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企当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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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务员文萃》2014年第10期
“难道是腐败手段越来越高明？”
“央企的纪检监察不就是一个摆设吗？”这句话，陈伟听了好多年。
陈伟1990年代后期进入央企纪检监察系统，今年已有10余年。他很坦诚，这么多年来他也觉得央企内部监督乏力，作为纪检组长很多时候力不从心。
陈伟在30岁那年成为一名国企纪检干部，他是全日制重点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到纪检岗位他有点不情愿，一是因为他是理科生，二是长期以来，纪检监察部门在国企内部是个“养老”的地方，带有安置性、待遇性意味。
回忆他当年的纪检同事，他总结说：“职级偏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很多是各部门不想要的人，但这些人参加革命工作早，级别很高。”陈伟后来成为纪检部门主任，职级为副处级，他手下10个人，4个是正处级，学历大都是初中、高中毕业，电脑都不会开。
那时纪检监察部门在企业内部很边缘，有些事也很荒唐。
他记得有一个老上访户，每次到企业来上访，都翻很多政策，烂熟于心，企业纪委接访人员辩不过他。这名上访户的问题解决后，因其精通政策，企业又干脆把他调到纪检部门来，专门接待其他上访户。
虽然如此，老一辈纪检干部刚正不阿的作风让陈伟十分钦佩。“很多都是老革命，经历过，思想正统，嫉恶如仇，对贪腐、走后门等现象容忍度很低。”陈伟说。
但最近十年，陈伟的直观感受是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他说，90年代，国企分房不均、领导涨工资都是揭发检举内容，但现在，人们对一些较小的腐败行为很漠然。
这个问题也让他感到困惑：“难道是随着经济发展，腐败手段越来越高明了？还是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对小事不放在眼里？”
“纪检监察部门主动发现的案件
几乎没有”
国企腐败的普遍性以及贪腐数额触目惊心，超出很多人想象。不管是石油系统窝案，还是对华润、中移动等国企高管的调查结果，都是如此。
陈伟说，十八大前，人们对于国企纪检监察部门早已失去信心，有些问题反映了好多年，始终得不到落实，国企纪检也落下了不作为的名声。
陈伟的亲身感受更为强烈。他在今年年初央企纪委书记大交换中，调到一家新公司，他发现：这家央企自成立以来，纪检部门收到的举报信为零。他当然不相信。“过去十几年，是我国基建项目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腐败严重发展的时期，但没有任何人举报，只能说明纪检监察失去了民心。”
GDP快速提高，纪委书记们却越来越靠边儿站。陈伟的感受是，随着老一辈纪检干部陆续退休，纪检监察人员日益年轻化，那种革命情怀也都丧失了，国企纪委真正成了一个为人所诟病的摆设。
高志凯曾任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他对国企纪委书记的印象是，整天在办公室看看报纸，看看纪委文件，有任务就出去說一说，主要是宣传教育。“而其他的人，整天忙得不得了，又是生产又是安全又是融资，纪委书记就是东看看西看看，腐败哪那么简单，腐败又不会在头上写出来。”
高志凯认为，纪委书记调查缺乏合法的手段，不能侦听公司高管和员工的私人电话、私人，最终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而面对一个一心要抓出腐败分子的纪委书记，腐败高管要么使用手段，将他排挤出局；要么施加影响，把他拖下泥沼，同流合污。
纪检组长 陈伟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说央企很多领导的工作是在8小时以外完成的，不在会议上说，也不写到文件里，纪检监察又不可能监督别人在8小时以外干了什么。
另一方面，很多纪检监察人员是政工科出身，多年以后，陈伟才发现，想要有效地监督，纪检监察人员必须对所监督企业的经济业务有了解，是内行，同时又正直讲原则。“一些纪检干部连一栋楼是怎么盖起来的都不知道，招标程序也不清楚，怎么能够到腐败点呢？”
调到这家大型央企后，陈伟领导的纪检部门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宣传、效能监察、监
督、查办案件。他们对收到的来信分拣、归类，线索比较明晰的举报，他们会先调查取证，若经查属实会作出相关处理。
18年的纪检工作，陈伟总结，单靠纪检监察部门主动发现的案件几乎没有，线索都来自众举报，而且真正能查实的案子，也大多是因为内讧，“10个案子有9个是因为分赃不均”。此外，老婆或小三检举揭发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尽管国企纪委书记在企业管理层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但陈伟说，这也是最容易受到非议的岗位：查不出问题有人指责“不作为”；真要到处去查，就得罪人，会在众测评时被打叉，“基本上分数是最低的”。
领导是“班长”，纪委书记只是“班委”
中纪委要求，2014年5月1日起，113家央企纪委书记不再分管其他业务，专职反腐。
但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纪委书记专职反腐，有利于集中精力，但恐怕尚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监察自己，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很难做到对企业内部的种种不正之风完全中立，稍不留神就容易陷入到利害关系中去。”
李锦认为，国企名义上是企业，管理模式仍具有浓重的行政彩——一把手说了算。纪委书记职级比董事长和总经理低半级，一个正职，一个是副职，纪委书记在企业中的话语权是显而易见的。
陈伟深有体会。他说，这点在干部提拔任用及查办案件时尤为明显。
他之前在一家老牌国企工作过，一把手要提拔一名干部，按常规到纪委书记那里询问情况。纪委书记表示，此人有些麻烦，这几年收到了十三四封关于他的举报信，建议暂缓提拔或者不提拔。没想到，一把手回答：一般能干的人脾气大，有个性，容易得罪人，有些信访也正常的。
此人很快就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但是一年之后，就因贪腐问题被调查，随后被公诉判刑。
“领导是‘班长’，纪委书记只是‘班委’，胳膊拗不过大腿。”陈伟说，这样的后果是，久而久之企业里没人害怕纪检监察，只要和一把手搞好关系，就有了豁免权，腐败行为越来越明目张胆。
新的纠结
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特别是当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时，陈伟的第一反应是：“纪检监察的春天来了。”他预感中纪委反腐要动真格了。
“你要想打狼，必须比狼厉害，你得是个猎手。”陈伟知道王岐山是个厉害角。
央企果然成为了此轮反腐的主战场。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不完全统计，自去年至今，已有14名央企高管被调查。此外，今年3月份，在中纪委最近的机构改革中，负责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室扩充到12个，达历史最多。其中，专设第五纪检监察室，专司监督国资委及央企，这也是王岐山执掌中纪委后的创举。
在中央企业纪检监察系统深化“三转”（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视频会议上，强卫东表示，国资委将加快推动中央企业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开展向中央企业派驻纪检组试点工作。与此同时，国资委约谈了31位央企纪委书记（纪检组长）。
强卫东要求，央企纪委书记们要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建立健全签字背书、约谈、述职等制度，把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落实情况与领
导人员的薪酬管理、选拔任用等挂钩，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企业和部门，实行“一案双查”，实现压力逐级传递、责任层层落实，防止出现“灯下黑”。
陈伟最直接的感受则是，纪委书记在企业内的话语权在加重。数日前，他所在的企业要提拔一名干部，他提出了暂缓提拔的建议，领导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
另一方面，在大气候影响下，众举报积极性在提高。这家企业过去10年没有过一封举报信，而这半年时间，他已经收到了十多封。
不过，陈伟也有些担心，纪检工作过于依赖中央政策的支持，缺乏制度化，恐怕难以长久。
对此，中国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也认为，目前反腐的各个部门——纪检监察、监事会、审计以及职工监督，“各打各的仗，各吹各的号”，没有协作，很难持续。应该加快步伐拿出国企改革的方案，同时建立以纪检监察为核心的国家企业监管治理体系，向制度化反腐迈进。李锦乐观地认为，最迟在2015年，国家会出台国企反腐的相关细则。
陈伟的另一个感受是，在反腐风暴之下，国企内部消极情绪严重，“为了不出事，宁肯
不办事”，“很多工作都停滞了”。李锦也介绍，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对央企的利润考核指标已下调，把央企的利润指标从2013年的10%下调到2014年的5%，国企最新经济增长数字下降很明显。他认为，根本原因是央企欠账太多，另一方面与央企在反腐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也有关，国资委不得已调低利润指标。
不过，对于陈伟个人来说，他仍有纠结之处。
作为央企内部监督核心，他一直渴望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现本企业的违法违纪现象；但在面对外界时，他又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身在这个企业，我有企业荣誉感，宁可关起门来自己狠狠打，也不想交给司法机关处理，不想让别的兄弟企业看笑话。”
因此，18年纪检监察工作，通过陈伟的手将所在企业的贪腐人员移送司法机关的，“从来没有”。陈伟说，他总是希望让惩治最小化，能不判刑就不判刑，能少判就少判。
他也明白这与纪检监察原则是相违背的。“但完全按照条条框框，铁面无私，我可能都干不了这么多年，毕竟曾经都是同事。”
新形势下，他的工作方式不再奏效了。几个月前，一位领导因违纪被人举报，查实后，集团党委给了一个象征性的党内警告处分，上报到中纪委后被否决了，“说处理得轻了，必须重新处理”。
“以前绝不会主动往检察机关送，但现在我犹豫了，”他说，“可是如果送多了，把人得罪遍了，我在这里还能干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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