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为雄
【摘要】１９４２年５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文艺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堪称文艺发
展的指南。本文从的主体条件、社会历史条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革命文艺的需要诸因素
对《讲话》略作阐述，并从七方面展开：一、博学多才，在彼时党内惟有他能作出有关文艺的经典
性讲话；二、文艺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已开始孕育，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三、领导的
革命战争与文艺生活紧密相联；四、《讲话》这部具有隽永意义的经典，所阐明的文艺理论仍是鲜活的；
五、《讲话》中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被证明是正确理论；六、提高和普及问题是文艺发展的一个永
恒主题；七、文艺在普及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在当前是一项紧迫任务。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政治；普及；提高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０１－０８
作者简介：胡为雄，湖北通城人，（北京１００１９３）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１９４２年５月，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此前，他对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听取了许多文艺人士的意见与建议。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堪称文艺发展的指南。
５月２日，在会上作引导式发言时，主要讲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等问题。５月２３日，他又在座谈会上作了精彩的总结讲话，主要是总结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歌颂和暴露等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转变立足点，熟悉工农兵，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实践上标志着文艺与工农兵众相结合的新时期的开始。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
象和反映伟大革命斗争方面获得许多新成就，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的新道路。《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革命文艺理论中的经典之作。《讲话》不仅在当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在现今对文学艺术的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环视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革命家，能奉献出这样的文艺经典文献的，舍毛其谁？故本文注意从的主体条件、社会历史条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革命文艺的需要诸因素对《讲话》略作阐述。
一、博学多才，在当时党内惟有他能作出有关文艺的经典性讲话
是《讲话》的演讲者，忽视的个人因素，难以理解或完整说明《讲话》的诞生。
《现代哲学》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是个博学多才的人物，他一旦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家，其文艺才能就蒙上了强烈的革命彩。有完整的文艺思想，其形成历经一个较长过程，这与一贯喜爱、关注和重视文艺直接相关。众所周知，能诗善书，熟谙为文之道，有极好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可以说是中国的大文豪、大诗人、大书法家，也是文艺鉴赏家。在农村环境中长大，孩提时代，过春节看舞龙舞狮让他充满了乐趣。求学时期，吟诗填词作赋、练习书法成为他的至爱。自１９１８年初次到北京后，开
始接触京剧，后来渐渐喜爱观赏京剧，甚而超越对其他各种戏剧的喜爱。不仅爱观赏戏剧，还会器乐。据文献记载，会吹萧。在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宁都会议被撤去红军的职务后，他到长汀养病，曾独坐吹洞箫消愁破闷。①
从的革命生涯来看，他自投身革命之后，主要是把戏剧、诗歌、小说等文艺形式作为教育、武装革命人民和革命战士的有力武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赋写出许多出的马背诗。他非常重视组织文艺团体和机构向战士和广大人民众宣传演出，传播革命的宗旨。那时红军的文艺宣传与创作还处于半自觉阶段，形式较为简朴。在井冈山，就有宣传干部创作了《毛委员空山计》等剧目，讴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后来这一剧目盛传不衰。兴之所至时，也会唱上几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期，红军的文艺宣传工作就做得相当出。
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上海等全国各地的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后，对文艺工作更加重视，他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革命、为抗日战争服务。这时一些新的歌舞戏曲纷纷诞生。为促进革命文艺的壮大发展并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利用指挥战争的间隙，特地精心准备，邀请文艺工作者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以自己作引导性的讲话、与会者充分讨论的形式进行，深入切磋文艺问题。他利用机会，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在多年积累基础上形成的文艺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观赏戏剧、电影以及听相声的机会多了，赋诗填词的兴致也更高了。１９５０年代，除参加舞会成为调剂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外，欣赏京剧是在闲暇时放松身心的最大乐趣和精神享受。“高兴时还跟着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错。主席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他是常听不厌。如言菊朋的《卧龙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英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②。
作为讲究文学修辞的诗人，经常能发现京剧唱词中的一些瑕疵，还曾建议修改某些唱段中的字词。例如，京剧《苏三起解》唱词中有句“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说这里“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③。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的一段唱词说“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④。著名作家汪曾祺在谈到汉语的平仄使语言具有音乐美时亦提到：“如《智取威虎山》有一句：‘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换人间’，一字之改，除春比春天更具体形象外，还有声律的需要。如用‘天’，全句只有一个‘换’是仄声字，不好听；改为‘’就多一个仄声字，全句就好听了。”⑤对京剧唱词的这种修改建议，不仅体现了他看戏时的细致，更体现了他极高的文学素养。热爱文艺，连戏曲唱词中的字句都注意修改，对包括戏曲在
①
②③④⑤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宁都会议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之后，来到闽西长汀的红军休养所养病。他有时“同贺子珍一起沿着长汀河畔散步，或黄昏时独坐吹洞箫。有时，他把洞箫一放，总是长叹一声：我的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他们就象长久吃不到东西的饿汉，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会要撑死的！”（秦焰：《的戎马生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６页。）
王芳：《王芳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３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
同上，第１６５页。
赵坤主编：《汪曾祺全集》第９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８０页。
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内的整个文艺免不了会深入思考，故在思考中形成自己系统的文艺理论就在情理之中。
二、文艺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已开始孕育，这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文艺及其理论一向关注，这在他青年时代就已表现出来。五四运动时期，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创刊宣言中提出，“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号召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打倒“文学的强权”。①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的“新文艺”栏目发表萧三署名“子賞”的白话散文诗《节孝坊》，其中写道：“这几块顽石头，堆砌起一级、二级、三级，不知压死了多少女人，压着他的身，他的心，几多的苦———数不出，做不得声的苦楚！建你这节孝坊的人———拿麻石一层、二层、三层来压妇女的人，到底是一种甚么作用？甚么心理？节孝坊！人世长留你，人类算无耻！”②《湘江评论》是在长沙以实际行动投身五四运动的产物，萧三所作的白话新体诗也是萧三首次公开发表的诗作，在《湘江评论》中采用、发表萧三的新体诗，既是对萧三的支持，也是对中国新诗运动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１９２１年秋，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他在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号发刊词中，提出要研究并奉献“文学艺术及其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的主张。③在革命战争时代，他极力提倡文艺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文艺发展的方针，他提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时代创造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新作品，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出现的新人新事。在１９６０－７０年代，还曾密切关注现代京剧的创作，并且对“革命样板戏”中的某些剧名及个别唱段提出修改的建议并被采纳。
从中国革命文艺形成、发展、演化的历程看，在１９４０年代，能形成《讲话》这样的经典性著作，是时代的造化，是主客体条件相互作用之结果。
三、领导的革命战争与文艺生活紧密相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投身革命战争的多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尽管打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其日常必须做好的工作，但人需要文娱活动是人的一种天性。实际上，歌舞活动是与人的劳动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原始宗教祭祀与歌舞活动结合，使歌舞活动神圣化。人类在语言基础上发明文字之后，诗歌等文艺创作随之而来。进而，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有了质的飞跃，并进入新的发展时代。广义地说，人类的生存史同时是一部人类的文艺生活史。人类不可能没有文艺生活。同样，革命者也不能没有文艺生活。
革命的历史实际是，在发起土地革命战争之后，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注意利用文艺宣传革命。在井冈山时期，红军指战员就编演过话剧，宣传打倒土豪恶霸，歌颂战斗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后，红军在开展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的同时也开展了文化建设。１９３１年，由工农戏校组建了八一剧团，后来又陆续成立了工农剧社、蓝衫团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苏维埃剧团等文艺团体。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各政府机关、苏维埃政府所辖的广大乡村设立俱乐部或列宁室，作为开展众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园地。有的俱乐部内设体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和剧团等。此外，《青年实话》《红中
华》《斗争》《红星》等报刊时常刊登文艺作品，《革命歌谣选集》《革命诗集》等作品出版后也广泛发行。１９３４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苏维埃教育法规》，其中包括《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艺术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乐部纲要》等，规定了各类
①②③《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子賞（萧三）：《节孝坊》，《湘江评论》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创刊号。
湖南省图书馆校编：《新时代》，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文艺团体的发展方针和工作任务，为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红军和苏区的文学艺术因此更快地发展起来。民谣、山歌、小曲、戏曲、诗歌、快板、漫画、标语口号、通讯报导等都是很好的宣传形式，打花鼓、出壁报、发传单、晚会、化装讲演等也受到重视和利用。当时中央苏区的文艺活动，特别是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十分红火。
这种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文艺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等中央领导人在抓好军事工作的同时也抓紧文化工作。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在南京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的左联著名女作家丁玲辗转到达红区首府保安，受、张闻天、周恩来
等领导人之托召集文艺座谈会，并于同月２２日成立中国文艺协会。１９３７年１月，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中国文艺协会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在发展会员、推动创作、编辑刊物、组织文艺活动等方面都有较大成效。此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初称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并先后组建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字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机构。在此基础上，１９４２年１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
等领导人高度重视延安的文艺活动，尤其是诗歌活动。狂飙诗人柯仲平提议把陕北公学的战歌社扩大为整个延安的诗歌组织，发起诗歌朗诵运动。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边区文艺》第四期特地开辟“关于诗的朗诵问题”讨论专栏。柯仲平领导的战歌社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地社联合发起街头诗运动，把延安的诗歌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边区文协领导的边区诗歌总会成立后，积极协调各诗歌组织，推动诗歌运动继续发展，促进了街头诗歌的创作和普及。诗歌总会的机关刊物《诗歌总会》半月刊则发表会员作品。
１９３８年，随着大批知识青年和文艺工作者陆续汇集延安，各种形式的抗战文艺活动如戏剧、歌咏、文学、绘画等都蓬勃发展起来。鲁迅艺术学院的诗歌团体路社，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先后成立。《文艺突击》《山脉文学》①《中国文化》《前线画报》《大众文艺》《大众习作》《新诗歌》《歌曲月刊》《文艺月报》《中国文艺》《草叶》《诗刊》《谷雨》《部队文艺》《民族音乐》等文艺刊物也纷
纷创刊。亲自为民众剧团题写团名，许多刊物亦大多请题写刊名。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１９３８年春，到鲁迅艺术学院对全体师生作重要讲话，讲了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关系。他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②，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这类讲话内容，只是显露出他对文艺问题思考的一小部分，他的相关思想后来在《讲话》中得到充分扩展与完善。
四、《讲话》这部具有隽永意义的经典，所阐明的文艺理论仍是鲜活的
在会上所作的、后被称为“引言”的《讲话》，其内容要点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和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等等。这就明确提出了革命文艺从属于文化战线的根本性质，并且明确要求在革命队伍内部不能写出有利于敌而不利于己的文字。讲话的现实针对性很强，尤其是针对一些从大后方到延安投身革命、尚没有形成正确文艺思想与方法的文艺青年，他在此基础上展开发挥，揭示了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文艺自身的性质与功能。
从《讲话》精神的孕育、形成和诞生过程来看，它决不是凭空出世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文化
①②《山脉文学》后改名为《山脉诗歌》。
《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７页。
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经过万里长征，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站稳脚跟。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共产党的声望在全国人民心中日益提高。延安成为追求进步、民主、自由的人们心中的圣地，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的国统区文化人争相来到延安，投奔光明。这一大批文化人都是时代的精英，他们的到来，使延安成为中国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显得朝气蓬勃。但是，一些从亭子间来的作家也带来了自由思想，主张文艺创作不应接受党派的领导，作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延安也有自身的缺点，它似乎并不像是他们想象中的圣地，一些人将自己的感受用杂文形式写了出来并在报上发表。例如，１９４２年３月《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即有“暴露黑暗”之意。在这篇杂文中，王实味对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并提出批评，他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没有区别延安与西安的根本不同。而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去后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被作为攻击共产党贪污、腐化的材料。同时，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一些引起读者议论的杂文。于是，有的人主张对抗战与革
命也应该“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歌功颂德，就是公式主义；有的人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即主张采取鲁迅杂文那样的方式来讽刺革命。
的《讲话》正是在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基础上，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循循善诱，所阐述的内容十分丰富，阐明了当时许多人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基本问题。这包括革命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广大人民大众的关系；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及其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等。例如，关于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①。
《讲话》阐发的丰富的文艺理论观点，构成了文艺思想的骨骼，集中地体现了的文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８０年后的今天来重温它、理解它，可以感觉到它仍是鲜活的，仍然是文艺工作者不得不遵循的规则。
五、《讲话》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点被证明是正确理论
在全部文艺理论观点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点，
是基本正确的重大论题，在新的历史时代并没有过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阶级斗争极其激烈的年代，“文艺从属于政治”作为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论点，有其必要性。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主要是通过党所领导的文艺宣传队来宣传革命、教育人民团结起来向敌人作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代，“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确实不宜简单重复，但决不能将它抛弃而走向反面。文艺与政治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政治生活是文艺一定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之一。文艺界人士总是有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文艺歌颂的是真美善，暴露的是假丑恶，这背后往往就体现了作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
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在中国、在世界都是这样。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获奖理由来看，往往都是对其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双重肯定。例如，１９０１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其作品是《孤独与深思》，获奖理由“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实证”②。１９１５年，获奖者为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罗曼·罗兰，其作品为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获奖理由是“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
①②《文艺论集》，第６３页。
张彬：《诺贝尔奖得主的名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０７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和对真理的热爱”①。１９５０年，获奖者为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亚瑟·威廉·罗素，其作品为《哲学－数学－文学》，获奖理由是“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②。１９８２年，获奖者为哥伦比亚记者、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作品为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获奖理由是“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③。２０１０年，获奖者为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④，其代表作有《绿房子》等。当然，诺贝尔奖颁奖方有自身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这是显著区别于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的。可见，当今时代虽然不应简单重复“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将文艺作品简单等同于政治的传声筒，但也不能无视文艺同政治联系紧密的实际。文艺思想的这一基本论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合理内核应当继承，并真正理清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相关的是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点，这也需要重新审视。当年把是否有利于团结抗日作为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是斗争的需要，也是历史的产物；但他其实也注重文艺在普及的同时得到提高，也注重艺术标准。当年明确提出的是“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只不过他强调“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⑤。撇开语言的具体表述，当今时代的文艺评论没有不重视政治的。例如，影片《西线无战事》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辛德勒的名单》获奥斯卡七项大奖，《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八项大奖，这些获奖影片都有鲜明的政治主题和价值取向。可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是缺一不可的。
六、《讲话》提出的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是文艺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
在《讲话》中提出，对于文学艺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其中主要是要解决好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时间已经证明，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文艺活动的一个永恒主题。当年，认为解决好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只能从工农兵出发，为工农兵而普及，为工农兵而提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都只能是社会生活。对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必须继承和借鉴，但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因此，“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⑥。文艺工作者根据社会生活用心创作的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⑦。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比较难于在众中迅速传开。但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高级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众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文艺应不断发展和提高，从初级文艺基础上发展出高级文艺。当然，“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⑧。尽管社会经历了８０年的变迁，但解决好文艺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却仍然未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张彬：《诺贝尔奖得主的名言》，第１０１页。
汪兆骞：《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星闪耀时》，北京：现代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１８页。刘斌、邱胜：《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故事》，北京：金盾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１７页。
同上，第７１０页。
《文艺论集》，第７２－７３页。
同上，第６３－６４页。
同上，第６４页。讲话的艺术
《文艺论集》，第６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