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说”与《古诗十九首》
    摘要：汉代诗歌与《古诗十九首》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写作手法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惧时观、功名观、游仙观和音乐观四个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古诗”所传达的思想和建安文人的观点是相同的，是一种“自觉”的体现。因此，《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年代的可能性最大。 建安诗歌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建安说”；汉代诗歌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推测《古诗十九首》发生的大体年代，具体一点说，就是根据五言诗的起源、发展来考察。这方面的研究者大多承认《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之作，是“五言之冠冕也”。既然如此，《古诗十九首》创作于五言诗的成熟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一、五言诗的发展
  五言诗的成立非一人之力，也非一时之功，最关键的是需要它作为新兴事物迅速成长的时代背景。早在先秦时代，《诗经》中的少数诗章就出现了半章或全章五言的诗句，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只是四言诗中偶尔为之。秦始皇
时的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属于完整的五言，但却质木无文，远远没有成熟。两汉诗歌大抵有这样几种形式：诗、四言诗、三言诗、杂言诗和新兴的五言诗。首先是承接屈原楚辞而来的诗，其次是承接诗三百而来的四言诗及三言歌诗。传统典雅的四言诗，继韦孟之后，仅存其6世孙韦玄成《自劾诗》等2首，已趋末路。随着汉宫楚调的盛行，乐府官署的建立，俗曲新声的传播，今存几首西汉文人诗歌，也多为楚歌及杂言。汉成帝时著录的诗作，也并无五言诗作品。而传为苏武、李陵、枚乘及班婕妤所做的五言诗，在六朝已都疑为后人伪托或拟作。从东汉班固之后，五言诗渐次兴起，文人五言诗渐次出现，但东汉时代，对于五言诗成长的限制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至桓灵时代，帝王的个人兴趣有从经书而艺术、由儒家而转向佛老的趋向。可以说从《诗经》时代到东汉末年，由于种种原因，五言诗并没有真正的成熟起来。从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优秀的五言诗人是不可能出现的。“文人诗的真正形成，形式上的解放还只是开始，而内容和技法的成熟，才标志着文人诗的完全成熟。”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思考优秀的古诗十九首到底在何时出现？
  二、“建安说”的缘起
  有学者曾说：十九首等诸诗：“多非为一人一事而作，读之久自能感人。有能解此语者，吾当与天下共推之。”此论说明了十九首研究和破译之难，但也因此说明了十九首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文学史上的“建安”，是有别于东汉的另一个时期，包括历史上的建安年号和曹魏时期，这已经是另一个时代（魏晋南北朝）的开始。如有的文学史所说：“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
  “建安”说起于钟嵘《诗品》：“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桔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他所说的“陆机所拟十四首”，今存十二首，其中十首是拟《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歌；另一首注明拟“东城一何高”，不知是否是“十九首”中的“东城高且长”；再有一首拟“兰若生春阳”，则不在“十九首”之内。由于被陆机所拟的十四首中，至少包括《古诗》十九首中的十首，属于“其外”“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的。同时，钟嵘还说出了具体的分析：“‘客从远方来’‘桔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是说类似这样的语句篇章，是两汉五言诗“木无文”时代所不可能产生的。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 有着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它说明早在刘勰之前，就一直流传着这些不知道姓名的优秀五言诗作的作者是枚乘、班婕妤、李陵、苏武等说法，换言之，这些说法并非徐陵编造的，而是一种传说。由此可见，“西汉说”和“建安说”曾被口耳相传过，被人们所接受过。反倒是今天占主流的“东汉说”未有类似的记载。但是“西汉说”通过前文的论述已证明不可取，因为在西汉时期连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五言诗还未产生。
  那么“曹王”我们应怎样理解呢？学者木斋认为“曹王”应该指曹植更为合理。笔者也认为作为“五言诗之冠冕”的十九首如果出自曹植这位“第一位大力写五言诗的人”之手或是与其同代抑或稍后的诗人，将会更为合情合理。
  梁启超先生认为要确定古人作品的年代，有两种方法：“一曰考证的；二曰直觉的。考证的者，将该作品本身和周围实质的资料搜集齐备，看他字句间有无可疑之点。他的来历出处如何？前人对他的观察如何？……等等，参伍错综而下判断。直觉的者，专从作品本身字法，句法，章法之体裁结构及其神韵气息上观察，拿来和同时代确实的作品比较，推定其是否产生于此时代”。
  《古诗十九首》中的想象不复是儿戏似的逸趣横生，而是澄澈的人生的观照。换言之，十
九首的作者确乎是为了一个什么缘故才写作的。这和汉乐府的“想到就说”的讽喻之辞有质的差别。这种说理入诗的写法与建安七子和三曹，黄初以后的阮籍、嵇康，西晋的左思、刘琨，抒的是“情”，实际上说的是“理”一脉相承。中国历史在曹植所处的以建安为起始的魏晋时期，才有方渐苏醒。可以说，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时期，也是一个大转折时期。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自觉”。“所谓‘自觉’，主要在于文学逐渐脱离秦、汉以降之政治附庸而转向审美娱情，作家的视角，也由关注外在的社会功用投向内在艺术特质的发挥，文学批评更有意识地将其特质提升至理论的形态。”
  《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流芳百世，成为千古至文，是因为它道出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心声所感。从文学主题的角度看，《古诗十九首》是文学主题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可以说它涵盖了诸多的文学主题，惜时、相思、悲秋、春恨、出处、游仙、思乡和生死等几大主题。下面从几个角度，论证“十九首”与建安文学的统一性。    　（一）惧时观
  中国文人对待时间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为春风得意之时，则主张提高自我价值、建功立业；一为失意困顿之时，则选择寄情于山水、及时行乐。从“古诗”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诗作者自身命途多舛，再加上先天的文人忧患心理和现实感受的撞击，使其倍感人生
之苦、生命之促。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也就是这种时光易逝之感，让诗人懂得了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建功立业、名扬四海。此时的诗人，对待时间的态度不再是用以满足有限人生的生理欲求，也不仅是注重时间的物质实用性，而是从人的价值开始进行反思和内省。可以说，开始了“人的觉醒”。诗人对待时间的态度，已经由古人的“惜时”变成了“惧时”。“惧”正说明了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心灵的搏动震颤，于是，人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审视历史与现实、审视社会与人生的诸多问题。在这一方面“古诗”与建安文学是相通的。例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曹植的“自顾非金石，咄??令心悲”（《赠白马王彪》）等。这些诗句与“古诗”都是同一种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