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化，对加强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共识、维护国家统⼀和社会稳定发展起着基础作⽤。⼤量儒学经典宣扬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学习和传承的精神财富。
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建⽴的政权为了加快⾃⾝发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积极借鉴中原地区先进⽂化，学习儒学典籍，修习中原王朝史书。很多少数民族虽然有本民族语⾔，但没有⽂字，因此直接使⽤汉⽂学习和传播儒家经典、推⾏儒学。很多有本民族⽂字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推⾏儒学，⽤民族⽂字翻译儒学经典和中原王朝史书，将民族⽂字作为传承中华⽂化的桥梁、向各民族输送先进⽂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
唐朝公主⼊藏，传播儒学经典实践报告评语
西藏地⽅与中原王朝⾃古就有密切联系。唐代，吐蕃赞普松赞⼲布加强与唐朝的友好往来，先后两次派遣使⾂请婚，迎娶了唐朝皇室宗亲⽂成公主。⽂成公主⼊藏时，唐太宗赐予很多物品，其中有儒家经书、佛经、营造与⼯技书、医书等。这些典籍对西藏地⽅吸收中原⽂化起到了促进作⽤。松赞⼲布还从唐朝引⼊纸、墨等⽣产技术，派遣贵族⼦弟到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到西藏代写表疏。现矗⽴在拉萨⼤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就是⽤汉⽂、藏⽂合璧书写的，反映了汉藏⼗分密切⽽友好的关系。
8世纪初，⾚德祖赞即赞普位后，也多次派遣官员到长安请婚，唐朝以⾦城公主赐婚。⾦城公主⼊藏时，携带了多种书籍，后来⼜向唐朝求得《礼记》《左传》《⽂选》等典籍传⼊吐蕃。近代敦煌⽯室出⼟的《尚书》《礼记》《战国策》等古藏⽂译本，证实了当时⽤藏⽂翻译儒学经书和史书，反映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化在西藏地⽅的传播和影响。
辽⾦传承儒学，翻译经史书籍
以契丹⼈为主建⽴的辽朝，注重学习中原⽂化，⽤汉⽂刊印了儒学典籍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后⼜印⾏《史记》《汉书》等。辽朝承唐仿宋，成⽴国史院、设国史监修官，所修国史包括起居注、⽇历、实录等。
辽朝还⽤契丹⽂翻译了很多汉⽂书籍。据《辽史》记载，有“⼤儒之称”的著名学者萧韩家奴曾译《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等。甚⾄辽朝皇帝也参与翻译中原流⾏的典籍，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翻译⽩居易的《讽谏集》。
以⼥真⼈为主建⽴的⾦朝，对中原典籍也⼗分重视。⾦朝设国⼦监，不仅培养⼠⼦，还刊印教学⽤的儒学九经、⼗四史以及《⽼⼦》《荀⼦》《扬⼦》等书。
⾦朝⽤⼥真⽂翻译了多种中原经典，并特地设⽴译经所。当时，⼥真⽂译本有《易经》《尚书》《论
语》《孟⼦》《孝经》《⽼⼦》《刘⼦》《扬⼦》《列⼦》《⽂中⼦》等，此外，还翻译有《史记》《汉书》《盘古书》《孔⼦家语》《太公书》《伍⼦胥书》《孙膑书》《黄⽒⼥书》《贞观政要》《新唐书》等。有的发⾏量较⼤，如⼤定⼆⼗三年（1183年）翻译的《孝经》，⼀次就印刷了上千部，分赐给护卫亲军。这些典籍以⼥真⽂为中介，在边疆地区拓展了儒家⽂化的影响。
西夏崇儒译经，封孔⼦为⽂宣帝
以党项⼈为主建⽴的西夏，善于吸收中原⽂化充实⾃⼰。西夏统治者为推动⽂化发展，积极翻译中原地区的儒学著作。据《宋史》记载，西夏景宗李元昊下令仿汉字创制西夏⽂字后，“教国⼈记事⽤蕃书，⽽译《孝经》《尔雅》《四⾔杂字》为蕃语”。
西夏毅宗李谅祚向宋朝求赐九经（宋代以《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为九经）以及《唐史》《册府元龟》，宋朝赐予九经。
春秋笔法的意思▲西夏⽂《孝经》。张映晖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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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还翻译了多种儒学经典。出⼟的西夏⽂⽂献中，有刻本《论语》、写本《孟⼦》《孝经》等。其中，《孝经》是中原已失传的吕惠卿注本，西夏⽂本可补儒学典籍的缺失。精子饮
此外，有许多西夏⼈为中原地区有影响的儒学著作注释。西夏仁宗时的国相斡道冲是西夏儒学宗师，他以西夏⽂注释的汉⽂经书《论语⼩义》，是以中原⽂本为基础撰著的西夏⽂儒学书籍，可见当时西夏儒学之盛。
中原地区⼤量的史书、类书，也被翻译为西夏⽂本。《贞观政要》被节译为西夏⽂本，名为《德事要⽂》，刻印出版。叙述春秋时期历史的《⼗⼆国》，被编译成西夏⽂刻印流⾏。《类林》是唐代⼀部宣扬忠孝精神的类书，被译成西夏⽂刻印出版。后来，中原汉⽂原书失传，留存下来的西夏⽂本《类林》被转译回汉⽂本，《类林》因此得以赓续传承。西夏以军事兴国，特别重视⽤兵，中原地区的兵书，如《孙⼦兵法》等，也被译为西夏⽂刻印出版。
西夏仁宗于⼈庆三年（1146年）尊孔⼦为⽂宣帝。在封建社会，孔⼦的地位不断提升，唐朝追谥孔⼦为⽂宣王，宋、元、明、清诸朝代也有封谥，尊号为⽂宣王或⾄圣先师，唯有西夏尊孔⼦为⽂宣帝，这是对孔⼦最崇⾼的尊号。这⼀尊号的封谥发⽣在党项⼈当政的西夏王朝，证明西夏崇儒之盛。
元朝尊儒兴学，⼴译儒学典籍
紧张的近义词
蒙古兴起后建⽴的元朝，也接受了中原⽂化。元世祖忽必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积极推⾏中原地区较先进的封建制度。
忽必烈推⾏中原⽂化的核⼼是尊儒兴学，1233年在燕京设国⼦学，让蒙古⼦弟学习儒家经典，接受中原⽂化教育。忽必烈在登位之前，便开设幕府，延揽中原⽂⼈作为幕僚，为其出谋划策，讲述儒家经典。忽必烈召⾦末状元王鹗为其讲解《易经》《孝经》等儒家典籍，并论治国之道。王鹗后著《论语集义》。
在元朝建⽴之前，蒙古政权的统治者就在燕京设有专门学校，教授汉⼈和⾊⽬⼈学习蒙古语⽂，培养翻译中原经典的⼈才。译者开始多为汉⼈，后多为蒙古⼈或蒙古⼈、汉⼈合译。深受忽必烈赏识的汉族名⼠赵璧精通蒙古⽂，他将《论语》《⼤学》《中庸》《孟⼦》等书译为蒙古⽂，并将《⼤学衍义》译成蒙古⽂为忽必烈讲解。忽必烈还选派青年向赵璧学习。
当时还有许多翻译⼈才把其他儒家经典译为蒙古⽂，如《孟⼦》《论语》和《通鉴》等，此外还翻译了汉⽂典籍《百家姓》《千字⽂》《忠经》《尚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等。
元朝创制⼋思巴⽂，并⽤其翻译、刻印了诸多汉⽂典籍，如《孝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学衍义》等。这些译著滋养了⼀批蒙古族⽂⼠，⼴泛传播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化。不仅元朝统治者拥有深厚的儒学根底，在社会上也是汉⽂和蒙古⽂书写的儒学典籍并盛。
清朝设翻书房，普及儒学经典史籍
清朝⼗分重视儒学，不仅⼤量刊印汉⽂本经史书，还专设翻书房，将汉⽂典籍译成满⽂，刻印流传。清朝持续翻译了⼤量儒家经典，如康熙、雍正时期翻译了四书以及《易经》《尚书》《孝经》等，或以“⽇讲解义”的形式刊布。康熙年间编印满⽂《⽇讲书经解义》《⽇讲四书解义》《⽇讲易经解义》《⽇讲春秋解义》等书。乾隆即位后，⼜下令对⼀批儒
编印满⽂《⽇讲书经解义》《⽇讲四书解义》《⽇讲易经解义》《⽇讲春秋解义》等书。乾隆即位后，⼜下令对⼀批儒家经典重新翻译，其中难能可贵的是将经典做成满⽂、汉⽂合璧本。顺治年间刻印的《诗经》，每页上半部是满⽂，下半部是汉⽂。康熙年间刻印的满汉合璧四书，成为最畅销的坊刻书。
清朝还翻译了很多史书，如《辽史》《⾦史》《元史》《洪武宝训》等。清朝翻译的儒学和史学典籍种类繁多，刊印数量庞⼤，影响更为⼴泛。
总之，少数民族⽂字翻译的⼤量经书、史书，有⼒促进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化延伸到各民族中，加速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既提升了影响⼒，深植中华⽂明基因，也促进了各民族⽂化发展和各民族更深层次交往交流交融，加深了各民族对中华⽂化的认同。
（作者：史⾦波，宁夏⼤学特聘教授）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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