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的宁馨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阑珊寥寂的夜空淡出一轮新月――这就是以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朱湘等为代表的新月派。早在19世纪20年代，这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松散的文学沙龙，在茶余饭后、意气相投的基础上一起办报、出书、开书店，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文学主张。这批既受很深的传统文化熏陶，积攒下深厚国学功底，又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才子们，以其独特的人生态度和诗文创作形成了新月派。新月派的诗文风格融合了中西文化，成为了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直至今日，这轮新月仍然让人赞叹不已，而他们的诗歌也因其成功的实践散发历久弥新的魅力。
一、新月派的人生态度――西方绅士风度和传统儒士风范的统一
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梁实秋、朱湘等都是充满浪漫气质的西方化诗人。留学经历让他们吸取了英美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成分和特质，欧美文化的熏陶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这些植入的思维和态度，集中体现在他们对绅士风情的追求。梁实秋在《绅士》一文中指出，应该具有“自由与坦
然”“宽容大度”“稳健沉着”的绅士规范的精神和态度，并且“绅士永远是我们待人接物的最高榜样”；徐志摩在与陆小曼的
通信中也表示“要做西式的绅士”；胡适更是一个“标准的绅士”的推崇者。正是这些受着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月诗派，组成了一个绅士风情相聚合的文人团体。与此同时，与西方绅士风度神似的人生修为也在华夏文化中悄然兴起。
西方绅士追求“自由”“修身”，这与中国传统中儒道互补的文化是相通的。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性的普遍性决定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相通。儒道互补的文化与西方的绅士文化在修身处世方面有一块很大的交集，而这批深受传统民族文化影响的新月文人对传统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归趋欲”，他们敏锐地发掘了儒道文化中的“绅士”内涵，并将之融入自己的人生态度。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相对个人主义的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受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影响的新月文人，从来没有疏离中国的社会现实。闻一多、胡适，甚至一向被人认为是闲云野鹤、不问琐事的徐志摩，都曾在中国的动荡时代里同情和关注着广大民众的悲惨遭遇，体现出传统儒生的现实关照。他们生在一个旧思想与新思潮相互碰撞的时代，以诗人的敏感和悲悯发掘出中国的时代苦难。闻一多留美归国，目睹祖国的惨状，痛苦地喊出“这不是我的中华”，在他的诗中总是带着挚爱与纠痛交织的矛盾呼唤“咱们的中国”。徐志摩在“五卅惨案”当天的日记中，怒斥政府官员的昏庸和懦弱，在给朋友的信件中一次次提到国家和人民正在经历的深重灾难，并试图到那“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份甘苦”。
新月文人并不是一只沉溺于自我的诗文创作，低吟着花前月下的甜蜜爱情与多愁善感、娇柔做作的小我诗人。他们是在传统文化土壤中成长的文人，在他们的人生追求中不可避免地带着深深传统儒士的心
理烙印。虽然西方文化的个性主义和浪漫情调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那种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意识难以改变。他们既是一批注重个人修养、追求自由的西方绅士，又是一忧国忧民、不甘沉沦的传统文人。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结合才形成了一弯挂在中国文学星空里撒着清辉的美丽新月。
二、诗文主张与创作实践――浪漫情调与古典美感的融合
与他们中西兼容的人生态度一样，新月派文人的诗文创作也体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然而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难免偏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能用它山之石以攻玉，变革“五四”以来不成熟的略显病态的文坛之风。
新月文人在诗歌创作上明显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从表现手法上最明显的就是弥漫在新月诗歌中的西方化的浪漫情调。叶嘉莹先生认为中国的诗歌从古至今写实者多浪漫者少，尽管有屈原、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儒教“诗言志”的思想仍然使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以写实为主导；而新月文人则用西方的浪漫主义艺术的创作来为中国文坛添加一脉异音。他们的语言中充满着诗性的想象、飘远的深思以及跳跃的情怀，而徐志摩又堪称这一风格的代表，正如卞之琳所言，他“一落到英国，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境，让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此没有能超出那个
笼子”；在闻一多先生的《李白之死》等诗中也强烈而洒脱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气质。在新月派诗文这一汪不舍昼夜的生命之水的折射中，我们总可以看到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和拜伦的影子。新月派的吟哦主题
之一就是爱情，他们将爱情放在至高的位置上，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诗人情调的影响。朱光潜先生在他的《中西诗情趣上的比较》中提到：西方诗多讲恋爱主题，而中国诗则多讲友情、乡情等题材，这与中西方人文化氛围的熏陶不同是相关的，而接受过西方个性张扬心灵开放陶冶的新月诗人自然接受了恋爱这一主题。徐志摩在相当大的一部分诗中吟咏爱情，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际生活的写照和映射，只是想象着自己为某一个情人，一如西方诗家。这种爱情诗充满了个性化情调，大有西方文化特。闻一多这个“正宗派”新月诗人，也有不少如《爱之神》《忘掉她》之类的情诗，对“眉黛”“清波”的吟咏毫不羞涩，朱湘亦如是。在形式上，他们吸纳了西方式的跨行、韵格、商籁体等形式，完善了新诗的结构，而且有意无意地会在诗中引用一些西方诗歌的内容。闻一多的《西岸》以济慈的英文原诗《夜莺》中的两句为引子，《剑匣》以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艺术的宫殿》为引子，徐志摩的《诗》以一句英文诗开头：“lonely is the soul that see the vision”，初读之时，一种西方的气息扑面而来。总之，新月派诗人“吹着一阵奇异的风，照着奇异的月”，开始沁透、传达出西方诗从情调到形式的韵味和特征，并“潜化进了诗的气质”。
但是，正如比较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叶维廉先生在《东西方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中所说：“许多时候，作者们在表面上是接受了外来的形式、题材、思想，但下意识中传统的美感范畴仍然在左右着他们对于外来模子的取舍。”如果说，在“五四”那个新文学的探索阶段，传统美感意识还处在“潜意识”状态，那么，当中国的新文学到了一个立足点和支撑点以后，它就会进入到“意识”和自觉的层面，经由模糊到清晰，
由不自觉到自觉这样一个阶段和过程。我们的白话新诗亦然，它经历了“五四”时期的孕育，下意识连通了我国传统诗的遗脉，成为了经历体裁的沿革、变化和传承下来的艺术遗产。新月派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登上文坛的，在大胆吸纳西方文化的同时，在否定、扬弃中虔诚地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诗论中汲取营养，自觉地去做“中西艺术结合后的宁馨儿”，带着对传统文化的虔诚复归，纠正了“五四”以来“欧化的狂癖”和新诗日益西化的偏向，纠正了针对传统文化过于激烈的贬低，维护了新诗的民族性。
这种对传统的回归首先体现在对格律的提倡，闻一多认为“格律诗能代表中国艺术的特质，研究了格律诗，中国诗的真精神便探见着了”，后来又根据格律诗的“紧凑”“整齐”“精严”的特点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三美”理论。这种对新诗的有意“创格”弥补了“五四”以来因为反抗旧诗而导致“形式美”
徐志摩爱情诗的严重缺失，使新诗的形式由幼稚走向成熟，实现了中西诗美的完美结合。新月诗人在写诗时的严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