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沈从文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1924年至1927年间，是他小说创作的早期阶段。这是一个初学用笔的时期。其作品主要涉及两大题材领域，即一、乡土的回忆与描摹；二、都市的见闻与感慨。前者集中展示湘西风情。其中虽不乏异域情趣，朴讷的叙述颇多生活原，但由于技术的幼稚，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民情风俗与自然风光的表象展览，一种较为简陋的忆往的纪实；后者或是暴露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空虚、庸俗与无聊，或者抒发自我初入都市的孤独、陌生以及渴望人间温暖与同情的灵魂痛苦，一种郁达夫式的内心苦闷的叙写。但由于题材缺乏典型的提炼，其中暴露上层社会部分，虽着意于讽刺，都因尚未掌握讽刺艺术的规律，结果反成一种都市病态的展览。
1927年至1930年，是沈从文小说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他的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开始从早期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向现实主义深入刻画转变。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了两种不同写法的尝试，即一、以南方少数民族的某些习俗为依据加以完成，极富浪漫情调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二、融会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抒情为一
体的作品，如《渔》等。而有关都市讽刺的作品，则摆脱了早期不善讽刺的幼稚，始于《有学问的人》，止于《烟斗》，开始形成自己的讽刺品格。
进入3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进入成熟期。这时，创作题材迅速朝两个方向聚拢：都市上流社会及乡村下层人民各种生命形式的叙写。在创作方法上，则集中表现为都市讽刺、乡土写实和在乡土写实基础上的抒情三种主要形态。作为联结他对都市与乡村观照的纽带，则是从道德与人格气质角度的两相对照对人性状态的考察，从中寄托他对现实人生及现代中国问题的思考。
2、总体特征
与左翼文坛注目于社会政治之变不同，沈从文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称自己创作的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他的小说可分为两类：都市与乡村。在第二类题材中，他更多的投注了自己的热情，正面表现了自己的人性取向和情感评价。沈从文说：“笔下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绵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
之和这一切分不开。沈从文这种双重的题材与他先乡村后都市的人生道路相关，也与他自己的角认知相关。他一再宣称：“我是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事实上，经历过五四启蒙，已成为现代都市知识者的沈从文不可能是真正的乡下人，但乡下人的自我角认知，是他保持了对于都市与乡村的距离，建构出既可以审视乡村又可以审视都市的空间，从而成为湘西生活自觉地叙述者、都市生活的批判者。在沈从文的创作中，都市与乡村相互对比、相互发明，都市使乡村“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而乡村使都市“真正呈现出病态”。在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两相对照中，寄托沈从文爱憎哀乐及其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最终旨归。沈从文在他的习作选集代序里，曾这样说：
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
这是沈从文对自己小说整体人生构图的一个提纲挈领式的说明。这里提到的两篇小说——
《柏子》与《八骏图》，就是分别以乡村人事与都市人生情状为题材的，他要读者对照看看，就是因为这两篇小说展示的人生状态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有意为之的对照。而这种对照，又集中表现为人的道德状态(包括人格气质)的对照。
都市社会：《绅士的太太》、《八骏图》、《都市一妇人》、《王谢子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自杀》、《大小阮》等等，构成一个系列，展示出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的一个侧面。其所描写的对象，有达官新贵、旧家子弟，大学教授与大学生以及官场上力图向上爬的职员(公务员)等等——这些人物，沈从文称之为“场面上人”，由他们构成都市“上流社会”。沈从文创作这些小说的目的，就是如同《绅士的太太》中叙述者所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的石头打她的妇人，我是为你们为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绅士的太太》小说中人物间的爱与非爱，欺骗与暴露的对立，构成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在上述男女间，是相互间关爱的表白。乃至信誓旦旦，另一方面，骨子里则全是欺骗。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场场无爱的性的游戏，其本质则是人性的丧失。——小说似乎显示出这样一种价格取向：无爱的性欲泛滥，正是人的本质的失落。
而《八骏图》似乎又表现出另一种指问。小说通过一位大学教授达士先生的见闻及心理
变化过程展开叙述。八骏者，八位社会中坚、栋梁之谓也。他们即是作品里的八位教授：甲、乙、丙、丁、戊、己、庚以及达士先生。达士先生在小说中即是聚焦者，又是被聚焦者，即从甲教授到庚教授的人生情状是通过达士的观察获得呈现的，而达士本人则通过叙述者获得呈示。这种呈示，集中到一点，即在情爱、性爱方面，在八骏身上表现出来的言与行、表与里意识与下意识的分裂。在言、表及意识层面上，从教授甲到教授庚，一个个道貌岸然，或标榜清心寡欲，或奉行独身主义等等——流行于上流社会的各种道德律条及社会观念，支配着他们的言论及外部行为。但在其实际行为及下意识层面，展示于人的自然本能的性欲、性欲冲动又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来——小说通过鱼肝油，下意识拾起漂亮女人踩过的螺蚌壳轻轻拂拭等细节予以表现。对七骏的这种生存状态，达士认为“各人皆好象有点病，同人性有点冲突，有点不大自然”。由于这点发现，达士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有了免疫力，并且是一位能“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但结果，达士本人也无法抗拒“海”的诱惑——一位漂亮女士在海滩上画的并有意留给达士看的一双神秘的眼睛，使达士突然生了一点很蹊跷的病：原本打算去南方看望未婚妻的计划被取消了。
小说意在揭示，人的自然本性受到源于中外的社会文化理性，如道德、名分之类的压抑，与人的自然本性反社会文化理性压抑的下意识冲动之间的矛盾，作为了人的存在的病态
尴尬。
对这种人生病态，小说提出了“应当用海来”的救治办法。在这里，海是自然——人生自然的象征。既然现代都市文明——社会文化理性使人生与自然剥离，导致人生病态，其救治之道，就只能是复归人生、人性的自然。
这样，《八骏图》又表现出沈从文对性欲、情欲人为压抑的否定。
《绅士的太太》与《八骏图》在性欲、情欲问题上两面指问，统一在沈从文人生观中重返生命——人性的自然上。
湘西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多面的，是在时间的三种样态——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上获得显示的，这与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乡土意象拥有共同的显示模态(例如鲁迅笔下的故乡意象——回忆中的故乡、现实中的故乡以及对故乡未来的期待)，但在沈从文这里，呈现出特有的文化人类学角度、鲜明的湘西地域彩及生命的取予方式。
湘西的过去之维，即小说显示的有关湘西的过去影像，是沈从文对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生命的悬想。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便是所谓“神性”。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神性就是人性的最高
表现。这类作品取材于佛经及传说故事，如《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
这些小说，在时间设置上均无确切的年代，即无确定的时间交待。《龙》、《月》、《媚》、《神》诸篇，——类民意故事小说，令人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之类的模糊时间交待。小说的时空限定，意在提醒读者，故事里的生命形态与生存状态，发生在与现代完全异质的时空范围内。实际上也是作者从现代文明之前的历史中寻绎理想的人生形式，以此赞颂神性。
这些故事，都是以两性间的情爱、性爱为题材的作品，表现青年男女真挚、热烈、活泼的生命活力，他们浪漫而狂野的生命活力。《龙朱》：对歌表达爱情，赞美热情与智慧；《媚金，豹子与那羊》：纯洁、忠诚；《月下小景》：因为爱而对生死界限的超越；《神巫之爱》：无言之爱，超越言辞的心灵交流与爱的表达。这些作品所写的人物和爱情与《八骏图》、《绅士的太太》中人物的虚伪和无爱的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作家把健全的人生形式放到带原始特征的文化环境中去表现，这既是作者的睿智，也是作者的无奈。因此，沈从文在小说中有时情不自禁地发出跨越时空的对比性评述：
“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地象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位置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同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这种对比，不仅是两个民族——苗族与汉族生存方式的对比，也是两种文化——原始状态的文化与封建文化的对比。通常这种对比，明确地表现出沈从文文化价值判断及取向：人的原始文化存在方式拥有真正属人的爱，而物质化的婚姻则丧失了属人的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
湘西的现在之维：但沈从文并不是一个一心迷醉于原始文化氛围里的作家。他对原始生存状态下生命形式的探索，恰恰是立足于对现实中的中国问题的思考。在他的更多的小说中，展示出在时间的现在之维下的湘西社会的生命存在样式。由此，产生了沈从文小说的又一系列：《柏子》、《箫箫》、《贵生》、《丈夫》、、《灯》、《会明》等。这些小说在时空特征上，呈现出鲜明的现代特征，沈从文将乡村人物安置到现代时空中，叙述其命运的必然流程。
比如《柏子》、《箫箫》、《贵生》三篇小说，其主人公的身份就是现代雇工制、童养
媳制、佃农制的产物。他们生活在封建宗法社会经济——政治关系所规范的人生情境之中(柏子是一位水手，长年风来雨去，吃酸菜南瓜臭牛肉，收入低微；箫箫则十二岁即出嫁作童养媳，丈夫还不到三岁。打猪草，带孩子，绩麻纺纱，喝冷水吃粗粝饭，受婆婆折磨；贵生则是一个穷人，靠给人砍柴、割草、打短工为生，还是借五老爷的一角之地，砌一间房子安身立命，以给五老爷看守两个桐山为代价，仅仅因为是一个单身汉子，又年富力强，平时也不胡来乱为，过日子还算容易)。
——小说展示的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沈从文的目的，不是写出乡村下层人民的苦难。因为仅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仿佛还有意冲淡这种苦难的强度，柏子还拥有每月或数月一次的与身为吊脚楼的情人相会的人生快乐——不仅仅是生理满足，还是属于人的情爱；箫箫虽受折磨，却不酷烈，虽被花狗引诱失身怀孕面临发卖或沉潭的处罚，却终于化险为夷——因为娘家婆家“读子曰”的人物，大家对女人发生这种事便要沉潭，究竟是谁规定，均莫名其妙；而贵生的生活环境，弥漫着一种浓郁的乡村牧歌情调，店铺老板还差点招他作了自己的女媚。所有这些描写，与人物的现代处境——雇工制、童养媳制、佃农制规范的人身依附关系一起，合成了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在时间的现在之维下的特征：既是现代的，又是特殊的，原始的纯朴民风与封建宗法观念与秩序交织在一起。
正是这种时空特征，规范着人物的生命存在方式。然而，沈从文真正关注的，是人物对发生在他们身上事件的应对及其必然遭遇的人生命运。
——这集中表现为人物对自身的现代悲剧处境的浑然不觉及其现代悲剧命运永无休止的循环边城 沈从文(柏子回到船上去的快乐，唱歌；箫箫抱新生儿子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他们不曾预备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柏子》特别展示的场景，是无数个柏子式的水手每月一次或数月一次的不断上演，《箫箫》的结尾的修改更是有意强化这种人生的循环感，又一代箫箫进了门)。
显然，纯客观地呈示一种现代环境下的自然生命状态，并非沈从文创作的目的。对这种生命形态，小说还呈现了一种现代理性的审视角度，即着力于揭示出人物之现代悲剧处境及人物对这一处境的浑然不觉的悲剧的双重性。《贵生》的结尾有些特殊，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很少出现这种比较极端的形式。在桥头店铺老板的女儿嫁给五老爷做了小老婆后，两把打火同时烧毁了桥头店铺和贵生的家，这是对金钱婚姻破坏因自然人性而生的爱情的极端反抗。
理想的湘西世界：出于对过去人生形式追忆的茫然和对现实人生探索的失落，沈从文在想
象中用审美理想之光烛照湘西人生历史图景，在《边城》和《长河》中唱出了理想的生命之歌。《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柱石。它通过一个古朴曲折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对理想的人生形式的追求。写于抗战时期的《长河》是在动态的现实中展现乡野素朴的人生形式的。它描写沅水辰河流域一个盛产桔柚的乡镇，乡风淳朴，生活如一潭静水。最初搅动这潭静水的是传闻中的“新生活运动”，天真单纯的人们把新生活与兵荒马乱相联系，心理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真正威胁桔乡宁静的，是驻镇的保安队和强买强卖、为非作歹、对夭夭动了邪念的保安队长。沈从文在倾心营造理想的人性形式时，清醒的意识到了外在于湘西的现代世界的喧扰和威胁。“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湘西在变化中见出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的堕落。小说在较《边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写出了社会历史之变，以此映衬了乡间朴素美好的人生形式的留存：老水手的愚憨、质朴，滕长顺的义气、公正，三黑子的雄强、不屈，夭夭的活泼、乐观，都表现了美好人性面对生活剧变时的不同应对方式。虽然这里农民的性格灵魂在时代的大力挤压下不能不失去原有的素朴，但人性之美好仍然令人神往。于此，《边城》的神韵依然可见。这应该是沈从文为了取得人事上的调和而加上的一点牧歌的谐趣之所在。他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几个小儿女性情的天真纯粹上，希冀借此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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