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中的民俗事象
《边城》中的民俗事象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我们为大家整理了《边城》中的民俗事象，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边城》中的民俗事象
  《边城》是沈从文笔下呈现出的最美丽的“湘西世界”,湘西的山山水水和巫楚文化氛围养育了沈从文,而沈从文又通过自己的笔把湘西故土神秘的风姿和喷涌的原始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作家这种摆脱现实情感的重压,把感情融化在文字和故事中而表达出的深沉情感正是通过这种对民俗情感的认同而获得的。《边城》的成功之处在于沈从文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放在了民俗事象之中,将意蕴深厚的民俗景观作为写作的背景,将小说的人物和事件融于民俗学语境的框架中,使民俗获得了一种媒介的作用。因此,对民俗的理解成为了对《边城》理解的一把钥匙。《边城》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具有浓郁民族特与边地情调的民俗风情画,小说中的民俗在被叙写的同时显现出了自有的审美意蕴和价值。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俗是特定地域与民族的文化名片,它存在于民间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要素中间,是一个由种种民俗事象所组成的现实文化空间。换言之,民俗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原生态
的现实社会生活表象,一定地方的民俗就是该地方凡俗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所以在深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活时,自觉地去观察和搜集在人们心灵中有着广泛影响、并在其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民俗事象,对作家塑造具有民族性格和独特个性的典型形象大有裨益。《边城》借助了一系列具有民俗符号寓意和功能的具体事象传达深邃的情感和信息,营造出文本蒙而悠远、朴实而隽永的审美韵致。
  歌谣在苗族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各种仪式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苗族人不但平素能随时随地信口唱来,表达当时的情绪或叙述当地的事件,而且每当举行某种仪式或集会时,男女对歌更是日夜不休。而对歌也成为了男女婚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青年男子是否能寻到理想的伴侣、抱得美人归,就要看他唱歌的本事了。《边城》中的天保和傩送兄弟二人为情所困,也正是通过唱歌的形式来公平地在爱情中一决胜负的。傩送动人的歌声在夜中飘荡,让翠翠在睡梦中感受到了这“又软又缠绵”的情意,“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翠翠对会唱歌的傩送生出了少女的情愫,“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一曲曲歌谣让这场没有硝烟的爱情之争变得愈发温婉,同时也显露出苗族人朴素自由的情爱观念――无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没有金钱、门当户对的限制,优美的情歌发自人的肺腑,又以全部的`生命来歌唱, 自由地使人着魔的魅力,怎能不叫人为之倾倒呢?青年男女完全以情爱为中心进行自由交往和恋爱,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影响,他们的纵情放歌既是健康、优美又不悖于人性的自由的生命形式,同时更是狂热地追逐着生命本真意义的激情冲动和个体生命自由意志的证明。沈从文如行云流水般自由的笔触为唱山歌这一苗家风俗作了美丽动人的展示,展现出他对民歌的倾心和深刻的理解力,也展现出这种民俗中
隐含的一种原始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机,“沈从文将这种生命力的有无上升到了一个民族整体生命力之有无的象征的高度。”(葛红兵《月下竖琴与阳光之剑――现代小说中的婚俗研究》,《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版,138页)这种在唱歌民俗中体现出的热情智慧的生命与自然和谐的情韵正是沈从文强调的意旨所在。
  在时序、季节的变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节日,在这些节日中,最易显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端午节中的划龙船、捉鸭子,是一种湘西特有的民俗文化。这种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保存的是自己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边城》中四次写到了端午节划龙船比赛,而翠翠、傩送、天保三人的情感纠葛都是因端午节而引起的。端午节将一切的悲欢离合、人事命运都串接在一起,成为了小说叙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沈从文为什么对端午节情有独钟?他在《过节和观灯》一文中写道:“近年来,我的记忆力日益衰退,可是七十年前在一条六百里长的沅水和五个支流边一些大城小镇度过的端阳节,由于乡情风俗热烈活泼,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不走样。”(《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228页)他在《湘西・箱子岩》中记载了自己在看端午龙舟竞赛时的感想:“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去,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端午节人狂欢的情景在沈从文心灵深处引起的情感是复杂的,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孤城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传统的民间节日与这保守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互相渗透, 有着共同的本质,端午节见证了人民的热情,热情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是生命尚存的标志。“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全茶峒人就吃
了午饭……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在这样一个全城出动的节日里,沈从文把人与人的交流与来往顺理成章地放在了人头攒动的河边,为青年异性的结识和交往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然的环境,让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自然地出场了。翠翠在小说第二次的端午节描写中与傩送相识,她用轻轻的一句“你个悖时砍脑壳的”表达了少女娇羞矜持之态,也使得她对傩送单纯的误会成为第三次端午节的伏笔。因“不能忘记那件事”,翠翠在来年又同祖父去看了半天船,但却因傩送在“六百里外沅水中部青浪滩过端午”,所以未能相见,却结识了天保和顺顺。经过四次端午节,翠翠从由祖父陪同到独自赶节,在节日民俗的启迪下,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在端午节的气氛中孕育成熟,情爱意识也发生了由无知到蒙的变化。《边城》不但为我们详细展示了端午节的热闹场面,彰显了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叙写了端午节这天人们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激动的心情来感受这节日的美妙之处,我们由此知道端午节在湘西边民的心中占有着怎样的地位,湘西人快乐、激动与幸福的体验,是如此真实,如此单纯,如此打动人心。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湘西青年男欢女爱中饱含着生命的自由与热力,在他们生命能量的尽情释放中表达的是对活着的喜悦和生命存在的礼赞。边城 沈从文
  “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兵士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放入河中……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捉鸭子这一端午节的附属民俗,表现出男人本能中的征服欲望。顺顺年轻时本是捉鸭子的一把好手,“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但当次子傩送在十岁便能入水闭气把鸭子捉到时,顺顺解嘲似的说:“好,这种事情有你们来做,我不必再下水和你们争显本领了。
”捉鸭子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男性显山露水的手段,同时也成为了小男孩长大成人的标志。顺顺一方面道出了自己隐退的必然和无奈,另一方面也为后人的成长感到欣慰和自豪。傩送用娴熟的技巧使自己在水中成为了最受瞩目的男子,同时也赢来了人们“二老,二老,你真能干”的赞誉声,善捉鸭子在此体现了男人对于征服猎物多多益善的原始欲望。在端午节这样一个男女相会的时节,追赶鸭子的民间游戏同时也包含了男女追逐欢会的模式和意念,暗含了男子对女子的征服欲。所以,同伴和傩送开着这样的玩笑:“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女人和鸭子一样,都是成熟男子的战利品,捉鸭子这一民俗事象同样显现出湘西青年男女蒙的情爱意识的觉醒。
  在《边城》中,“走车路”和“走马路”这两个婚嫁民俗事象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深层民间婚俗结构。“走车路”具有堂皇而名正言顺的特点,婚姻的缔结是双方长辈的权力和义务,而婚姻的当事人无足轻重。在这种婚姻观念的支配下,夫妻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胜过情感,带有明显的汉族婚俗特点,也被认为是带有包办婚姻彩的婚俗。“走马路”则是一条爱情胜过婚姻、情感重于义务的成婚之路,它可以飞越贫富不均筑成的高墙,喻指自由恋爱,具有典型的苗族婚俗特点。因为老船工的女儿当年和一个“营兵”私下相爱受到社会的非难而徇情死去,所以他担心翠翠也“走马路”重蹈覆辙,就希望爱翠翠的那个青年“走车路”,通过媒人来正式求婚。老船工一心想把翠翠许配给天保,并对天保说:“大老,你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车路,不对;走马路,你有份的!”并且在知道了动听的歌谣是傩送而非天保所唱时,依旧暗示翠翠“大老也很好”,并且试探性地问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天保一开始就“走车路”,充分体现出他倾向于汉族
传统的婚姻观,他将自己和翠翠的婚姻完全放在老船工的应允点头上,似乎并不关心翠翠爱的到底是自己还是傩送。而翠翠的灵魂是山歌凝成的,她爱的是要唱一辈子歌给她听的傩送。傩送和翠翠两人因歌声而产生爱情,这种单纯的气质使得两人在性情上能保持和谐一致。在这里,爱情悲剧的产生就在于这两种婚俗所体现的观念的矛盾与对立。两种不同的婚俗对于湘西这个特定的环境来说,其实就是苗族生活文化和汉族生活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在这个二元对立的婚俗结构中,沈从文所展现的这一爱情悲剧,否定了传统的婚姻,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列夫・托尔斯泰说,优秀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托尔斯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349页)。在《边城》中,沈从文之所以倾情于民俗,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对原始生命张力的赞美及生命自由意识的张扬。所以当他不遗余力充分展示湘西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之时,各种各样的民俗:神秘的、残忍的、热闹的、活泼的等等,都实际是作者赞颂美,追求人性美,追求优美的人生形式的一个手法或方法,通过这些不为人知的湘西风情的描写,作者想借此传达的不仅是向世人展示湘西的风貌,更主要是对湘西优美、健康、自然,又洋溢着勃勃生机的人生形式的称颂和追求。通过对理想中的湘西世界的描绘,表现出他对某种更为健全的民族精神和更为完美的伦理道德的呼唤,以及他对重建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渴望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