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研究述评
中国现代话剧真正走向成熟，严格地讲是从曹禺的剧作问世后才开始的。—些文学史家曾有过这样的共识：“第一，从《雷雨》开始，话剧在广大的社会中，才成为引人入胜的戏剧，它为话剧树立了里程碑；第二，它使舶来的话剧，成为纯熟的本地风光的话剧，夸张一点说，为话剧建立了民族风格；第三，在穿插紧凑，对话生动，剧中人个性的突出各点上，都超越他的前辈，迄今仍无后来者。”①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并不夸张的，是基本符合曹禺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因此，曹禺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现代话剧本质特点的研究，曹禺研究的历程，同样也是整个中国现代话剧研究的重要一页。
—、1949年以前的曹禺研究
曹禺研究是伴随着他的处女作《雷雨》的问世而开始的。《雷雨》于1934年7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1935年5月由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日本东京首次演出。60多年来，评论、研究《雷雨》的文章多达40多篇，文字数量百倍于原著。对—个作家的单篇作品进行如此充分集中的研究，是不多见的，只有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可与之相比。
    《雷雨》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敏感和注视，刘西渭(即李健吾)率先撰文对《雷雨》进行了专门评析，他指出：“《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然是处女作，勿怪立即抓住一般人的注意。”刘文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雷雨》里的“命运观念”，二是蘩漪性格的内涵和意义：“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她是一只沉了的舟，然而在将沉之际，如若不能重新撑起来，她宁可人舟两覆，这是—个火山口，或者犹如作者所渭，她是那被象征的天时，而热情是她的雷雨。所谓热情也者，到了表现的时候，反而冷静到像叫你走进了坟窟的程度。于是你更感到她的阴骘，她的力量，她的痛苦；你知道这有所顾忌的主妇，会无顾忌地揭露一切，揭露她自己的罪恶。”②
    紧接着郭沫若也撰文称赞“《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过医学的人看来，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此外，郭沫若还以悲剧理论为依据，对《雷雨》进行了一些批评：“作者所强调的悲剧，是希腊式的命运悲剧，但正因为这样，和它的形式之新鲜相对照，它的悲剧情调却不免有些古风。”③
    另一篇较早评价《雷雨》的文章是张庚的《悲剧的发展——评<雷雨〉》，④张文首先把
曹禺的《雷雨》放在整个世界的悲剧艺术的发展进程中来考察它的价值和意义，文章指出，“《雷雨》中最成功的一方面是人物”，但又认为，“这剧作的失败是在于把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混合在一起，粗看似乎是对的，但仔细一想，却恰恰相反，在现代的悲剧构成上，需要的正是混合，不，有机的统—，而这剧的失败，正是因为这不是统—而是混合，时时现出了裂痕和矛盾”。张文最后特别探讨了曹禺的世界观与命运观的关系问题：“现代的人也仍旧受着命运所支配，但这命运不是不可知，而是社会的。”
    上述三篇最早评论《雷雨》的有代表性的文章，虽然论析未尽准确、深入，且多少带有随感的性质和个性体悟的彩，但它们从戏剧理论到舞台艺术，从人  物塑造到思想蕴涵，对《雷雨》成败得失的总体把握是比较准确的，这些初期评论对后来的《雷雨》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于1936年6月至9月在《文季月刊》上连载发表，并于同年1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由于《雷雨》的影响，《日出》尚未公演，就在报刊上出现了许多热情的评论，茅盾指出，“将这样的社会题材搬上舞台，以我所见，《日出》是第—回”。⑤巴金则认为《日出》和《阿Q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
”。⑥李蕤注意到了曹禺最初两个剧作的不同特点，“如果我们嫌《雷雨》给我们展开的只是封建家庭的废圮，那么我们该承认《日出》给我们指出的却是脓疮社会的大半面：在社会上，《雷雨》里是把生活在两个极端的周朴园与鲁大海的世界用血缘密密相接的把他们绳缚成一树枝叶，而《日出》却是自自然然的以陈白露为中心牵引出可能是附在她身边的人物”。  陈白露的世界显然“对我们的生活较前者亲密”。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雷雨》、《日出》问世不久，就出现过对这两部剧的否定性批评。黄芝冈在《从<雷雨〉到〈日出〉》⑧—文中，对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和否定，认为两部剧最大的问题是不真实和对社会认识得不正确，文章尖锐地指出：“最受观众欢迎的戏不一定是最好的戏剧；作者除技巧成熟而外还得对社会有正确认识和剖析；剧作者对剧情无正确的估量，不但是幻术般的欺骗了观众，而且也因为观众的盲目拥护认不清他自己的前途。”
    随即周扬发表《论〈雷雨〉和〈日出〉》（9）—文，对上述意见进行反驳，认为黄文对《雷雨》和《日出》批评“实在太不公允”，并且“细想起来，这不只是公不公允的问题，而也是一个批评上危险倾向的问题。这倾向，也可叫它公式主义吧，主要地是表现在对于作家的
态度的粗率上，对于文艺的特殊性，以及文学和现实之关系的朴素而不正确的理解上”。针对黄文批评曹禺剧作“人物为什么那样鬼气森森，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旧势力，为新生活而奋斗”，周文指出：“批评家没有理由反对作家描写社会中的黑暗的消极的现象，他所要检阅的只是被描写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的哪些侧面，反映得真实到什么程度，如果还不够真实，那就要指出是怎样主观的偏见妨碍了作者——这才是批评的主要的任务。”周文还就《日出》对《雷雨》的发展发表了看法：“如果说在《雷雨》中作者对于现实还抱着宿命论的观点，那末到写《日出》时，作者对于客观社会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清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话剧日出——人剥削人的制度。他已开始有意识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对荒淫无耻的人在泄着愤懑，把希望寄托在象征光明的人们身上，而不再有对于隐秘不可知的事物的憧憬和恐惧，那种悲天悯人的思想了。他的创作的视线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他企图把—个半殖民地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脓疮社会描绘在他的画布上。所以《日出》无沦是在作者的企图上，在题材的范围上，都是一个进步。这进步决不如黄芝冈先生所说，只是比《雷雨》少了许多偶然的地方。”周扬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肯定曹禺两部剧作的同时，也很锐利地提出了自己对曹禺从艺术结构到深层思想内涵等方面的批评意见。他对曹禺放弃《雷雨》的结构，而用片段的方法写《日出》的这“—条新路”表示了很大的“疑心”，认为《日出》
没有能够把收集的材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是“用片段的方法，人生零碎去阐明一个观念，而这个方法决不是艺术的大路”。他还指出，“《日出》的结尾，虽是乐观的，但却是一个廉价的乐观。他关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只说出了部分的真实，他向黑暗势力叫出了：‘你们的末日到了’。而对于象征光明的人们的希望也还只是一种漠然的希望，他还没有充分地把握：只有站在历史法则上而经过革命，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才能根本改变。”周扬的这些意见虽然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时代烙印，但其中所显示出的一个理论家独特的胆识、锐利的目光，至今仍闪烁着它的光辉。黄芝冈与周扬围绕《雷雨》和《日出》展开的批评与反批评，既涉及对曹禺剧作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些根本看法，也涉及到关于文学批评的根本态度等重要问题。因此，这场论争的范围虽然不大，但作用和意义却不小。
    当时对于《日出》的评论，还有两篇较有分量的文章：—是张庚的《读(日出)》，⑩二是欧阳凡海的《论(日出)》。（11）张文着重阐述了《日出》所构成的“对于都市社会的看法”，“那就是由金八所代表的‘恶魔主义’(我杜撰的名词)，这种恶魔主义是一种极大的不可抵抗的力量，像白露，像小东西，像黄省三，甚至像顾八奶奶、李石清、潘月亭，都只是魔爪下的小鸡”。而欧阳的文章—方面强调了“《日出》比起《雷雨》来，在全体上说，是—个不容否认的进步。作者写《雷雨》的时候，不但在思想上是模糊的，他底艺术方法也缺少统—
的把握”。而“到了写《日出》的时候，作者已经不再是从那种‘心情’式的冲动出发，而是有意识地要暴露黑暗，揭示光明了”。另—方而，该文又指出了《日出》“使人感到一种不满足的地方”：一、只看见没落社会中腐烂的—面，而没有看见他们底还有相当健全的相当部分，二、作者还太顾全舞台上的出演。“为了上演的便当，而把现实中许多复杂错综，缠夹不清的事态硬修饰成简单孤立的东西”，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准确的。
    1937年8月，曹禺的第三部剧作《原野》出版问世。尽管由于抗战的爆发，这部剧不像曹禺的前两部剧那样引起轰动，但它还是受到了人们的注意。1938年6月《文艺阵地》第1卷第5期发表南卓的《评曹禺的〈原野〉》一文，对曹禺的新作《原野》给予了深入的解析。文章首先肯定了曹禺的“一个—贯的优点，就是技巧的卓越。他的人物性格，对话，都同剧情一起一点一点的向前推移，进行，开展，直到它的大团圆”。其次，文章指出了《原野》及曹禺剧作的一些“失败”之处：一是曹禺“太爱好技巧了，使得他的作品太像一篇戏剧”。二是曹禺“有一个癖好，就是模仿前人的成作”。三是作品气氛“不协调”，人物“性格不现实”，思想内涵“不大清晰”。文章的结论是：“总起来看，《原野》是太接近欧美的作品了。”还值得提到的是杨晦在其长篇论文《曹禺论》中对《原野》的评价和分析，他认为，“《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因为，“由《雷雨》的神秘象征的气氛围里，已经摆脱出来，写出《日出》
那样现实的社会剧了，却马上转回神秘的旧路。《原野》实在比《雷雨》更富于神秘象征的彩，《雷雨》里，实际是现实的问题比神秘象征的《雷雨》更占支配的地位；而《原野》里，却把那样现实的问题，农民复仇的故事，写得那么玄秘，那么抽象，那么鬼气森森，那么远离现实，那么缺乏人间味。这简直是一种奇怪现象”。(12)杨晦的这些批评性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原野》的评价，甚至在新时期开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能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