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士族;士族制度;特权
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为“阀”,右边的称为“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发展到后来,士族成为一个累世高官、享有特权、生活糜烂的特殊阶层;国家也把家世作为选官、任官标准,即形成了维护士族特权的士族制度。对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士族制度,近现代以来,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如田余庆的专著《东晋政治制度》;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唐长孺的《南朝士族的衰落》;朱绍侯的《从户籍和里伍制度中看东晋南朝的阶级关系与士族地位的变化》……都阐述了士族制度的特点、衰落等。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形成,却论述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在这篇论文中,试图通过士族制度形成的过程,来探讨其形成的深层原因。
一、汉武帝“崇儒”政策推动了士族形成
(一)武帝之前士与宗族的关系
西汉政权是刘邦带领一谋臣勇将东征西战打拼而得来的,但士人未发生重要的作用。此时高祖阵营里的儒生,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战国时的单身 “游士”没什么分别,他们除了知识之外,别无其他社会凭籍。叔孙通虽带了一百多个学生,但在天下未定之前,一直被冷落一边。唯一例外的是萧何,却有特殊的原因,他举宗从征,完全是为了去高祖之疑。
我们可以从名士主父偃初期的情况得到证明,《史记·主父偃列传》记偃之言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后偃拜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吾或十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门。”事实告诉我们:在武帝之前士与宗族还没有打成一片。此外,如流传颇广的朱买臣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其所以如此者,最根本的原因是武帝前的士未能普遍地确定地取得政治地位,因此也就不能形成士族。
(二)武帝“崇儒”后士族的发展
但在西汉中后期,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已经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其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逐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文景之治”后,西汉社会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到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刘家天下,他开始变“无为”为“有为”,采取了许多措施:为了消除诸侯王势力,实行推恩令、酌金夺爵;为了防止地方官不力、不忠,实行刺史监察;为了防止武将权势太盛,危及政权,对武将多有防范;为了防止丞相权威过重,建立了“中朝”决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项是,为保刘家天下长治久安,采用了独尊儒术、重用儒生政策。此政策一经策定,社会上便开始崇尚儒学。之后,官僚多以经术起家,儒生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们继承家学,继续为官,士与宗族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列举几条士与家族结合的史实,便可明了:
《史记·酷吏列传》记张汤“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调护之尤厚”。及汤死,“昆弟诸子欲厚葬汤”。
疏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
共具”[1]。
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 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2]。
士族在武帝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其实际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方面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族在得势之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3](P197)。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转变为士族。当时邹鲁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4],可略见一般。读书既为利禄的敲门砖,那些有势的强宗大姓何乐而不为呢?如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5]。又如郑崇“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訾徒平陵,父宾明法律为御史”[6]。这些便是普通强宗大姓转变为士族的确证。我们再进而一察士人凭籍政治而发展宗族财势,便可有更明确的认识。张禹在政治得势后,便极力为宗族求发展:“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7]。还有武帝时,丞相公孙贺也是如此:正和二年春诏曰“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一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8]。
到了西汉后期士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最明显的便表现在王莽“新”朝的兴败上。王莽早年即以士人而非外戚姿态出现:“莽众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归事沛君陈参,勤身博学,被服为儒生”[9],因此一时名士如戴崇、金涉、箕闳、阳并、陈阳等都成为他的支持者,及后执政,遂有宗族与士人结党为莽效力之事。而新朝的失败也与士族大姓有关,他采取的“复井田”、“禁奴婢”大大侵害了士族大姓的利益,最终纷纷起兵反叛。
二、东汉时期士族制度的萌芽
士族在东汉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士族制度也开始萌芽。为什么士族在东汉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呢?这既缘于东汉政权跟当时的士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在于中期以后臣强主弱,政治黑暗,察举征辟选官制度成为门生故吏交结的条件。
(一)东汉政权的士族基础
先看东汉的建立者刘秀,他曾在长安太学学习过,称得上为士。他起事时举宗从征,如王常谓下江兵将帅:“今南阳诸刘举宗起事”[10]。到了后来就更进一步,除父族之外,往往扩大到
母族、妻族。在光武集团这个阵营中,樊宏为“世祖之舅”,是母党;阴识、阴兴为阴后兄弟,是妻党;邓晨,自邓氏言亦为妻族。由此可见,东汉政权的领导集团是士家大族。
再看为东汉政权建立付出血汗的功臣们:赵翼说过“东汉功臣多近儒”,曾以邓禹、耿弇、冯异、马援、窦融、寇恂、贾复、王霸、耿纯等人为论断根据。我们若对他们的身世背景加以分析,再佐以其他种种材料,合而观之即可以了解东汉政权与这些士族的关系。赵翼所谓多近儒之儒是取了狭义的意思,如扩大而用之于一般知识分子,则我们可以说,创造东汉政权的主要是士人,而这些人的后面差不多都附随着整个宗族。士族举族从征之事,我们可以从《汉书》的一些人物传记中举一些例证:
冯异:“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后上书亦自云:“臣本诸生。”其为士人固无可疑。异初拒汉,后始归光武。建武二年破严终、赵根,“诏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賫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
马援:“扶风茂陵人也。……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亡命北地,遇赦,遂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注引《续汉书》曰:“过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宾本客天水,父仲又尝为牧帅令,是时员(按援之兄也)为护苑使者,故人宾客皆依援。”
以上仅为光武朝内部,但事实上当时士族势力遍布全国:王莽末年,天下雄并起,各自拥众割据一方,如:“东方的刘永集团、张步集团、董宪集团;北方的王朗集团、彭宠、张丰集团;西北的卢芳集团、窦融、梁统集团、隗嚣集团;南方的李宪集团、秦风集团、田戎集团;西南的公孙述集团”[3](P215)。这些集团的领袖人物大多与士族大姓有关,《汉书》、《后汉书》的人物传都有确切的记载。
(二)士族享有的权益
由以上可见,东汉兴起时士族大姓势力遍布全国。任何集团如想获得政权,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士族大姓阶层的社会经济利益,更何况那些武装集团本身便是主要来自这个阶层。东汉政权能迅速建立,和它在这一方面应付适当极有关系。光武帝没有继续西汉初期那种抑制强宗豪族发展的政策,况且当时士族大姓业已遍布国中,传统的移徙政策也无法推行下去,所以东汉政权对他们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其在政治、经济上享有一定权益。
汉光武建武十三年,天下平定,诸功臣皆增户邑,胶东侯贾复“食郁秩、状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凡六县”[11]; 高密侯邓禹“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广平侯吴汉“食广平
、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好畴侯“食好畴、美阳二县”。其余二十四将,除杜茂源封脩侯“食本县”后坐事改封蘧乡侯食本乡外,将皆“食本县”。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银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东汉光武帝时,“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12]。
从上,我们看到了 “增邑”、“封侯进爵”。封侯进爵虽在文中并不明显,但光武为东汉之始,许多士族竟然为侯,当然不是前朝的延续,而是新封。不过这些权益还没有形成士族特权。士族特权的形成与汉时选官实行的察举制出现流弊更有直接关系。
(三)察举取士的弊端推动士族制度萌芽
汉代选用官吏,采用察举、征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举荐制。即由地方长官推荐有德行的人为官,或直接由朝廷、官府征召某人为官。西汉创立的察举取士,总的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打破了宗法世袭制,使得社会上的各种人才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但因其以地方察举为主,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相配合,因此,它缺乏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选士的实际效果如何,完全依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和主持察举的人的素质如何而定。当社
会政治清明与主持者廉洁公正时,察举有可能比较公正实施,能选拔真正的人才。但封建社会真正政治清明的时间不多,以致很快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现象。特别是,东汉自和帝开始,小皇帝出现较多,皇权旁落,政治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两大政治集团: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两者相互争斗,轮流执政,政治黑暗。在这样混乱的统治下,主持选士的多是贪赃枉法之人,察举选士弊端百出。做官的不仅举亲属为大官,还通过举荐、授学、传经,使门生故吏遍布全国。门生故吏为了利禄趋炎附势,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甚至“怀大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13]。大官僚便与之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权势倾天下。
东汉的世家大族,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鼎盛标志。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最初主要是靠个人才德,通过乡举里选入仕。但正如前面所说的,随着选举制度的嬗变,士族的特权初现端倪,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了一定的特权地位。《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章帝诏曰:“每寻前世举人贡生,或叫圳亩,不系阀阅。”说明章帝时“举人贡士”从阀阅门第出发的现象已经发生。王符也曾在《潜天论·交际篇》中说:“贡荐则必以阀阅为前”,说明士族已开始垄断仕途,四世三公、四世五公家族自然产生。最后形成这样的局面: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重要官吏,形成门阀 ,并通过他们的门生故吏,在朝廷内
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因为政治上的强势,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与劳动人口,他们各自建立庄园,通过奴隶、部曲和佃客辛勤劳作,实现田庄经济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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