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沈从文代表作小说《边城》以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边城》，以“乡下人”视角，用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特点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原始自然的湘西人民的生活图景，以摆渡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邻里和睦友爱的生活琐事为次线，从风景美、风俗美、人性美三个方面展现了湘西地区的生活形态，寄托了沈从文内心蕴含的乡土情结。“边城”意象是沈从文文学世界的缩影，具有地理、文化等多层意蕴。它是一个充满神性和诗意的世界，作者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文字描绘了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呈现出神韵与诗意的结合，完成了传说与幻想、历史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边城”诗意建构。这一诗意构建的来源是沈从文浪漫抒情的叙事传统，他在继承文学先辈们提供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渐产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传统。他倡导自然的人性观，追求舒缓的田园牧歌情调以及具有诗意的审美意境，构建了一个引人神往的湘西乡土世界。
边城 沈从文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乡土情结；人性美
引    言
乡土文学是指通过人类觉醒的文化意识和哲学视野审视特定的乡土历史文化，表达人类普遍的乡土情怀的民族文学形式[1](P16-17)。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其中一种是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村叙事传统，另外一种是以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乡村叙事传统。
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模式趋于成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他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成功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安乐的湘西“边城”。这里不仅是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乡，也是沈从文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书写的理想故乡，是所有乡土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期待的理想境界，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文化审美理想。在沈从文构建的乡土世界中，其中《边城》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成就最高的乡土文学作品：它用简单的文字以及平实的语言再次向读者展现了在茶峒小镇中悠闲生活的村民，以及关于船女翠翠的亲情与爱情。从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来看，“边城”不仅是小说《边城》中一系列往事发生的地方，更是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乡土世界的“缩略图”，具有代表性地表现了他在乡土文学创作中的审美倾向。因此“边城”作为意蕴丰富的文学意象，也是理解分析沈从文乡土文学作品的主要依据之一。
一、何为乡土文学
许多乡土文学作品都具有反感、改变和怀旧的情怀。乡土小说中所描述的故事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又好似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乡土小说的故事里会有许多关于当地风俗的描绘以及围绕此而展开的情节。
（一）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国内，当下学界探讨的乡土文学有三种不同的内涵：首先一个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定义的“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是根据鲁迅、矛盾、周作人等人有关的文学理论思想，对 1930-1950年前后的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归纳和概括，以后学界对于乡土文学的研究（包括内容，立场，方法和尺度等）都源自于此；“乡土文学”的另一个内涵是指根据“乡土”即“地方”的看法，将有关的“地方文学”都归于“乡土文学”一类；“乡土文学”的再一个内涵是针对21世纪以来出现的“新乡土小说”，它在思想特征和审美意蕴等方面继承了1930-1950年前后的乡土小说中某些具有重要特征的小说文本[2](P3)。
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乡土文学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其中乡土文学的内容侧重于对当地环境的诗意化描述以及对某个特定区域的人物、方言、风俗和地形等其他特
征的理想描述；通常以诗歌或短篇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乡土文学中的地方彩是其活力的源泉，也是该文学的独特性，它可以一个人无限的创造力和不断涌现的魅力相媲美。”这句话强调了地方彩，也就是风俗人情在乡土文学中的重要性，并促进了乡土文学定义的形成。“乡土文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的美国之后。这种文学描绘了现实生活中和传说中带有强烈地方特的乡土生活，基调十分积极而富有诗意。例如，Brett hart描述的西部矿工生活以及Mark Twain笔下欢快简单的农村生活。两者都生动反映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欣欣向荣的乡村生活景象。在此之后，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风格，很快就成为散布全球的文学倾向；乡土文学不再拘泥于描写 18 世纪田园生活，而更多是人类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意识觉醒[3](P136-137)。
（二）乡土书写与乡土意识
沈从文对乡土的成功书写为他赢得了“乡土作家”的美称。他在乡土书写中对田园景的描绘，运用了写实手法的呈现，以及在乡土书写的实验中投入了许多文体技巧。同鲁迅、矛盾、周作人等人在乡土书写中对待农民时坚持认为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国民性批判主旨是不一样的。沈从文坚定地宣称自己是“乡下人”，“乡下人”这个身份能使他在乡土文学的创作
中,以具有反驳他批评者的优势地位，按照他自身独特的价值标准来对当时的文学倾向进行评价；除此之外，还能证实他要用农民或者农民的代言人身份，在乡土书写中叙述关于乡下和乡下人自己的生活,以显示他对乡村真实状况的有力状写和详细叙述。
1.乡土中国与乡土作家
可以说没有乡土意识就没有乡土文学，乡土中国的形象意识之所以能够进入乡土文学体系，是由于对乡土中国形象意识的塑造能够具体展现出乡土作家与传统意识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而由此通过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思考乡土文化传承、变迁和创新的问题。“乡土中国显示出中国特性。由一个端庄而变得衰落、颓败的农村世界,来刻画中国,大概很难突现一个前进中的中国形象,却很能反映我们这个古老、积弱,又不断地在自身内部艰难地酝酿新生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乡土文学和乡土叙事获得乡土真实性最起码的创作前提。沈从文在这样乡土意识下进行乡土书写,就是要从对乡土中国、乡土社会的观察和感受中去佐证一个能够顺应人性发展并且能安身立命的人类家园；它是自我和谐的、自我包容的,甚至能够自我克服现实困境，这种自我能力表现在沈从文乡土书写当中对乡下人的表述：其中包括性格上忠厚、淳朴、谦和的一面,也包括情感上直率、任性、耿直的一面。这种价值取向也在某种层次上选择
了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的审美倾向:他有意减弱、消退社会和阶级之间的差别，这样会使他自觉去追求内在的情感世界以及超越社会和阶级的文学表达。
2.乡村风景、风俗和风情的回忆与发现
在沈从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上,他有一个离开——回忆——回归——离开——回忆的发展进程,因此沈从文对于乡村中发生的“事”以及相关的“人”的关心大都展现在他对乡下的风景、风俗和风情的发现和回忆上,其中“回忆”则是指他身处异乡对少年时经历的乡村生活的再度体验与改写；“发现”是指他用苦难过后沉淀的眼光重新打量他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以获得“宁静之美”和“诗意的镇定”。乡村风俗、风情和风景的回忆与发现是沈从文乡土书写“异域情调”产生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回忆引发了他对之前乡村生活经历的感受,是归于安逸、淳朴的发现，但是特定的地域又会为这种过去生活的再现带来流动的感觉,于是,这幅画逐渐扩展开来。作为回忆的人与事,它总是通过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和乡土憧憬巧妙地进行乡土书写,乡村中的人与事在回忆中展开,它的动和静就会把乡村风景、风俗和风情带入一个立体的乡土世界中,这样的立体世界反映着回忆本身并展现着回忆的进程。对于作者来说,它是对思念故乡情绪的抒发；对于读者来说,蕴含其中的画面感的凝结足以构成不同于自己生活世界的乡土景。这种回忆与发现成为他乡土意识表达的极好背景，所以就显得十分必要。
3.乡土社会与乡下人事的变迁
沈从文等乡村知识分子在取得“城市人”的身份后，在看待故乡的人和事时经常在不经意间被替换成“乡下人”的身份进行叙事，这些知识分子与乡村的距离以及他们看待乡土变迁、观察乡下人事的视角足以构成乡土作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沈从文这种乡土意识下的乡土书写还具体体现在他对乡土变迁与乡下人事的认识态度上,于是,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乡土书写与那些在回忆中进行的乡土书写交织起来,有时还代替了现实中的那部分内容。那些对理想农耕生活的期待与憧憬逐渐同对乡土社会和乡下人事变迁的担忧和批判交汇起来,浪漫与写实相互交融。这一纪实品质还将批判意识引入乡土书写,但批判意识并不是直接指向乡土社会自身,而是针对乡土社会的变迁所引起的乡下人事的变化,这是现实对历史的改观,同时也是新对旧的挑战。沈从文常常在乡土书写中抒发对乡土变迁所导致的人性不断堕落、腐败以及社会礼制的不断崩溃的哀悼与怅然，进而直接对乡土社会的变迁进行批判，并且忧虑在这种乡土变迁的过程中引起乡下人事发生的变化。
二、沈从文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对乡土文学有着杰出贡献的作家，由于他从小生活在湘西的
沅水流域，对农村生活中的乡俗民风与风土民情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小说创作中蕴涵着浓烈的原生态湘西乡村生活气息，形成了他笔下独特的湘西边城风情。沈从文始终以“乡下人”的身份自居文坛，他在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构建的乡土风情以及世外桃源般的湘西风俗人情令读者沉浸其中，同时沈从文也在对乡土情景的描写中，寻着自己在都市生活中遗失已久的“乡下人”的豪放不羁和乐观的心态[4](P62-64)。
（一）乡土文学作为沈从文小说创作起点的必然性
1.“乡下人”定位与边缘心态的认知
沈从文生来就不是“乡下人”，也不甘心做“乡下人”，在《从文自传》的开头“我所生长的地方”一节中说得很清楚：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文中反复地提到“小城”一词，可见沈从文从来就不认为他生活的地方是“乡下”，从“我的家庭”一节中，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的家庭虽然在当时已经不太富裕了，但在当地却绝不是“乡下人”。但是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胡适和陈西滢等人曾建议他学习英语，但是学了近一个月后，沈从文发
现他连英文中最基础的二十六个字母也背不下来，这就决定了沈从文在新月派中是一个“另类”，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被新月派排斥在他们圈子之外。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来证明新月派对沈从文的排斥，但正是因为这样 “隔着一层”，所以使沈从文“城里人”身份的认知从精神上产生了一种疏离和隔阂，他在面对“城里人”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乡下人”的自卑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