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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０３
司马谈“六家之说”不仅启发了司马迁《史记》先秦部分的撰写，也为后世学者对先秦诸子进行分类提供了一种依据。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不仅首次概括出春秋战国以来的重要学术流派——阴阳、儒、墨、名、法、道，还对六家分别论述，做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主兼采诸家的，带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的特点，因此他的评判在当时思想领域尚属前沿。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古今论说的经典之作，也是官场从政的必读篇章。
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对儒家进行了客观褒贬。他肯定儒家是因为儒家倡导的严格的宗法礼治，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上功不可没。他批判儒家则在于：首先，儒家以六艺经传为法式，六艺典籍浩繁理论高深，很难掌握事物核心问题。儒者即使终身致力于儒学，也未必有所建树。其次，儒家将君臣看作天下表率，凡事都要国君首先身体力行，臣民在后，这样必然使君主身心疲劳。同时由于儒家规矩礼仪甚多，这
种对行为的限制不仅施用于百姓，还要求封建最高统治者践行，限制了君王的权利。
因此，儒家思想的优缺点在这里就体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作为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体现出上下级之间的严格界限，对于国君治理天下必然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国君也必须践行儒家法规。因为儒家所提倡的内心道德修养和外在建功立业对于一国之主是同等重要的，国君必须为人民作出表率。
可以推断：儒家学说与政治结合必然有一定难度。事实证明：虽然致力于“入仕”的儒者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频繁地奔走于诸侯国之间，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容乐观：君主未必接受自己的游说。孔子早年带着诸弟子周游列国就是想使各国君主接受儒家“仁义礼治”的观点，但最终抱负也没有实现，只好回家著书立说去了。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上各时期都有其特，而这个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上，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历史地、与时代相结合地分析司马谈对儒家的评价。西汉初年，统治者为了维护新兴政权，对人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思想上崇尚以“无为而治”为思想核心的黄老之学。这种思想倾向是适合当时西汉初生政权的，因此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繁盛局面。司马谈作为汉初史官，在记录评价历史时也会自觉地以当时的价值倾向作为评定标准，这无可非议。因此他在《论六家要旨》的开头便提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
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指出：六家的目的都是致力于太平盛世。这也是司马谈选择六家的一个重要标准——都有助于维护封建政权。
然而儒家和其他各家相比，对君主确有更多限制，孟子时发展到极致。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所以他讲究“仁爱之礼”，讲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以礼治天下，顺民心行仁政。在孟子思想中君臣之间也存在尊卑关系，但国君尊臣爱民是其前提。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其学说以仁义道德为核心，最终目的是得民心。他为国君提出一个为政标准：国君对人民施行仁政，将民众利益放在首位，只有这样他才能得民心，建功业。孟子在这里强调了人心向背对国家统治的重要作用。但在当时战争频仍的岁月里，决定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不是人心，而是更具有杀伤性的财力和军队。孟子用“人心决定论”游说诸侯，自然无功而返。这可看作儒家使人“形神疲惫”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倍功半。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其学说与孟子又有不同。荀子主张政治要与现实实际相结合，提出适合社会状况的政治主张。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强调人应正视自己的自然本性，用礼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因此，针对孔孟坚守的“法先王”的口号，他别具特地提出“法后王”的思想。他强调礼治和法治的结合，类似今天提倡的“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结合。“法”的提出是荀子的创新之处。他启发了后世的法家思想，其许多观点都为后来的法家所继承。但荀子思想与法家思想又有严格界限。他没有法家思想的刻薄寡恩，而是主张仁义与礼法相结合。在君民关系上，他既主张尊君，又重视民本，提出著名的“君民舟水
说”。荀子的思想在秦朝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他这种思想。可以看出，相比于孔孟“仁义治国”方针，荀子思想在与政治结合的方面已经有了进步。这种治国思想适应时代潮流，顺应国君之意，自然受到欢迎。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的汉初儒家学者受荀子影响较大。汉初曾一度重视黄老思想，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接受，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一方面，他接受荀子主张，提出礼法德行并用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所提倡的“儒术”也有了极为广泛的含义：除了儒家还包含道、墨、名、法、阴阳各家思想。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得儒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指导思想。而这种指导思想是
浅谈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儒家的评价
○屈玉丽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孔孟、荀子以及董仲舒所代表的不同阶段的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的结合情况，客观地分析评价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家的褒贬，试图揭示儒家在先秦至汉代的社会政治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以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创作目的。关键词：司马谈 儒家 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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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其较之孔孟之道使君主有了更大的发挥度，也更容易得到君主青睐，这是汉初统治者一直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董仲舒最具特的地方在于用三纲五常把国家和家族利益联系在一起，把儒家仁政思想和法家寡恩思想联系在一起，并使二者得到很好的融合。虽然董仲舒的学说对君主仍然有所限制，但限制明显地少了；他也提倡要重视民众力量，但同时还用三纲五常将人民紧紧地捆缚起来，使其一心只追求忠君孝亲。这对于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是十分有利的。在董仲舒的重新阐释下，儒家思想获得了新的意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儒家学说到了与封建政治结合的切入点。也正因为此，儒学才能不断更新并得以延续。
至于司马谈认同的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功绩，也应将其放到历代儒家大师所处的时代中去体会其真实含义。对于孔孟来说，这种宗法制度体现更多的
是一种礼制，是一个君子立身处世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它更多的是从个性修养、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去说的。但他们也强调君子入仕，强调为政治服务，只不过它们之间是一种间接关系。至于董
仲舒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则纯粹是为政治设计的：在君臣之间，“君君臣臣”已经没有孔孟提倡的相互尊重，而是要求臣下单方面为君主奉献，在父权和夫权上也有所加强，以此形成一个庞大的以君主为中枢，以父、夫为分支枢纽的宗法体系。这自然是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所不可缺少的一道道德精神保护层！
因此，司马谈实际是以一个臣属的身份为封建君主撰写了一篇政治目的极强的《论六家要旨》。他评判六家的标准显然是据各家在治理国家中发挥作用的不同而言的，其中必有可取之处。但较之从学术角度全面了解研究诸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失偏颇。
（屈玉丽，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生于北方，无缘与竹为伴，甚是遗憾，所幸常读诗词，能涉诗林竹海，或可稍慰平生。李白《长干行》里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之句，不知打动了多少少男少女的情怀，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爱情传奇，就这样风雅起来，看来，在成就爱情方面，竹之功，不可小觑。
竹子坚贞，有宁折不弯的精神，可与松梅并举，称“岁寒三友”，唐朝邵谒《金谷园怀古》诗云：“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颂竹兼怀人，颇能体现出诗人自己的品格与追求。
竹子虚心，白居易《池上竹》赞曰：“水能性淡为我友，竹解虚心即我师。”道出其品德修养，使人敬仰。
竹子有翠，有“琅干（美玉）”之美称。宋苏过的《从范信中觅竹》诗中就有“十亩琅干寒照坐”之佳句。远至《诗经・淇奥》中也有载：“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写出了竹之翠，引人想象。
竹之貌，丛生、密集、正直，其“孑孑然，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
大概是基于上述的缘故吧，中国古代诗人大都喜欢竹子，吃、穿、住、行也就往往与竹子有关。比如：王维，身居辋川，憩竹里馆内，作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悠哉，悠哉，满怀高雅情趣。柳宗元作《渔翁》诗，写渔翁生活，有“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二句，表现其追求与向往。
张志和也有“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诗句，诗人以竹为衣，以竹为斗笠，足见其隐者风范。
宋朝的苏东坡在其词《定风波》里云：“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诗人身归平淡，道尽心中豁达。
其实，在古代，喜爱竹子的诗人远不止这些，更有喜竹而种者、喜竹而护持者，乃至狂颠者！
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中就载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晋人王徽之暂住别人空宅，叫人种竹。有人问他，暂住何须种竹，他便指竹答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其喜竹，真是到了情深处。
宋朝陆游也是一个喜爱竹子的诗人。他在诗《东湖新竹》中，以“插棘编篱谨护持”的耐心与诚心，终“养成寒碧映涟漪”，实现了自己的宿愿，并发誓还要“官闲我欲频来此，枕簟仍教到处随。”
渔翁夜傍西岩宿当然，更有爱竹而至狂颠者。如黄庭坚在其诗《竹石牧牛》中写道：“野次小峥嵘，幽篁相倚绿。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犹可，牛斗残我竹。”面对一幅画，见画上牛，砺角争斗，毁坏了自己的一片幽篁——青竹，不由得失态大喊“勿遣牛砺角！”真是爱竹入痴，乃至狂颠了！试问，如此爱竹，谁还忍心“残竹”呢？
写竹，能写出博大胸怀的当首推清朝郑板桥了！其听竹，能听出民生的疾苦：“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人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画竹，自能画出一番妙论：“先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然后能见其所画竹。”（苏东坡语）其诗《题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更能写出竹之气节，竹之神韵！
东坡云：“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许是基于这个原因，古之人多爱竹。且竹，音ｚｈú，谐音“朱”，隐喻富贵，故归有光的项脊轩前“杂植兰桂竹木于庭”，以此寄托振兴家道的愿望。“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故现代文人有以“竹”而取其名者，如朱（竹）自清……
（马瑞华，河北省隆尧县岳王南学校）
诗的情怀 竹的意蕴
○马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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