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
作者：徐培
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2期
        摘 要： 中国传统诗论中的两个重要诗学范畴分别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在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流变过程中，诗学观念逐渐由注重政教本位过渡到注重情感本位，这一诗学观念的演变与当时个体本位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过程。
        关键词： “诗言志” “诗缘情” 情感本位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两个极为重要的诗学范畴，“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一诗歌的开山纲领，始终稳稳地占据着诗学正宗的位置。而“诗缘情”是西晋陆机在其论文《文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虽然本意是为了区分不同文体的体式特点，这却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走向，并客观上揭示了诗的抒情性质，被人们视为与“诗言志”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
        “缘情”和“言志”作为古代诗学上先后出现的新老两个传统，是相互承接而又彼此分立的。“言志”说是我们的先民对于诗的本性的初次界定，它着眼于诗歌表达人的体性意向心理活动的性能，在肯定诗中的情感质素的同时，又设置了各种体理性的规范加以导引，这在古代农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特别是我们这个宗法式礼制社会的结构里，有其不可取代的合理性。“缘情”说则是文学创作成熟以后一部分文人才士对于诗的本性的重新界定，它强化了诗的感性生命，弱化了其理性规范，使得诗歌作品纯然成了个人寄情写意的手段，显示出历史演进中的个体自觉性的增长。朱东润言：“中国诗者，大抵可分为二：温柔敦厚者为一派，其说出于《戴记》；缘情绮靡者为一派，其说出于陆赋。……国家分裂，儒教思想不足支配全社会之时，则缘情绮靡之说盛，晋宋六代之间是也。爱情诗集”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从先秦至两汉，其核心都还是“言志”说。“言志”说主要以强调载道、纪事为目的，所指之思想意志，虽然与情感有关，但主要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涉及政教内容、人生志向等理性方面。真正能体现诗歌作为一种有别于理性认知的新的思维方式，再在他们的作品中突破窒息情感审美的政教规范，表现出种种“放荡”的境界，那是直到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之后，才开始逐步实现的，而“缘情”主要涉及个人的感情，包括哀怨及爱情等。“诗缘情”和“诗言志”，一个侧重感性，一个侧重理性；一个强调诗的审美特征，一个强调诗的道德内容。由此而展开中国诗论的“言志”说和“缘情”说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