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短暂的母系结束后社会到战争，我国一直处在封建社会极端的男权主义统治之下，受这种社会坏境的影响，女性文学也被打上了深深的男性主体意识的烙印。偶尔在文学长河中，一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奇女子掀起了一些涟漪，创造了著名的女性文学，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局限的是这种文学没有脱离男权中心文化的影响。
谢道韫咏絮一， 名媛文学与歌妓文学两大主体的形成及原因。
在古代文坛上，女性作家只是凤毛棱角，至汉魏到中国近代全国女性作家有据可靠的只有四千人左右。而这四千女性作家按照其身份基本上可细分成两大主体: 一种为出身贵族或书香门第，接受过家庭良好教育熏陶的千金小，如谢道韫、李清照、上官婉儿等人，另一种为出身卑微，社会地位较低但是却接受过特殊教育的歌妓，如，薛涛、苏小小、柳如是等人。这种非常特殊的主体构成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下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礼教，伦理道德就开始在我国的思想文化
意识流里占主流地位，《四书》，《五经》成为知识分子首选读本。受儒家礼教残害首当其冲的是女性，她们在“柔顺”的“美德”规范的压制下完全惟命是从，失去了人的主体地位，被异化成没有思想的物品。“女子无德便是才”成为了上至帝王下达百姓奉为圭臬的经典名句，出嫁之前，女子便被要求守在闺房之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得随便与陌生男子见面。在这种氛围下，人生自由都被限制，那外出求学，获取知识等等就更是与古代女性无缘了。又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普通百姓家的女儿更是很难接触到书籍等一些文化信源。这样，女性文学家就不可能出现在一些平常百姓家中。因此，女性文学的第一大主体便产生了——贵族名媛。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下，这些“女诗人”有了“知书识礼”的欲望和了解文学、接触书籍的机会，良好的家庭出身使得她们有和平常女子不一样的思维构造和精神追求。像我国古代的四大才女：卓文君、蔡文姬、上官婉儿、李清照都是出生官宦或富商之家。蔡琰，字文姬，又字明姬，她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儒、书法大师蔡邕。谢道韫，咏絮才女，其父是晋安西将军谢奕，著名的政治家谢安之侄女，生于这样的环境加上聪慧，故她在诗词上造诣甚高就不足为奇了。上官婉儿，唐代有名的能臣上官仪之孙女，上官仪被杀之后，随母郑氏配入内库，十四岁便成为武则天的掌文诰，唐中宗时被封为昭容，诗词出众，而且她的诗词风格多与祖父上官仪相似，并将祖父绮丽浮艳的“上官体”发扬光大，由这可知她受家庭教育的影
响颇大，她还曾建议扩大书馆，增设学士，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集其门，这种宽广的舞台成为她名留青史的一个重要载体。李清照，其父李恪非为宋代后期礼部员外郎，在文坛上也颇有名望，其母为符祥状元裔，父母都是知书达礼的名望，后嫁给当朝显贵赵掖之的二儿子赵明诚，夫妻俩都爱好文学，收集金石文物，被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包围。古代四大才女都是名门之后，秉承着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着坚实的文化功底。名媛身份的女诗人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李清照，她的词不仅是女性文坛上的艺术最高峰，在整个文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在那个男权主义社会，她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闯进了男性长期垄断的文坛里，并且登上了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位子，并且获得了婉约派大家的美誉。第二大主体——歌妓文学家，她们的出现也有着特殊的历史环境。在封建社会里，女性的交流圈子远远小于男性，普通女性所接触到的人物、书籍等也不够她们成为诗人、词人的资本。这就产生了我国古代女性文坛的另一大重要主体——歌妓。作为歌妓，她们可以生活在封建伦理道德之外，与一般的封建平常女子生活经历不一样，可以接触到广泛的社会空间。和“庭院深深”的贵族女子相比，歌妓拥有广泛的交流天地，可以不必去遵守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也不必去严格恪守“妇道”“夫道”。正如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所讲到的身份特殊的歌妓既然被男权、宗法社会剥夺了她们分外看重的的贞节，也就成全
了她们“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迁”。她们在道德面前恰好摆脱了封建思想的羁绊。因而，她们处于极端屈辱的境地中却可以在文学方面寻心灵的慰藉，宣泄对社会的不满，尽情的抒发心中的情怀。一方面，她们由于特殊身份，从小就接受过琴棋书画等艺术方面的教育。声歌袖舞，抚琴操斛，声歌文学为她们必学谋生之术，像唐代名妓薛涛，不仅姿容美艳，性敏慧，而且8岁能诗,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这样，尽管处于底层，她们却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文化功底也就打下来了。另一方面，古代一些名士，俊才经常流往于青楼乐坊间，歌妓的身份使得她们可以与才子名士相往来。在思想情感上和文化艺术上进行沟通交流。因而，在这种文化土壤的滋润下，她们得心智，才华得到充分的发展。例如，一代名妓苏小小，对那些才俊青年，则主动赋诗邀请，奉为上宾，更是慷慨解囊相助落魄才子。在一次次与文人的交往沟通下，歌妓的诗歌写作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歌妓文学也就成为了我国古达女性文学的另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当之无愧的瑰宝。
二， 女性文学无法脱离男权主义中心论。
纵观我国古代女性文学作品，最常见的主题无外乎抒发闺中相思，弃妇忧愁，感怀伤物等这
类悲情烂漫的情感。她们和男性文学不同，作品内容也大相庭径，男性文学抒发的大多为怀才不遇或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在不同的朝代会存在不同的感慨。当然他们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依附于封建朝廷，但是在男性文学作品中存在着独立的个人价值追求，他们除了抒发自己的志向和忧国忧民的感慨之外，还有人格上的追求。对于女性文学来说，不同朝代的女作家，视角、心境却是如此相同。像汉代卓文君的数字诗，抒发的就是对丈夫司马相如移情别恋的不满，南宋女词人，朱淑真的《断肠诗》抒发的也是对丈夫变心的愤怒。像这类抒发对家庭破灭，丈夫变心悲愤诗词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上屡见不鲜。女性文学这种狭隘主题的出现，与她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一个男权主义中心论的社会。读书，出仕，征战等都是男性才拥有的权利，女性只能在家里织布，生育，做家务，这种封闭的社会环境下她们没有政治生活方面的经历，更谈不上内心存在壮志未酬，还才不遇等等这种情怀。在女性文人中除了李清照，大多数都没有对政治的敏感见解，也没有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在她们的情感之路上，起始点是爱情，终点也是爱情。朝代的更迭，世事的变迁在她们的创作中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她们抒发的只是顾影自怜的伤感，或是对家庭的悲叹，或是对知音难觅的沉重悲叹。她们的情感很纯粹，这种“高纯度”的忧愁浓缩了她们的人生感触，很少掺入其
他的人生情感，她们的伤感更是由于其自身处境，自身视域，自身心理特征所引起的自我关注，自我怜悯。这样就造成了女性文学始终未摆脱男权主义中心论的影响，无论从其诗词的局限性上还是诗词的内容都是如此。当然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中，也不乏有那种大胸怀，和过人见识的作品，像蔡琰的《悲愤诗》、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等都是抒发了对国家和社会现实的感慨，只是这类诗词在女性文学作品中只是冰山一角。女性文学的这种创造风格却又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另一艺术层面，即对现实人伦情感的重视。她们的作品有比较浓厚的人情味和现实观。思维更接近与自己相关的人和事。
总之，无数事实证明女性诗词人少并不是她们的才智不如男性，天地原不以才智限男女，女性作家只是凤毛麟角的原因完全是封建社会尊崇男性贬低女性造成的。“男尊女卑”使得她们身心受到摧残，女性文学的主体构成也仅限于名媛和歌妓，而且其作品的内容也仅局限于顾影自怜的伤感。古代文学在男女构成这方面畸形的发展对于当代文学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审视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对于肯定女性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能动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邵唯一·古代歌妓文学和歌妓的人格选择【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年 03期
【2】：杨波·浅析中日古代女性文学的盛衰及其原因【J】时代文学，2008年6期
【3】:朱志杰·顾影自怜的感伤——试谈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伤感特质【J】知识经济，2009年 4期
【4】:程春萍·新视角下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形象的再思考【J】东疆学刊1998年 第五卷第2期
【5】:陈开梅·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刍议【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12月18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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