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Ｎｏ．６原始社会各种建筑物的聚合，加上葬地，还有手工业作坊、防护设施等，即构成一个聚落。这里所讲的聚落概念，是指空间布局的结构关系，空间关系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特征。早期的聚落均是一个个村落遗址，后来在村落的基础上渐渐发展出城市来。根据不同时代聚落内各类建筑的结构，建筑内的遗迹遗物，建筑之间的布局及聚落之间的关系，可以探讨各类建筑的性质及由此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演变。建筑遗迹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重要考古资料，是了解古代人类生活面貌、社会组织结构及文化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资料。对聚落的研究应该就从对这些古代遗址的考察开始。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具有较大规模的聚落遗址，如保存、发掘较完整的姜寨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先后发现完整的房址１００多座。每个聚落均可分成不同区块的房子相对集中区。聚落由住房、贮藏用窖穴、垃圾坑、防御性沟濠、手工生产作坊如窑场及公共墓地组成。各聚落在功能区划上表现出一致性，反映了一个聚落便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单元，经济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民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在这一时期的聚落内，房子大小结构及平面布局，均显示出一种向心状态。如半坡遗址：一座面积约１６０ｍ２的长方形房子位于整个村落之中，与它同时代或稍有前后的约２７座方形
或圆形的中小型房子，门皆面向这座大房子。临潼姜寨遗址的１００余座房子可分为５组，每组以一座大型房子为中心，四周围绕着中小型房屋，各组之间为广场，房屋之门皆面向广场。
这些遗址中的大、中、小型房子，虽都是半地穴式，但规模、结构有很大区别。小型房子面积均为１５ｍ２￣２０ｍ２，内有火塘和日常必需的生活用具，进门一侧留有一片空地，有时在此筑一低矮的土床，是睡觉的地方———这种房子明显是供个体家庭或对偶家庭日常生活所用的。中型房子面积约２０ｍ２￣６０ｍ２，有火塘和日常生活用具，进门两侧均可睡人———这类房子的居民可能是家庭的长者以及其余不过婚姻生活的老人和少年。大房子一般有６０ｍ２以上，
有火塘，有两个对称的土床，多用涂抹并经火烧。室内中部常发现大型柱洞２、４、６个不等，中小型房屋中常发现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在大型房屋内则罕见。如半坡大房子，面积约１６０ｍ２，室内有厚５ｃｍ￣８ｃｍ的红烧土居住面，室内仅居住面下埋一粗陶罐，南壁下发现人头骨１个。据研究，此房后部原有隔坪，可划分为３个小房间。
由此可见，每一个小区可能都是一个氏族或胞族，一个聚落则是这些由氏族或胞族组成的部落。那些大房子是集体力量建成的，也是胞族或部落集体活动的场所，是向心力和权威的表现。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聚落建筑所反映的社会特征如下：①内聚特性———如《释名》所记：“房，防也”；《说文解字》亦云：“户，护也”。为应付自然环境及人为的挑战，我国古代聚落遗址均呈现出防卫、内聚的特征。
②权力中心———聚落中出现了初步的等级划分，大房子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９－２５
作者简介：汪武庆（１９６５－），男，１９８７年毕业于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主要从事景观、装修的设计及施工现场管理工作。
从聚落到城市———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内向性特征研究
汪武庆
（厦门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１）
摘
要：文章从研究聚落入手，分析其演变过程，并对聚落遗址进行考察和分析，旨在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内向性特征进行研究。
关键词：聚落；遗址；内向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ＴＵ－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７３５９（２００６）０６－００３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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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ｍｅ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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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ｗａｒ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建筑与规划理论３１
安徽建筑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出现表明当时一定的社会组织和领袖人物有能力组织起相当的人力物力，并控制支配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和财富，初步形成权力中心。无论在性质和用途上，还是在形式和技术上，史前的大房子都是后代明堂（太室）的原型；而明堂可谓是后代宫室建筑体系的核心。
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建筑模式的产生，都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
“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庭”这种空间形式组合，形成了“合院”这种内向型人居类型。
“庭”的产生就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随着旧石器时代晚期居生活的解体，众多部落都出现了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分居模式，出于对建筑首要功能——
—防卫的考虑，最初的建筑大都以庭院组织建筑空间的布局方式出现，呈现出强烈的防卫性、内向性。
其实，不仅在中国，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以庭院组织建筑空间的布局形式，如古罗马的庞贝城，古巴比伦、古希腊乃至古玛雅人都采用过庭院组织的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民族都放弃了这种布局，因为防卫性功能的需要已日益减弱。而中国传统建筑自始至终基本采取以庭院为核心的内向布局，沿袭发展，这与“家庭”概念分不开的。街道的美学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或礼制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数千年文明史上一以贯之的要素，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在中国古代，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对礼及其社会功能推崇备至。“礼，国之干也。”“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左传》僖公十一年、恒公二年）孔子一生力倡“礼治”，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篇》）。汉唐以后的政治家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及其儒家的传统，极为推崇“礼”在治国安邦中的特殊作用，清儒阮元曾经指出：
“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研经室续集》卷三）一言以蔽之，概括了礼在古代中国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所谓家庭，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基于这种认同而采取的对空间形式的限定相结合，这种结合正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空间的精髓。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的“家国同构”的特点，内向性这种建筑空间特征已被扩展到传统建筑的一切层面，乃至城市规划领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城市首先是一种防卫手段，它是由城墙围起来的人类聚居地。殷商甲骨文中曾出现过的与“城”同义的“邑”和“郭”，也着重表示了城市的防卫性。在我国整个古代社会，从有史记载的商周一直到清朝，城市的防卫作用一直是绝对重要的，城墙、城楼便成了城市的标志，因此城市显现出强烈的内向性。另外，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权国家，城市的建设于是往往被纳入政治轨道。特别是某些中原地区的重要城市，常常因为政治原因而迁移旧址，新城的建立一般均是先筑城垣，然后再迁入居民而形成城市。因而中国城
市被认为是从外向内发展的。
在城市形成的诸多因素中，人为的干预要大大超过自然的生长，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中提到，建立城市空间秩序有２种方式：一种是从边界向内建立向心秩序的城市；另一种是没有意识到边界而向外离心地不规则扩展的城市。在西方古代城市形成的因素中，自然生长起着决定的作用，它是由内向外逐步发展的。这种发展，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比如，河流的汇合处和道路的交叉点因其位置重要，致使市商萃集，居民增多，便慢慢变成了城市。这类城市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般就不设封闭的城墙。在城中，王宫当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并不一定占据城市中心，且多呈不规则形，建筑是逐年建造的，即便是建造新城，也不会强调保卫与方正，原因在于对“城市”一词理解的侧重点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的城市观念更侧重于城市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即城市是文化较
高的、能享受公民权力的地方。由于这一观念上的差异，中西方的城市也往往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和发展方式。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文明》一书中说道：
“中国的城市不需要成长”，
“常常因为换了一个朝代，或者是重新修筑城墙而加以收缩”，
“中国的‘城’字就是城墙的意思，它们的中心点却是鼓楼、衙门——
—军政的办公处。”这种观点亦表明了城市形成内向空间的原因，即对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观念——
—内敛、自卫的认同。
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就已经有围以回廊的庭院，成为四合院建筑的雏形；到了西周岐山凤雏村遗址则出现了相当成熟完备的四合院建筑。从春秋一直到明清，各朝代的都城都有城郭之制，连春秋一个小小的淹君，也有三重城墙，三道城壕。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一般京城有三道城墙：宫城（大内、紫禁城）、内城（皇城）；外城（郭）。而明代南京与北京则有四道城墙，府城通常是两道城墙：子城、罗城。都城的布局也以满足内向性布局的功能特征分隔。帝王宫廷作为都城的主体，有如城中之城，其他功能虽作为附庸，仍呈现内向性分隔，以使用者集团的单位划分，小而全，亦很完整。
从庭院式住宅到围合的都城是一系列内向空间的嵌套；从向心的聚落到向内发展的城市又体现了内向性特征在时间上的传承。这种内向性特征正是由千年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确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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