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的作者托马斯·R·戴伊是美国林肯公共服务研究中心的主席，曾经担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麦肯锡政府研究系教授。托马斯·R·戴伊在美国的政府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享有盛名，是该领域内的学术权威，撰写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得一个，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作者托马斯·R·戴伊把公共政策的制定界定为自上而下由精英阶层所操纵和控制的过程。他试图通过大量的案例、图标和数据来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美国这种民主的政体下，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自下而上。从整体上来看，这本书结构清晰，内容紧凑，书的前两章可以成为奠基部分，告诉我们什么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以及才财富和权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后面的章节从不同的角度一一展开，具体地分析政策制定的过程是自上而下的。
在本书的第一章，托马斯·R·戴伊在解释了什么是公共政策和精英集团之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他认为，“公共政策是一个政府选择要做的任何事，或者它选择不去做的任何事”。而国家的精英集团“占据着团体组织机构中能分配社会资源得权力位置”。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描述了国家的精英集团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兴
趣喜好转化为公共政策。这些过程可以细化为几个相互独立的路径，即政策的形成过程、利益代表集团的运作过程、候选人选举过程、民意的制造过程、政府使政策合法化的过程和政策执行的过程、政策结果的评估过程。与之不同的是，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模式将政策制定过程视为一系列的活动过程，即问题的界定、议事日程的设定、政策的制定、政策的立法、政策的执行以及政策的评估。在这个模式中，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政府之内，由公众推动，体现公众的价值观和偏好。
影响力读后感在紧接着的第二章，托马斯·R·戴伊着重论述了财富和权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也为以后几章的论述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后面的章节对政策制定全过程和各个参与角的分析，是建立在对财富和权力重要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
在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中，托马斯·R·戴伊向我们描述了政策制定的议事日程是如何通过基金会、智囊团、政策策划组织和媒体组成的网络系统来得到确定的。这样，政策的制定过程就自上而下地从社会的精英集团流向政府。随后的部分，戴伊用了大量的笔墨来介绍在美国的公共政策制定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基金会、智囊团，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布鲁金斯学院、福特基金会等等。在第三章的最后，戴伊还向我们介绍了两个全球化的政策策划组织，即外交关
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探讨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策的策划和制定，以及全球精英集团之间的往来与合作。
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戴伊在分析美国选举领导人的过程时，极力突出了金钱的重要作用。他引用了美国参议院议员斐尔·格拉姆的话，“随叫随到的金钱是候选人最好的朋友”。在本章节中，戴伊运用了大量的图标和数据来说明，金钱左右着选举领导人的过程。在戴伊看来，社会中的精英集团运用金钱来支持和控制能保证其利益偏好的候选人，并在其胜选后将这种利益偏好具体地反映到公共政策中。
在领导人选举出来之后，利益集团就积极地参与院外活动。戴伊认为，“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利益代表集团的发起人、主持者和财力支持者，就是那些公司企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律师公司、媒体大王、职业和非职业的商会和各种民众组织”。这些利益集团的活动，主宰着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
戴伊在这部著作的第六章中，描写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特殊的体——媒体。媒体作为“民意的制造者”，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有影响力的媒体组织的领导人物，本身就是国家精英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媒体在政策
制定的过程中也扮演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它把精英的观点传达给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和广大民众。也就是说，媒体既是国家顶尖精英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达精英们意见和建议的工具。
在第七章中，戴伊对政策的合法化过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政策的合法性是通过政策的制定者们来完成的，而不是通过全民参与的大选来完成。戴伊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说明，在很多主要的问题上，美国公众的选择和喜好与现行政策之间存在着很多分歧。可以说，选民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最后，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分析，戴伊认为，美国政策的合法性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非自下而上的。
政策获得其合法性地位后，就进入了执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集团总是对行政机构进行监控和操纵，从而保证政策的执行不会偏离他们的利益偏好。所以说，政策的执行也是自上而下的模式。
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戴伊同样对政策的评估过程做出了自上而下的分析。他主要分析了政府主导的政策评估和精英集团主导的政策评估，而这两种评估方式都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精神。
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这本书中，利益集团的思想从头到尾贯穿其中。陈振明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一书，对利益集团这个概念有如下的解释：利益集团是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具有相似观或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的，并企图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的实现或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团体。我们可以看到，利益集团作为一种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体，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戴伊认为,“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利益代表集团的发起人、主持者和财力支持者，就是那些公司企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律师事务所、媒体大王、职业和非职业的商会和民众组织”。在戴伊的另一本公共政策领域享有盛誉的著作《理解公共政策》里，他也指出了“美国的政策制定实际上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利益集团的沟通、争论、谈判、妥协和竞争成为政府制定政策时的主要依据，对政策制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中国，利益集团这个概念也引起过一些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刘军宁先生在《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一文，分析了中国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作者从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力量来源做了阐述。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自由结社、破除垄断；就后者而言，主要是来自于利益集团自身的争取。而这一切，中国均不具备，至少是不完全具备。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承认有利益集团的存在的，直到198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承认了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分化，可以说，存在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益多元化趋势中产生的我国的利益集团，与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都有所区别。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不仅在公共政策领域，而且在市场取向改革深入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对利益集团有着清晰的认识，以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
由此我想到了我们小组以前做过的一个关于公务卡的课题。由于在现行的条件下难以到官方关于公务卡的详尽资料，在小组的讨论中，我们进行了一些大胆的推测。在制定公务卡这个政策的目标、指标和标准时，我们选择了把“有利于信用卡产业的发展”作为公务卡政策的目标之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有关部门在2004年底统计数字显示，公务员的行政编制640万再加上2900万事业编制，总数是3540万，而且近几年公务员的队伍并没有缩减。如果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里推行公务卡，就将极大地提高信用卡的使用量，也就推动了信用卡产业的发展，而直接受益方就是信用卡的发放单位——银行。银行作为有着强大实力的利益集团，在公务卡政策的出台上，应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认为，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
中利益集团作用的具体体现。
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中，戴伊用了一个章节介绍了媒体在自上而下的政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戴伊认为媒体被赋予了双重角，即国家精英集团重要组成部分的角和向政府和民众传达精英集团观点的角。书中对媒体帝国的特写，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媒体巨头的实力和地位，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不容置疑。特别是媒体的“民意制造”的功能，直接说明了媒体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媒体推动政策议事日程的建立，告知当选的官员必须解决那些问题，同时也告诉民众他们应该关心哪些问题和应该如何看待某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大众传媒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道路。建国初期，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媒体向众表达的完全是党和国家的意志，呈现出一个非常统一的局面。时期，城市里、农村路口的大喇叭在宣传阶级口号时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全国“阶级兄弟妹”思想空前的统一，当然这种控制是相当可怕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除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外，中国人狭窄的思维也在一点一点地打开，在和平的环境下改善自己，面向世界开放自己。中国的大众传媒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下，我们不仅可以
看到官方的主流媒体依然在宣传的“正统”思想，还很欣慰地看到一些非官方媒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经常会浏览类似于凤凰网的网站，它能相对客观表达对人对事的看法。从媒体与政府的角度来看，现今，中国的媒体不仅仅是在表达政府的意志，媒体的监督作用在日益加强。近几年，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案例数量有所增加，范围有所扩大，力度和深度也有所加强。批评领域已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涉及行业部门不正之风、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等各种各样的行为和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媒体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西方的媒体相比，我们的媒体在民意的制造上还有所欠缺。从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我们媒体的作用还只是在政策制定过程的末端，也就是政策的评估和监督。在政策的制定环节，我们的媒体还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告知政府应该去做什么和民众需要什么。这也是我们的媒体发展的趋势之一。
最后，我认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在写作上也是很有特点的。作为一本公共政策领域内的学术专著，《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的作者戴伊没有采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来向我们解释什么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相反地，他采用了相对平易的语言风格来分析政策制定的过程。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这本专著的时候，不会有一种被拒之门外的感觉，也就拉
近了我们与学术的距离。同时，戴伊在书中采用了大量的案例、数据、图表、调查问卷等的实证分析，探讨了公共政策制定的模式和方法，也就使理论的表达更加明晰和有说服力。最后，书中的特写部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特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特写有助于我们了解特定政策的背景，对相关理论内容的深化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我认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自上而下这种政策制定模式，进而了解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具有很大的帮助意义。同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也对我们思考中国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建设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