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和王朔小说詈语之比较
詈语是一种粗鄙的语言，语言界研究它的人不是很多，但作为客观存在它又是无法回避的语言现实。近几年在不少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詈语频频出现，似有上升的趋势，且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所使用的詈语呈现出相同或不同的特征。何顿和王朔詈语即是这一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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詈语，“俗称骂人的话”（郭熙 2004）。詈语是为社会所禁忌、并为传统语言学所鄙夷却又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它折射出人们特有的社会与文化心理。我们只有对这一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使语言研究更趋完善。本文试图通过对何顿和王朔这两位影响较大的作家的作品入手，去审视两位作家不同生活地域的詈语特点。
何顿是一位长沙籍小说家，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以文人敏锐犀利的眼光，聚焦于长沙市民，尤其是那些没有背景，没有依靠，靠自己挣扎拼杀甚至靠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而发了小财的市民。何顿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市场经济的“细胞”，看到了在这些貌似平常人身上真善美的闪光。何顿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魅力和张力在真实上。应该说这个真实性还表现在他的作
品语言上。在何顿的小说中，一般叙述用书面语言，而人物对白则几乎全是长沙土话。何顿认为长沙话有魅力，地域彩就是世界彩。驾轻就熟地大量运用长沙方言，并未影响何顿小说的传播，倒是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风格，我们从何顿小说中的詈语可见一斑。
王朔出生于北京，是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一名小说家。王朔和他的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备受文坛内外的关注和争议。他以其无所畏惧的挑战性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不断制造新的事件。在创作上，王朔始终以他那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征服着读者，他以那种平易、生动、丝毫不装腔作势的口语化风格对新京味小说语言作出了突出贡献。王朔的语言之所以与众不同，因为它是绝对的王朔化的——是王朔顽皮心态的外化。他的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着京味的幽默，严格的说他的嬉笑怒骂是包含在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里，事实上与何顿相比，王朔小说中的詈语不是十分多，但撷取几句也可凸现了王朔的语言特征。
两位作家虽生活环境不同，使他们的小说的詈语不免也表现出相同的特征。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两人共同使用了“国骂”，以发泄愤怒
“国骂”是我国经久不衰的詈语。汉民族是颇为讲究语言禁忌的，而明知禁忌却有意在语言上违反的便是詈语了。中国的”国骂”一般是以亵渎人为主体，而且以涉及到性的詈语为常。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国骂。例如：
(1)“日他屋里娘。”王大力骂了句痞话。（何顿《灰少年》）
(2)“你这老！”汪宇尖声骂他，“老子日你娘家二十代！”（何顿《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
(3)马建军吼道：“你这，给我滚！说着狠狠揣她（妻子）一脚。”（何顿《玫瑰花园》）
(4)“操他妈，要不是哥几个在，还出了杀人案了。抽丫的抽丫的我早看出这小子心里不服！”（王朔《我是你爸爸》）
(5)“我谁也不崇拜。”被问的小伙子翻着白眼说，“崇拜那傻×干吗？在我看来那个人全是傻×，崇的和被崇的。”（王朔《我是狼》）
(6)赵航宇冲众媚笑着，一扭一扭地走起秧歌步。（观众）“撒泡尿照照自个！”“摸摸自个鸡
巴长毛儿了吗！”赵航宇脸苍白，破口大骂：“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7)“一条好大的鲢子鱼喋！杨小平，你是梦见什么鱼？”“卵鱼。”杨小平说，脸上很不高兴。“卵鱼是什么鱼？”李林自讨没趣道，希望杨小平回答。“卵鱼就是你的卵。”杨小平怒视着他说。（何顿《拉练》）
中国人经历了几千年的宗法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是其文化核心。而无论“国骂”，或是直接用性器官来污辱人，都成为愤怒之人最为解气的方式。这是因为这些詈语一是亵渎了对方的家族血脉；二是亵渎了对方的祖先；三是贬损了对方父亲的人格；四是侮辱了对方的母亲；五是诋毁了女性的人格。，的别称，性乱者。中国对女性尤其在中古以后要求十分严格，性乱是最让人不齿的。骂妻子到这个份上可见其气愤至极。性器官是中国人特别禁忌的，说到此往往用“下部”来避讳，而直接用性器官骂人会让人气得“脸苍白”，从而达到解气之目的。我是狼
二、两人共同使用了与等级观念相悖的詈语，以宣泄气愤
（一）中国是非常崇尚长幼有序的。不仅如此，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语）。因此中国的尊卑等级秩序重要的一点便是长幼有序，长辈享有被尊重的权利。而动辄对他人以“老子”自称，或直接骂他人是自己的“儿子”甚至“孙子”，把自己放在与别人长辈同等的地位是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两位作家在小说中共同使用了这类詈语。例如：
(8)“老子日你娘家二十代！”（何顿《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
(9)“真孙子，没法和他们丫的共事。”（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当然，骂人的人除了以破坏等级来宣泄气愤外，还包含精神上的自我慰籍在里面。
（二）在中国的等级观念中，万物当中人是最尊贵的，动物牲畜是最卑贱的。因此把人贬损成牲畜、动物的詈语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这在两位作家的小说中也有反映。例如：
(10)体育老师被激怒了，做出一副要打人的模样，把一只手掌压到了罗小毛的头上，“你这狗崽子嘴巴还蛮硬吧，嗯？”罗小毛反抗地把头偏开了，他那幼小的自尊心被这句话伤害得太深了，“我是狗崽子，你就是猪崽子。”（《灰少年》）
(11)“你这黄眼畜生！”他眼睛充血地说，“你要是我崽，我就一菜刀剁死你！” （何顿《拉练》）
三、两人共同以詈语来表示朋友之间的亲昵，或者以詈语自贬来打赌
（一）以詈语来表示亲热，套近乎。例如：
（12）“你好你好，日你的，你这鳖搞发了。”他用当年知青时代的口吻说。“什么发不发，”何平说，放开汪宇的手，很高兴地从金利来西服口袋内掏出一包万宝路，递一支烟给汪宇，“我们十多年没见面了。”（何顿《拉练》）
（13）李林说：“烟瘾也上来了。抽烟不？他妈的抽支烟不？”何建国听他一说，也想抽烟了。（同上）
（14）周小峰对马民骂了句粗话，“你打扮得跟崽样的！”马民以为是彭晓打来的（电话），结果是周小峰。“你这杂毛有什么鬼事？”马民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很快活地骂道。“你才是个正宗的杂毛。”“你有什么事就快点说！”马民又兴高采烈地骂道，“有屁就放。”（何顿《荒原上的阳光》）
（15）“你丫够肥的。”我打量着身穿泳衣的米兰说。（王朔《动物凶猛》）
（二）以詈语来表示对某事的态度坚决，或表示没有欺骗对方。
（16）（马林生对儿子说）“不玩了！从今往后我要再跟你们玩我是孙子！”话说得是十二分坚决，斩钉截铁，态度也是毅然决然，大有誓不回头之气概，甚至有时还撕牌撵人像烟鬼戒烟一样把事做得挺绝。（王朔《我是你爸爸》）
（17）保证我喜欢你，骗你就是畜牲！（何顿《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
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国人常见的詈语（尽管在使用具体词汇上由于地域差异而略有不同）来表现小说中特定环境下人物的粗鄙，从而展现出人物或身份低下、或无文化、或愤怒之时的语言特征，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在低层的小市民的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两位作家毕竟生长在南北不同的地域，因此二人所使用的詈语又表现出明显地域上的差异。
何顿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典型的长沙人，往往性格都是暴躁的，似乎很容易发火。且在愤怒之时所选择的詈语更具有地域彩，让人明显感到长沙人性格的直率、鲁莽。
（18）“你这狗屎的！长沙市又多了一个废人，我真的要捶死你这狗屎的。”罗小毛自然就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他杀猪般哭嚷着，发誓好好学习。（何顿《灰少年》）
每个地域都有其独特的詈语，在平时交际当中频频使用这些方言詈语。“卵”（指男性性器官）在长沙话里是一个常见的方言詈语。在何顿小说人物对话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大小事，愤怒与否，似乎成为长沙男人的口头禅。例如：
（19）刘民警说：卵办法也没有，除非我们不干这一行。（何顿《玫瑰花园》）
开口闭口“鳖”，包括称谓也用“鳖”，这成为何顿小说詈语的又一大特点。例如：
（20）何平鳖？他高兴地站起身，一跛一跛地走拢来。（何顿《拉练》）
（21）你这鳖胖得同猪样的了，好胖了。（同上）
而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则是典型的北京人，北京人常见的詈语在小说中也是随处可见。例如：
（22）“德性！”电视镜头转到看台上，一帮不知是哪个邻邦的观光客在美滋滋地观看、拍照，马林生骂了一句。（王朔《我是你爸爸》）
“德性”是经常挂在北京人嘴边的口语，有两种不同的读法：“性”读重声是 道德品行的意思；读轻声就是骂人的话，指其有丑陋或不端的行为。
（23）“抽丫的抽丫的”。（同上）
“丫的”是老北京市民比较损人的詈语。“丫的”，是“丫挺的”的省略称呼。“丫”是“丫头”的意思。“丫的”是丫头所生的意思，突出的是封建等级的蔑视，因为丫环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女奴，她实际是被默许的男性主子的未正式承认的侍妾，比如袭人和贾宝玉的性关系。如果她服侍的是女性主子，譬如小，那么她也是被默许的小所嫁丈夫的侍妾，比如薛蟠与夏金桂的丫环宝蟾。“丫头生的”，比小老婆生的还要被人所不齿。因为小老婆的虽然叫“庶出”，比“嫡出”差点，但至少还有个小老婆的名分；而丫环生的，连“庶出”两个字也捞不着。这样的骂人也同样使人难堪。
何顿曾经说自己想写出男“野兽”的原生态，从他所使用的詈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小说写活了一油滑的痞气十足的“长沙小痞子”，表现出作者浓重的小人物情结。而王朔其实也是通过这些满身“痞气”京味十足的人物来颠覆崇高，因此，詈语，尤其是方言詈语在他们的小说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詈语是上到伟人（比如“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下到平民都有可能使用的语言。作为反映现实的作家也应该去展现这一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但是尽管如此，作家在反映现实的同时，更需要引导人们尽可能地净化自己的语言。
参考文献：
[1]何顿.小说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2]何顿.玫瑰花园[J].收获,2006，(1)
[3]王朔.王朔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4]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5]张传彪.从英汉诅咒语看西方文化差异[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4).
（徐媛媛，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