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本质观
“诗缘情而绮靡”，是魏晋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观点。陆机把当时最重要的文体——诗歌的审美特征概括为“诗缘情而绮靡”，成为千古名言。
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陆机在《文赋》中高度概括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说。
先秦时，《诗经》就提出了作诗的三大目的：一是为了讽刺，二是为了抒怨，三是为了颂赞、赠答。《诗经》中这一关于诗的“美刺说”影响了春秋战国时各诸子百家对作诗的看法。“诗言志”说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儒家主张“诗言志”，把诗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荀子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学思想，《荀子·效儒篇》云：“诗言是其志也。”都强调了诗必须言志。先秦时，儒家的“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实指的是“思想、志向、政治态度”等含意。而在屈原的《楚辞》中，情、志两个字是相通的，志包含了情，情包括了志；《楚辞》作为南方文学，特别强调情，情志合一在《楚辞》中很普遍。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毛诗序》融合了先秦以来的“情志说”，提出：“诗者，志之
所及也，在心问志，发言为诗。”及至魏晋南北朝，陆机在他的《文赋》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 可以说，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对前朝各代诗歌创作的总结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个与前人不同的文学创作观。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之所以产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一改以往的发展形势，迎来了文学的自觉发展时代。其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学作品研究与总结的著作增多，再加上陆机本人过高的文学修养能力，《文赋》应运而生，“诗缘情”说随之提出。其三，这一时期，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深入探讨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重辞采的审美思想，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追求“缘情”、“绮靡”的风气。故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就是在对这一时期文学运动规律和趋势把握和总结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诗歌审美思想。
陆机的《文赋》及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认为“诗缘情而绮靡” 意思就是说诗歌因情而生。这是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诗是主情，主情为诗的特点。总所周知，“诗”乃是形式，是表达诗人情感的媒介，而“志”则是内容，是源泉是灵魂。陆机探讨的正是诗歌之所以产生的灵根秀源：究竟诗歌的灵魂是什么？思想
建安诗歌的源泉是什么？是“志”还是“情”？最终陆机思而得之的答案便是“诗缘情而绮靡”。 志固然不可或缺，但若非因情而感、有感而发，又何来志的觉悟？何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陆机的观点，摆脱了之前雅正大统的圣人形象，不再将喷薄而出的感情束缚于大义之中，而将其解去羁绊释放出来。
陆机冲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念——“诗言志”的严重束缚，这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陆机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两晋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具有深厚美学意义和崭新审美思想的新文学观念。这一新文学观念进一步将知识分子从“诗言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客开始注重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使诗歌摆脱了先秦以前单一的“诗言志”的模式，使诗歌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陆机通过“诗缘情”说这一理论的鼓吹和艺术实践，直接促动了南朝文学创作活动，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日臻完善，为迎接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作好了准备。　同时，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观点的提出对魏晋时期钟嵘的《诗品》的产生也有一定的直接启示作用。另外，“诗缘情而绮靡”说对后世文学批评史上形成“情志并举”、“文质并重”，进一步揭示诗歌的本质属性、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诗歌理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陆机的“诗缘情”说弃志而言情，过分地强调了感情的抒发和艺术形式的华艳，使人容易忽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在片面追求形式、轻视内容的侈丽浮艳文风中，“诗缘情而绮靡”说被当时的作家们片面地发挥和运用，客观地成为南朝浮艳文学的理论根据。陆机之后的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甚至梁陈时代的宫体，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缘情”、“绮靡”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