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祥:在文化走钢丝的日子
作者:宋春丹
来源:《领导文萃》2017年第13
        王蒙建议他别写小说写回忆录:你这么多年,一会儿脸青了,一会儿脸黄了,过些日子脸又灰了,你的自传应该写写这个。
        与王蒙搭档
        19871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消息。高占祥看到后,惊得头的一下。
        第二天早上就要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与会人员均已报到。按原计划,高占祥要在开幕讲话里动员大家贯彻讲话精神。文化部新班子成立后,要求文化部既要带好专业文化工作者的百万大军,又要带好业余文化工作者的千军万马,要把这两支军队结合起来,形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高占祥马上王蒙商量解决办法。王蒙就说,占祥啊,今晚我就不去了,明天你就主持一下吧。我说你不去我怎么说呀,他就说,你有办法啊。
        第二天,高占祥出席了开幕式,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按照中央精神五不变来开展文化工作。
        120日,王蒙出席了会议,他表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会变。
        高占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文化部,他跟王蒙的分工是,王蒙负责向中央打报告和对外发声,内部事务由他处理。但很多难事大事,王蒙也会让他出面。在他看来,这既是因为王蒙的性格方圆结合,善于灵活处理一些问题,也是出于对他的放心和信任。我还是有一点应变能力的,这应变能力就是上下左右都得顾及到。高占祥说。
        高占祥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10年,经历了三任文化部长——王蒙、贺敬之和刘忠德,三位部长各有各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风格,但高占祥都能跟他们成为朋友。贺敬之当时是反自由化的,但他对我说,占祥你的自由化跟其他人不一样,你是解放思想过了头,而不是对社会不满。高占祥说。
        对高占祥提出的专业文化与众文化并存的方针,王蒙批评他考虑得太肤浅。高占祥反驳说:我从小在农村,知道专业文化对于80%的农村人是杯水车薪,所以我考虑得并不肤浅,你可能对下面的情况不太了解。
        两人从不争吵,交谈不少,但不深谈。王蒙后来告诉高占祥,多年来对他的印象主要是三个字:干、钻、忍。
        现在,高占祥和王蒙时常来往,生病会互相探望,结婚、出书这样的私事也会互相交流。
        2003年高占祥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命运》,请王蒙提意见。王蒙建议他别写小说,写回忆录:你这么多年,一会儿脸青了,一会儿脸黄了,过些日子脸又灰了,你的自传应该写写这个。
        争议营业性舞会以文补文
        1987年,营业性舞会成为了一个争议焦点。
        “时期,交谊舞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批判,受到禁止。改革开放后,很多单位礼堂或文化馆开始组织交谊舞会,其中一些开始卖票,票价2角左右。要求开放营业性舞会的呼声越来越大。
        1987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等于承认了营业性舞会的合法性。这被认为是中国娱乐市场兴起的开端。
        文件发出后,反对声一片。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到高占祥,要他收回文件。高占祥态度坚决,拒绝收回。他说,朝令夕改,以后工作还怎么开展?
        高占祥担心这位副部长会去王蒙,提前跟王蒙打了招呼:如果你,你就装不知道发文这事。我先顶一下,你现在先别吭声,等我顶不住了你再吭声。
        高占祥后来才知道,此事的起因,是七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对举办营业性舞会的几点意见》,国务院领导批示:值得重视。
        后来,常有公安人员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带着手和警棍出现在舞厅。高占祥去公安部交涉,说:维持社会治安去社会上维持,舞场属于文化市场,这块地方归我管,你们来跳舞也得归我管。你们来跳舞欢迎,但是不要带警棍手。
        “以文补文则是另一个争议焦点。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拨款十分有限,一些地方的文化站、剧团甚至发不出工资。
        “那会儿文化部没钱,弄一点儿事,都得奔走呼号,这里讨那里要,求爷爷告奶奶。所以我说我要为文化献身,用不着整个身躯都献,献一个脸就行,就是厚着脸皮,硬着头皮,磨破嘴皮。高占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他到财政部门一位处长或者副处长也要预约,心里不平衡,但只能忍,告诉自己为了孙子,当孙子也值得
        广东省台山县冲篓镇文化站率先搞起了以文养文,广州市东方宾馆出现了音乐茶座,这种文化经营模式很快由广东传播开来。高占祥积极奔走,到处宣讲,口头禅是: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
        他担心国家不再拨款,将以文养文改称为以文补文,后来在此基础上拓宽到以商补文”“以牧补文等等,形成多业助文
        19878月,他率先倡议,召开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先进单位经验交流会。期间,文化部其他部领导对以文补文一句未提。
        交流会开完后,高占祥写了一份报告,拿给王蒙看。王蒙说,看了报告睡不着觉。高占
祥没有多说,心想你睡不着我睡得着
        “一听多少万上千万,都是我们自己用心血、智慧、文化换来的,我高兴、自豪!穷得叮当乱响我才失眠呢,因为我管钱。高占祥说,我那会儿也有点小个性。既然我是常务,主持日常工作,有些事儿我就得做主,常务常务,就是常常盯着服务,有些我服务我就得拍板。
        1987年,全国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营业总额达到6亿元左右,纯收入1.4亿元,相当于国家拨款的13.6 %
        但反对之声始终不绝于耳。那会儿,一会儿这里告状,一会儿那里告状,老把我往自由化那推。”1988年起,高占祥不再分管党组和人事工作。
        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9月,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举办,高占祥全程参与了筹备。此时,王蒙已离任文化部部长。
        此时,高占祥回想起自己两年前的处境,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他在一
首歌中写道:人生如梦,人生如歌,难以捉摸。
        1996年,高占祥离任文化部副部长,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现在,高占祥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他的回忆录上,他计划将它取名为《漩涡》。
        “宇宙是大漩涡,人生是小漩涡。我的一生就是在漩涡里挣扎,拼搏。他说。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求爷爷告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