声。夜则令替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
家庭教育文章
  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对胎教也颇有见地。他在《论衡》中认为人之性所以有贤愚善恶,并非天意的结果,而是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故性有善恶也”,正如曲萦的多少决定了酒味的好坏一样。他说“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早死。”据此,他提出“禀受其气故巧于御”。即主张在受精怀胎时就要十分注意要使胎儿“禀得坚强之性”。如果孕妇不注意胎教,则“生子不备,必有大凶,聋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时,声似豺狼,长大性恶,被祸而死”。又“受气时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可见胎教作用之大。
  南北朝时期著名教育家颜之推在所著《颜氏家训》中设有“教子篇”,专论家庭教育问题。他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可说是越早越好。具体早到什么时候他主张应从胎儿开始，要求孕妇安居闲静,谨守礼法,使胎儿受到好的影响。他说“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
  南宋理学大师、教育家朱熹,一生都很重视儿童教育,对胎教也颇感兴趣。他赞美周文王之母太任,称其性端一诚庄,惟德是行,能胎教。他说“端正纯一,诚实庄肃，性之美也,惟德是行,行之美也。太任性行既美,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无不照,圣无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识百,后为周家
始受命之君也”。所以,他积极主张胎教,并在《小学》一书中设置“胎之教”篇加以提倡,认为教育儿童必须从胎教入手,按刘向编著的《列女传》上所说的去做。
  历代提倡胎教的学者很多，此不一一例述。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历代学者对胎教的理论论证主要是采用简单比附、演绎推理的方法,而缺乏科学的考察和论据,但也不无道理,甚至有些观点与现代胎教理论十分吻合。二是论证时的政治及伦理道德彩较浓,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推崇礼教治国的学者,提倡胎教也都是从儒家思想出发,由重视教育到强调早期教育,以致推崇胎教,以“端人之本”不管怎样,他们对中国古代胎教思想的形成和提倡优生确实做出了极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