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宝琳
来源：《文学教育》 2017年第19期
关键词：《狼图腾》 意象 结构 文化 战斗思维
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面世不久即掀起热闹的文化大讨论，尤其以狼性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话题讨论为多。这一现象的产生绝不单纯地源于业内的文化炒作与读者的阅读心理，还在于小说作为特殊的文化存在方式，它借助具有战斗精神的文本符号——“狼”承载了作者关乎民族文化的现实反思，从而在文本意义“蔓延”的过程中，使自身生成了合理的文化价值。笔者尝试从小说叙事隐性的思维意识结构入手，来探讨《狼图腾》文化解读的文本依据。
一.“狼”意象的战斗精神价值
“狼”是《狼图腾》这部小说的精神主导，它凭借自身独特的语言符号意义系统，既传达了作者的思想
所指，又实现了文本阐释多样性的价值。
我们知道，“狼”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意象，其意象意义的生成不仅与自身的生物学特质密切联系，还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
生物学意义上的“狼”在生存斗争环境中具有残忍与贪婪的动物竞争本性，那只是自然选择中保全生存的必须行为。除此之外，恰如英国生物学家绍·爱利斯所说，在所有哺乳动物中，狼又最有感情、最坚忍、最有成就。由此而生的“狼”的意象意义应当是丰富的。
但进入文学典籍中的“狼”一旦遭遇特定的人类历史文化，其意象意义就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先秦以前的人类原始神话传说中，基于狼自身的坚韧性格，“狼”意象曾经衍伸出某种正面的文化寓意。但是，随着社会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相互抵牾，先秦之后，“狼”意象的文化意义更多地被定性为单一的“恶”的象征——邪恶、凶残、暴虐、贪婪……无论是侵略者，还是统治者、叛逆者，都不约而同地被称为“豺狼”“虎狼”“饿狼”等等；而边疆战事记载中也多看到“狼烟”“狼火”等带有侵略与反侵略意味的称谓。可以说，特定的华夏民族文化思维使“狼”的负面战斗精神内核积淀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定势与文化象征。
《狼图腾》的创作在延续中国“狼”意象书写传统时，却能够直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文化差异，不断反思华夏文化对“狼”的偏见，在人与“狼”的对立中寻求二者原本共生互动的文化价值内涵。所以，在小
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猎食战斗后，战斗的狼会主动为老弱病残留食；被猎夹束缚的狼会咬断伤腿重返狼；战斗中，狼王会果断杀掉重伤“兵”以提高狼的战斗力；狼王会通过多次确认族身份来判断是否营救小狼；赴死的狼临死也要站着回归“腾格里”；……作者借助人物的独白与对白，力图表达自己的辩证认知——狼性文化是具有不可抹杀的责任意识、集体意识、尊严意识等特的。所以，雷达中肯地说：“我们应该更多地用审美的、充满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1]。笔者以为，这种阅读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作者创作潜意识体悟的回归，是“狼”意象战斗精神价值本体的回归，在民族性格与精神重建的层面丰富了意象的文化价值内涵。
二.“狼”故事的战斗结构思维
姜戎的《狼图腾》给人某种“图腾崇拜”的直观印象。小说引用大量“狼”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根据个人研究经历进行特定的纪实书写，赋予小说某种新奇神秘的价值判断。诚然，小说宣扬的价值判断标准有待商榷，但笔者认为，图腾崇拜源于体成员对自然图腾对象的认同与崇敬，是一种关乎生命力的审美标准和文化认同，它较为真切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作为浸润着作家个人创作意识的结果，它以文学表述的方式描述着某种“经验”，由此带给读者具有可行性和创造性的解读体验。
当我们抛开个性化的价值评判，对《狼图腾》进行客观细读时会发现，小说除“尾声”之外的35个章节均以历史典籍为“小序”，以现实经历为故事主体来结构全篇，在紧张激烈的情节结构中，贯穿着作者隐性的战斗文化思维意识线索。
小说的“小序”板块除部分在解说人与狼的传说外，其他多是带有“狼性”精神特的战斗与社会改革史实的内容。与之形成对应的章节故事也基本是有关狼的战斗故事：狼与人的战斗、狼与黄羊的战斗、狼与马的战斗、狼与羊的战斗、小狼个人生存的战斗等等。作者通过这些战斗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狼的血液里奔腾着的那种奋争的因子——为了捕获生存食物而战斗，为了保障自己不被消灭而战斗，为了让种族优点不被磨损而战斗……更为重要的是，在浓烈的战斗气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狼尊重战斗竞争，不会因为马的气势庞大、人类手段的先进而放弃战斗，这是它们在用勇敢来维护生存竞争的权利。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遭遇人类的强势狙击而放弃猎物，或是未能确认小狼身份而舍弃“家族亲人”，甚或被人类捕获而放弃生存，它们也能以冷峻而达观的强者心态超然面对失败。作者以叙议结合的方式在小说中不断进行着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试图通过为中国文化注入“狼性血液”来铸造一种阳刚、雄健、进取的民族性格。
在一种类似散文化的文本结构中，我们显然能够窥见《狼图腾》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隐性的战斗文化思维线索——“狼性精神”哲学是在永不停歇的战斗中得以形成与体现的，那么，它最直观贴切的价值也必定体现在带有战斗意味的生活中。
三.“狼”文化的战斗现实反思
文学文本的隐喻性和象征性内蕴来源于对文本“意象”和文本“故事”的深入发掘。《狼图腾》文化价值的生成也源于“狼”意象与“狼”故事的实体特质。
恩格斯曾说：“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2]。的确，自然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化是在与“他者”的比较和沟通中实现的。只不过，当人类的原始本性逐步获得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肯定之后，人类才开始逐步质疑并减弱对自然界的崇敬感。对“狼”亦是如此。
当人类开始以一种对立的态度审视“狼”时，多看见其残忍与贪婪，而忽视其智慧与达观。这直接影响了文学书写对“狼”的意象意义的提炼。但在《狼图腾》中，无论是简洁的历史典籍“小序”，还是详尽的现实故事实体，作者都以一种平等、博大，甚至崇敬的胸怀来审视着精灵般的草原蒙古狼。
在狼的战斗生涯中，小说既描写了狼撼人心魄的野性与残酷，也展现了它们令人折服的智慧与忠诚。小说中，被陈阵豢养的小狼始终恪守草原狼的两条准则：进食时绝对不准任何人畜靠近，放风时绝对不让人牵着走。这是狼族物种基因世代相传中对“自我”本的秉持。此外，狼进攻黄羊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恒心与耐力；“飞狼”进入羊圈偷羊的奇迹；狼利用风暴组织闪电战，围剿马的智慧与速度；……在与“狼”亲密的灵魂接触中，作者还原了对蒙古狼与蒙古铁骑的历史记忆，生发了对中国民族精神重建的深层思考。因而，《狼图腾》体现了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无法斩断的精神关系纽带。小说借陈阵之口说：“在残酷竞争的世界，一个民族，首先需要的是猛兽般的勇气和性格，无此前提，智慧和文化则无以附丽”[3]。或许，作者的这种深层思考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作者在借助文学文本进行文化重建思考的过程中，动物视角的回归能激发我们去反思并修复华夏文化与“狼”之
间的精神纽带，去更新或重建人类文化的精神家园。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人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将“狼”视为“文化英雄”并不为过，这是因为狼性文化中凝聚的促进个体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战斗因子是永远无法弥散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W.C.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认为，在小说叙事中，“作者的声音从未沉默。”[4]整合分析《狼图腾》的文本创作符号系统，我们不难发现：从“狼”意象的文化品格到“狼”故事的结构线索，再到“狼”文化的现实反思，作者隐性的战斗思维意识让我们对“狼”以及《狼图腾》有了更多的文化想象，使我们在回归狼性战斗精神本体的认知过程中，有了对民族精神重建更真实而贴切的价值思考。
注 释
[1]雷达.《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欲望与理性的博弈【J】.小说评论，2005⑷：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63
[3]姜戎.狼图腾【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90
[4]李致.论《狼图腾》的“嫁接性”叙事【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⑷：63
（作者介绍：陈宝琳，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化传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写作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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