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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父亲奥托·普拉斯来自德国，是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他对普拉斯要求非常严格。普拉斯八岁时，父亲逝世，给普拉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并对她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爸爸》是普拉斯与丈夫分居后，在她自杀前写成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失去父亲的愤怒女孩，她将父亲与各种恐怖的形象类比，称父亲为纳粹、法西斯、吸血鬼等，女孩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在诗的最后，她终于从父亲的暴虐中解脱出来。这首诗反映了普拉斯对父亲矛盾的情感，它已成为普拉斯最杰出的诗歌之一，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被广泛引用的诗歌之一，被视为反父权制的重要作品，为早期女权主义敲响了警钟，背后的典故和寓意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国内对《爸爸》的翻译研究角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采用尤金·奈达著名的功能对等理论进行分析，另一个是采用纽马克的翻译理论进行分析。近年来，翻译诗学在诗歌翻译研究中逐渐兴起，为了丰富对普拉斯诗歌的研究，本文将从“翻译诗学”（translation poetics ）的视角进行研究。
一、理论框架
“翻译诗学”一直是国内外评论家和翻译家们讨论的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已经有不少学者对翻译诗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重要的专著，如亨利·梅肖尼克、安德烈·勒菲弗尔、威利斯·巴恩斯通等。
亨利·梅肖尼克主要对奈达的翻译理论进行了批判，随后提出了翻译诗学理论。他强调，翻译诗学是研究“语言单位”的研究，而不是研究翻译中简单词语的转换。勒菲弗尔将翻译诗学纳入了他著名的重写（rewriting ）理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形式，通常包括两个部分——翻译的进行过程和翻译的最终产物，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观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的限制，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上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迁徙，而且是译者在文化上对原文的改写。
在我国，翻译诗学还没有受到翻译学者的广泛关注。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许渊冲、杨宪益、袁筱一、许钧等对国外翻译诗学研究以及我国翻译诗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整理。然而，关于如何构建翻译诗学的理论体系，国内至今尚无详细的论述。
二、对比分析《爸爸》三个译本
父亲爸爸爹笔者以威利斯·巴恩斯通的翻译诗学理论为基础，对《爸爸》的三个译本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译者分别是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新加坡华文
翻译诗学视角下普拉斯《爸爸》三译本对比
□吴泓民北京外国语大学
作者简介：吴泓民，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摘 要]翻译诗学是翻译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梳理国内外有关翻译诗学的重要研究，以美国著名学者威利斯·巴恩斯通的翻译诗学理论为指导，从意象、对等、独创性三个方面来对比分析普拉斯诗歌《爸爸》的三个译本。选取了范静哗、张芬龄和陈黎以及赵毅衡的译本，旨在丰富有关西尔维娅·普拉斯诗歌的译介研究，并试图为翻译诗学研究提供具体的案例。
[关键词]翻译诗学 普拉斯 爸爸 巴恩斯通 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03（2021）06-00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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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中心范静哗博士以及张芬龄、陈黎夫妇（合译）。根据巴恩斯通的翻译诗学理论，笔者从意象（imagery）、对等（equivalence）和想象力独创性（imaginative originality）三方面进行了分析。
1.意象
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修辞手法。意象可以在读者的脑海中创造出生动的画面，从而唤起某些读者能够联想到的情感。《爸爸》这首诗中充斥着各种意象，由于普拉斯在《爸爸》中使用的意象相当晦涩，在翻译过程中这些意象可能会丢失。因此，译者应高度重视意象的翻译，尽量减少意象的流失。
原文：An engine, an engine/Chuffing me off like a Jew. /A Jew to Dachau, Auschwitz, Belsen.
范静哗译：一辆火车头，一辆火车头/在间歇的欻欻声中把我像犹太人发落/一个遣送到达豪，奥斯威辛或悲尔森的犹太人。
张芬龄、陈黎译：一具引擎，一具引擎/当我是犹太人般地斥退我/一个被送往达浩，奥胥维兹，巴森的犹太人。
赵毅衡译：像一架引擎，一架引擎/把我当犹太人一般发落/该去达豪、达斯威兹、倍尔森的犹太人。
普拉斯在这节诗中使用了转喻的修辞手法，在笔者看来，“engine”是指“火车”，诗人这里描绘的是一个可怕的场景，火车正驶向犹太人的集中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使用“引擎”一词，可能会使读者相对难以理解并且难以在脑中浮现火车行驶的画面，从而大大削弱了意象的积极作用。威利斯·巴恩斯通认为，译者应该将直译和意译结合起来，以传达原作的内涵和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用意译的方法更胜一筹，将“engine”翻译成“火车头”而不是“引擎”，因为“火车头”更能触发读者的想象力，在脑中浮现一列火车离开的画面。另外，笔者认为第二行“chuffing”一词不应该被忽略，“chuffing”是一个拟声词，用来模仿火车启动的声音。
原文：Not God but a swastika/So black no sky could squeak through.
范静哗译：不是上帝而是一个纳粹党徽/黑得不会露出一丝蓝天。
张芬龄、陈黎译：不是上帝，只是个卍字/如此黝黑就是天空也无法呼啸而过。
赵毅衡译：不是上帝，而是一个卍字/如此漆黑，天空也无法穿过。
这节诗中，普拉斯把父亲比作“纳粹党徽”，纳粹党徽是德国纳粹党的标志，因此是邪恶和残忍的象征。在诗中，普拉斯把自己变成了犹太人，她的痛苦是她父亲造成的，而不是纳粹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张芬龄、陈黎，赵毅衡的版本都把“swastika”直接翻译成符号“卍”，然而，这个符号并不是纳粹党独有的，
在印度教、佛教中也可以作为神性和灵性的象征。笔者认为这里的“swastika”不仅仅是代表一个符号，而是普拉斯非常憎恨和害怕的邪恶纳粹党的成员，因此笔者建议将“swastika”译为“邪恶纳粹”或“纳粹党员”，这样更符合上下文，对读者来说也更加清晰。
2.对等
对等一直是翻译过程中最受关注的技巧之一。在巴恩斯通看来，由于每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不同，语言之间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对等，译者只能力求相对对等。
原文：I have always been scared of you/With your Luftwaffe, your gobbl-edygoo.
范静哗译：我一直对你都是战战兢兢/你的德国空军，你的军痞口吻。
张芬龄、陈黎译：我始终畏惧你/你的德国空军，你的德国武士。
赵毅衡译：我始终害怕你/你有空军，你有军腔。
原文中出现的“gobbl-edygoo”一词在字典中无法到，实际上它是“gobbledygook”一词的错拼。“gobbledygook”本意为官样文章、技术术语。这个词在这里可能是暗指德国纳粹领导人，他们倾向于使用一堆冷军事词语来发号施令，显示他们不可侵犯的优越性，使人们服从他们，而普拉斯想象她残
忍的父亲就是纳粹领导人之一，这表明她对德国血统父亲的痛恨。张芬龄、陈黎错误地把“gobbledygoo”翻译成“德国武士”，这是不符合翻译对等原则的，相反，无论是范静哗将“gobbledygoo”译成“军痞口吻”，还是赵毅衡将其译成“军腔”，都是更为合理恰当的。
3.想象力独创性
独创性（originality）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创造力的能力。它要翻译者在需要时添加一些额外的信息，以使目标文本更加流畅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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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威利斯·巴恩斯通认为，出的译者应该具有想象力，并且想象力的独创性既存在于原文本中，又存在于翻译中，并且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原文：Every woman adores a Fascist/The boot in the face, the brute /Brute heart of a brute like you .
范静哗译：每个女人都崇拜某个法西斯分子/脸上的黑靴子，像你一样的畜生/长着的一颗畜生一般的兽心。
张芬龄、陈黎译：每一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主义者/长靴踩在脸上，野蛮/野蛮如你一般兽性的心。
赵毅衡译：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
在这一节中，普拉斯描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爱恨交加的关系，表现了在一段关系中男人通常支配女人的事实，这是病态且不公平的。普拉斯写道，“靴子在女人的脸上”（t he boot in the face ），这里需注意如何将这种残忍的行
为传达给读者，将“t he boot in the face ”译为“脸上的黑靴子”或“脸上挂着长靴”都不足以表现
该行为的残忍，而添加诸如“踩”或“踏”之类的动词则可以突显法西斯主义者的残暴行径，故将其译成“长靴踩在脸上”更佳。
原文：I made a model of you/A man in black with a Meinkampf look
范静哗译：我以你做出一个模型/一个黑衣男人带着《我的奋斗》的表情
张芬龄、陈黎译：我塑造了一尊你的偶像/一个带着《我的奋斗》眼神的黑衣人
赵毅衡译：我给你做了一个雕像/一个黑衣人，脸像《我的奋斗》
这是本诗的第十三节，诗中的主角自杀失败后，她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追随她的父亲，她做了一个父亲的模型（model ）。Mein Kampf , 中文意思为“我的奋斗”，是德国纳粹党领袖希特勒写的一本书的书名。普拉斯通过引用Mein Kampf 一书将其父亲描绘成希特勒，对于诗人而言，她的父亲与希特勒极为相似，因为他们有着同样严肃的神情。以上的三个译本皆采用直译，都是将“a Meinkampf look ”译成“《我的奋
斗》的表情”或者“《我的奋斗》眼神”。笔者建议不妨采用意译的方法，发挥想象力，将“a Meinkampf look ”译成“希特勒的表情”或者“纳粹的表情”，这样读者更容易理解此处信息，也能更直观地想象普拉斯父亲的形象。
三、结语
正如威利斯·巴恩斯通所说，“翻译是一门启示的艺术。它使未知的东西为人所知。译者是艺术家，拥有一种热情和技艺去识别、再创造和揭示其他艺术家的作品”（Barnstone ，1993）。译者不只是重述原文，更重要的是要在原文的基础上再创造一个新的版本。
由于《爸爸》有许多抽象意象，导致很难翻译。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译者应翻译其内涵，
而不是字面的意思，当遇到一些晦涩的意象时，译者应该通过各种方法出背后的文化内涵。其次，尽量实现相对对等。这首诗中的一些词不能被完全理解，甚至在任何字典中都不到，但译者可以使用互联网到一些相关线索，然后提供一个恰当的翻译。最后，在忠实的原则下重新创造这首诗，忠实度和独创性都是巴恩斯通翻译诗学理论的基本要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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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芬龄，陈黎.《诗歌十八讲》[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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