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卷第2期2021年4月
惠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
Vol.41.No.2
吴咏絮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历代诗词中的岭南梅意象系列，始终受到中原咏梅文学与岭南地理、文化和文学的交互影响。始于初唐宋之问度大庾岭三诗的“庾岭梅”和北宋后期苏轼咏松风亭梅花三诗的“罗浮梅”，是历代诗词中岭南梅的代表意象。岭南本土诗人笔下的岭南梅意象，既有对中原咏梅文学的接受，又有从不同视角对既有意象内涵翻新的尝试，是岭南本土文学形成、发展与成熟期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诗词；岭南梅；庾岭梅；罗浮梅；本土诗人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34（2021）02-0072-07
DOI：10.16778/jki.1671-5934.2021.02.014
屈大均《广东新语》：“吾粤自昔多梅，梅祖大庾而宗罗浮”［1］634。自古及今，岭南先后出现过庾岭寒梅、罗浮魂梦、萝岗香雪等著名梅景［2］144-146，逐渐形成了颇具地方特的梅文化。涉及岭南梅花的文学作品，既是岭南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岭南与中原梅文化之间重要的沟通媒介。对历代诗词中岭南梅意象的历时性嬗变和共时层面上与中原梅意象的关系进行讨论，是探寻中国和岭南梅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的一种思路，也是对以文化和文学地理学为视角的岭南研究的一种补充。
一、梅花意象的历史沉淀
清张渠《粤东闻见录》：“粤地暄暖，草木易蕃”［3］74。岭南气候温暖，植被茂盛，植物的生长周期和品类之盛异于岭北，常常使初入岭南的作家感到陌生和惊奇，唐人袁不约《送人至岭南》便说：“度岭春风暖，花多不识名”［4］5771。龙眼、红蕉花、槟榔、椰子等外在形态与岭北植物迥异的花卉果木，自然成为他们重要的观察对象与写作材料。不过，历代作家往往把它们视为代表荒远之地的新异审美客体写入诗词中，单纯而具体地描绘它们奇特的自然属性，却极少从中提取更高层次的、抽象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内涵；李绅《红蕉花》、沈佺期《题椰子树》等少数几篇对其性格有所阐发的作品，又难免流于浅薄。相对而言，非岭南籍诗人对“梅”这种同时也分布于岭北的植物更为熟悉，对岭南梅的审美
书写和意象塑造也更具文学深度和活力。
先秦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对梅树果实的食用价值已有普遍认识。从文学角度考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载：“李梅实”［5］493。《诗经·召南·摽有梅》则借梅起兴，表现一名正当嫁龄的女子求觅婚恋对象的急切之情。“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5］1419”，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梅子都是日常饮食中用以调味的重要原料，“盐梅和羹”成为人们谈论治国之道时常用的类比。两汉时期，随着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加强，中原士人对江淮流域的梅花品种与梅文化形态产生了比较初步的认识。如刘向依靠官方丰富的文献积累，杂采传记行事而撰《说苑》，其中“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的故事［6］302，常被视为现存最早的关于古越地重梅爱梅之文化传统的资料。晋葛洪钞撮而成的《西京杂记》载“初修上林苑，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梅七：朱梅、紫叶梅、紫花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7］34，则表明下至魏晋时期，人们已尝试把颇具观赏价值的南方红梅移栽北方。
永嘉南渡之后，中国文化和文学中心随之向东南方迁移，梅花逐渐成为诗歌中重要的描写对象。在表现南朝民间生活的乐府民歌中，梅花以其融合于日常生活的自然之美，得到人们纯粹真诚的喜爱、欣赏，又引起人们的种种情思。如《子夜四时歌》“杜鹃竹里鸣”与“梅花落已尽”两首［8］1043，前者用清新自然的语言描
收稿日期：2020-09-18
作者简介：吴咏絮（1994-），女，湖南攸县人，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E-mail:*****************
第2期吴咏絮：历代诗词中的“岭南梅”意象辨析
绘了春月踏青游玩时芳草鲜美、梅花满道的美丽景；后者借梅花柳花飘落殆尽起兴，发出自己正当春年却无情人相招相伴的愁叹。又如《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两句，梅花则成为寄托江南女子美好心意的赠物，“折梅寄情”的行为取消了以往献梅、遗梅带有的政治意味，代之以浓厚的私人情调。在这类歌咏春日景物和“折梅”民俗的风谣中，梅花与春天到来、时间流逝、女性形象、男女艳情等创作客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反映了南朝的文化氛围和人们对梅花柔弱、艳丽、轻荡的普遍感知，深刻地影响着南朝文人对梅花的意象塑造。但它们粗疏质朴的写作手法和浅近单一的内容，却无法满足复杂多样的情感表达和更高的艺术审美需求，因而为文人诗歌留下了改进空间。一方面，部分局限于狭窄题材的文人在精巧华丽的宫体诗风主导下，对梅花姿态、颜、香气等自然属性做细致的观察和新巧的描摹，
为后世咏梅文学提供了不少技法示范和语言材料。如王筠《和孔中丞雪里梅花诗》与苏子卿《梅花落》，前者“翻光同雪舞，落素混冰池”两句对仗工整［8］2019，造语精美，以梅花飘飞零落时与冰雪颜相混同凸显其纯净雪白之美，对唐人诗歌将梅花冰雪互比颇具启发意义；后者则以“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的巧妙转折展现了中庭之梅颜如雪、暗香浮动的双重美感［8］2601，王安石的名篇《梅花》即从此诗脱出。另一方面，少数文人则独辟蹊径，从梅花花期之早入手，拈出它“负霜”而开的特质，借嗟叹梅花之遭遇含蓄地表达委曲深沉的内在情志。吴均《梅花诗》对梅花“梅性本轻荡，世人相陵践。故作负霜花，欲使绮罗见。但愿深相知，千摧非所恋”的心理描写［8］1751，正反映了当时这一颇具“比德”意味的创作思路与南朝对梅花的审美感受之间的冲突①。而在创作实践中，真正使梅花在抽象属性上与外形相似的桃、李、杏等区分开来，并完成由一美的客观物象向具有丰富性格、为文人托以言志的意象转变的，当属何逊名篇《咏早梅诗》：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
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
春来。［8］1699
诗人借梅言志，从梅花早春开放的自然属性和“枝横”“花绕”的自然形态中，提取出梅花的风骨、神韵之美；其主体意识的植入，使作为审美客体的梅花向与诗人不粘不离的“知己”之梅和契合儒家“岁寒”精神、
衔霜映雪对寒而开的“君子”之梅转化。
唐代诗歌创作进入鼎盛期，咏梅诗作亦不断涌现。如张渭《早梅》、崔道融《梅花》描绘梅花的孤标、清雅和开放环境的恶劣，表达了对其且赞且怜的情思；杜甫“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以拟人手法极生动地表现了作者欢欣雀跃［4］2541，对梅而笑的场景，人和梅花仿若心照神交。宋人方蒙仲《梅䕩》“自古实为先，唐后花始重”［9］40063，则准确地概括了唐代以后梅花作为审美客体的文化价值上升②。至于宋代，士大夫都趋向了精致化的生活，赏花、饮酒、玩石，理学大兴，文学受其影响弥深，对梅花的审美活动进入全新的局面，咏梅风气之盛代无所匹。从林逋的《山园小梅》“为宋代咏梅开创先河，引发宋代咏梅狂潮”，到“南渡以后，梅花成为无人不咏的诗家公案，各人等均能在梅花身上到合适的比附”［10］143-152。诗人对梅花性格的阐发，对花、花香、花枝、花影等分支意象的关注，和对以往经典咏梅诗词的化用、反用、拆解与聚合，都不断丰富和细化着梅意象的内涵。
层层积淀的文学意蕴与不断叠合的文化底，使岭南梅与岭南地区的其他植物相比，在岭北诗人的精神世界中特具一种亲切感和深沉韵味，成为他们抒发情感时乐于选择的对象；并在时代迁移中催动岭南梅意象的塑造和转变。而这种共性的文学意蕴与文化底，又和岭南梅花异于岭北梅花的种种自然属性以及“蛮荒炎瘴”之地造就的独特心灵体验、意境氛围不断产生冲突和走向融合，使岭南之梅作为中国梅意象中极具特的一支，与岭北之梅始终保持着相渗相哺而若即若离的关系。其负载的特殊文化意蕴也得以不断丰富，从而具有多样化的情感指向和深刻复杂的象征意味。
二、庾岭梅：多重意味的时空坐标
唐宋时期，随着东南地区开发程度的提高，行经庾岭的人数不断增长，诗词中的岭梅意象也频频出现。时人眼中，五岭既是因造化之功自然形成的天阻，梅关又是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为对抗南越异族而建立的军事要塞。自然和历史因素相羼杂，共同形成了庾岭鲜明的文化印象，它仿佛标志了一道“文明”与“蛮夷”地域的清晰界限。加上度岭与通信艰难的现实问题，庾岭总是给人以阻隔、隔绝的深刻感受。故因贬谪、出使、宦游、行商等种种事由行经庾岭的人，虽然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心情，其“度岭”“望岭”时都具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骚人到此，往往更是百感交集，诗情迸发。庾岭梅花在有关庾岭的文学书写中又占据着特殊地位，一
·
·73
2021年第41卷惠州学院学报
方面，对气候十分敏感的岭梅“南枝落，北枝开”的地域特点，印合和强化着庾岭的分界意味；另一方面，作为荒岭上的地标性景观和诗人少有的熟识亲近之物，岭梅更寄托了他们的复杂意绪和无限情思。
咏梅的诗文化意义上的庾岭梅花，可能在晋宋之际已经闻名③。但作为一特定文学意象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仍要推延至初唐诗人宋之问所作的度岭三诗。神龙元年（705年），五王发生，武则天被迫退位，是年二月，宋之问因“媚附二张”被贬泷州，在路上迁延大半年才到庾岭。此时新的驿道尚未开凿，人烟稀少，山路峻急，水土恶劣，前途难测。度岭前后，宋之问写下了表达自己极度愁苦情绪的《题大庾岭北驿》《早发大庾岭》和《度大庾岭》三首诗。《题大庾岭北驿》写未度岭时，诗人想象明日翻过庾岭之后，自己因眷恋故乡而回头北望，却只见高居陇头的梅花的情景：
阳月南雁飞，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
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4］640
庾岭既是诗人远行途中岭南境内行程的起点，又是北方乡国的极边缘处；庾岭梅花既是阻隔诗人望乡目光的客观物，又是诗人望乡之情的寄托对象，与诗人思念的家国亲友有着密切而疏离的矛盾关系。《早发大庾岭》和《度大庾岭》同写诗人在岭上“驿鞍驰复息”［4］623“停轺一望家”的徘徊中之所见、所思［4］641，“梅花”与“飞鸟”的意象也以对仗形式重复出现：
春煖阴梅花，瘴回阳鸟翼。（《早发大庾岭》）［4］623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度大庾岭》）［4］641
诗人度岭正值农历十月，此时庾岭梅花北枝已开，则南枝已落。对诗人而言，这种自然现象与庾岭梅标示春信的文化意蕴相叠合，正成为春天逐渐向北而去的具象呈现，与南边的飞鸟一同提醒着自己仍要一路南下炎瘴蛮荒之地、与春天和春天即将前往的北方乡国相背而行的羁旅身份，自然勾起更多适蛮辞国的愁怨之情。相比前者对自身遭遇和心曲的反复申诉，《度大庾岭》语句简省而表意含蓄深沉，尤将何逊咏梅诗中“朝洒长门泣”的熟典二度变化于“泪尽北枝花”的动作之中，以此纽合了对梅而泣的知己相怜之情和失宠见弃的迁谪之悲。相比“自惟勖忠孝，斯罪懵所得”这样充满怨艾之情而底气不足的语句［4］623，浓缩在“魂”与“泪”、鸟与花意象中的度岭辞国的悲痛、恋乡怀亲的愁苦、前途难测的畏惧，更真实自然、深挚动人。
宋之问及其诗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奠定了岭北诗人“庾岭见梅”的情感基调和“庾岭梅”在文学想象中的地标意义。不少被贬谪者或以送别被贬谪者为题材的诗作延续或强化了宋诗中“庾岭梅”意象的多重内涵，如中唐耿湋的《岳祠送薛近贬官》“度岭梅花翻向北，回看不见树南枝”［4］3002、宋代刘黻《偶书》“暮云漠漠数行鸦，心事凄凉正忆家。不向孤山留谏草，那能庾岭见梅花”［9］40723，“庾岭见梅”都融汇了忆家怀乡的凄凉之情和忠信被弃的怨愤之感。
中唐至两宋时期，送别诗作中的“庾岭梅”逐渐出现了积极的变调。一方面，庾岭新驿道的开凿带来了交
通的便利，中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也使宦游岭南成为更多士人经过权衡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赏梅盛行的文化环境也催化了“庾岭梅”之文学意象的营构。夸张的艺术想象和层积的文学意蕴，使实际上的荒野之梅逐渐演化为一片“天涯庾岭上，万株浮动香千里”［11］815“更画庾岭三十本，雪月风烟意非一”的壮美而极富风韵的虚幻梅景［9］31403，也自然影响着诗词中庾岭梅的意象塑造。南宋曾丰《送刘熏卿》虽仍称赴岭外为“犯危烟瘴乡”［9］40063，但将他的好奇之癖和“气刚而义严，辞直而理胜……取譬托兴，杰然不溺于风俗山川，磅礴雄伟之气，盖有以发焉”的创作风格注入岭南风物时［12］1，便构造出“大庾岭高梅挺拔，东莞天远海汪洋”这样雄奇壮丽、生机勃发的审美形象，使岭梅由烟瘴乡的地标一变而为高远广阔的自由天地和被送者这一“归数雄可雌视，麒麟谁得碍康庄”的英才的双重象征［9］31403。又如王迈《送陈君保作吉赴广漕》：“计程何日到庾岭，梅花雪片飞琼瑛。魁占芳差易耳，相期心事在和羹”［9］30308以比喻、用典手法表达对陈氏的赞扬和祝愿。飘飞如玉、魁占芳的庾岭梅花既是陈氏美好品质与杰出才能的象征，又寄寓着作者对他必将扶摇万里、显于众人的祝愿。两诗中庾岭梅都高度糅合了诗化的壮美景观与诗人的精神世界，表征着宋人对岭南梅花的意象塑造在保持其地域特的同时，从书写方式和内涵开掘上，进一步向岭北咏梅文学靠拢的尝试。
三、罗浮梅：苏轼与赵师雄的“醉卧”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在贬窜途中连遭“五改谪命”的迫害，独与侍妾朝云、幼子苏过到达惠州；弟弟苏辙与黄庭坚、秦观等门生亦相继被流放远州。个人
·
·74
第2期吴咏絮：历代诗词中的“岭南梅”意象辨析
境遇的骤起骤落、连累至亲门生的不安，使一贯以乐处悲的苏轼在初抵惠州时，也不免愁苦叹息。在对待人生剧变忧愤痛苦的质疑和心灵超脱的尝试中、在诗人情感的变动与挣扎中发生的罗浮梅意象，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涵：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蜒雨愁黄昏。长条半落
荔枝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
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
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
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
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十一月二
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9］9506
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先生索居
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
知我酒熟诗清温。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
挂扶桑暾。抱丛窥我方醉卧，故遗啄木先敲
门。麻姑过君急洒扫，鸟能歌舞花能言。酒
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再用前
韵》）［9］9506
玉妃谪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人间草木非我对，奔月偶桂成幽昏。闇香入户
寻短梦，青子缀枝留小园。披衣连夜唤客饮，
雪肤满地聊相温。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
腹清而暾。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
门。多情好事余习气，惜花未忍都无言。留
连一物吾过矣，笑领百罚空罍樽。（《花落复次
前韵》）［9］9507
诗中梅花，是一个在诗人流落岭南、索居江海的落魄处境中到来的贵客，聊且给予孤独的他“对影成三人”式的安慰；又是一个有着天香国艳之姿，却不幸落入烟雨村中的谪堕者，激发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怜惜。与此两种形象对应，《再用前韵》一诗中“罗浮-梅花-花鸟使”的意象组合亦含有两种相对指向：一方面，若以花鸟使为“六宫风流艳态”而“主饮宴”者［13］487，则罗浮山浓厚的仙道彩、如“海南仙云”般的梅花和自海东蓬莱宫飞来的倒挂子在诗人的醉酒状态中，组成了超凡脱俗、纤尘不染的美丽梦境，歌舞诗酒的潇洒清欢和天人合一、万物同乐的诗境营构中带出无比浪漫超逸的文化感受氛围。但另一方面，若以花鸟使为负责“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的使者［14］5758，
则从“蓬莱”飞来的仙使，又似乎转袭了《离骚》中“行媒”者的文学意蕴。在此意上，素有“南蓬莱”之称的高远的罗浮仙山和谪堕于罗浮山下的梅花，与至高权力的“庙堂”和贬谪岭南的诗人，又构成了耐人寻味的照应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深受《庄子》《楚骚》、李白等作家影响，在“梦”的书写上往往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苏轼，在此诗中却写花鸟之“来”而非游仙之“去”，也暗示着自身生命在现实和心理上的拘束禁锢，不得自由。“罗浮梅”意象中交缠着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超脱与执着、欢乐与痛苦，丰富立体地包纳着深沉的人生况味，取意含量远胜“赵师雄醉憩梅花下”的故事：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
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
残雪对月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
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
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
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
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
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
怅而已。［15］141
相对于苏轼“罗浮梅”意象的独标一格，这一故事的罗浮山下、松林酒肆，残雪未销、月落参横，笑歌戏舞、谈天饮酒，素服淡妆、芳香袭人……时间、地点、娱乐、相，都更像宋人梅花审美文化的简单集成；而仅取苏轼诗中“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粘空樽”的怅然若失之感、人生如梦之叹。其单薄浅弱的思想内容与努力营造的艺术氛围形成鲜明反差。
现存唐宋诗词中庾岭梅意象出现于初唐而中唐始盛，至南宋中后期逐渐衰减，诗多而词少；罗浮梅意象出现于北宋后期，兴盛于南宋中期至宋末元初，诗少而词多，且其中绝大部分引用赵师雄梦梅故事。究其原因，此故事本身带出的幽静清雅的文化氛围、恍惚空灵的审美感受与人生如梦的惆怅感伤，和南宋中后期的审美旨趣、士人风习、时代情绪确比苏诗更相契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苏轼“罗浮梅”意象价值的降低。相反，除极高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外，苏轼的“罗浮梅”也是岭南梅意象最重要的转换关节之一。入宋以后，诗人吟咏庾岭梅花之作虽然数量不少，但在唐人功名破灭的贬谪之怨和蛮荒可怖的文化想象中产生的庾岭梅花，其精神气质、情感风格特征总是与宋代主流文化、士人志趣及林逋所建立的梅花审美范式格格不入，难
·
·75
2021年第41卷惠州学院学报
有深刻的新变；同时，文学自身的发展也使诗人不再满足于翻用、反用数百年的熟典，对新意象的开采提出了要求。如果说生长在大庾岭头的梅花只是初入岭南时的地标，苏轼的“罗浮梅”在地理位置上的由实蹈虚和对梅花精神内涵的抽绎，则使同样始于贬谪诗词的罗浮梅花成为超脱于瘴雾荆棘之上的诗人的自我投射。这一对岭南梅意象的新开采，不但提供了全新的书写对象，且既继承了“贬谪蛮荒之地”士人骚怨精神的部分内核，又以卓绝的奇想和深刻的哲思升华了岭南贬谪士人体的精神境界。而经过赵师雄故事的二次诠释，此意象内涵中最具思想价值的部分反而消泯无踪。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从洪皓《江梅引·访寒梅》、张元干《十月桃》（年华催晚）中融汇诗人人生际遇，尚有生命气息而屡屡在诗人醉、梦、愁、醒之间引起情感共鸣的知己和安慰，到王沂孙《一萼红·红梅》（翦丹云）、周密《齐天乐·次二隐寄梅》、张炎《瑶台聚八仙》（近水横斜）、仇远《雪狮儿·梅》、黎廷瑞《秦楼月·梅花十阕》（罗浮暮）等咏梅词中表现凄苦哀伤之情、营造缥缈虚幻之境的工具，在苏诗与赵师雄故事的混融中，“
罗浮梅”的精神气象亦步步回落，逐渐趋于固化和平面化。
四、本土文人诗词中的岭南梅意象考察
度岭而来的贬谪文人对岭南梅花的吟咏，既是岭南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岭南与中原梅文化之间重要的沟通媒介。元明清时期，“庾岭见梅”和“罗浮梦”作为熟典屡见于篇什，高启《咏梅九首》中“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红楼梦》中《咏红梅花得“红”字》“魂飞庾岭春难辨，霞隔罗浮梦未通”，都是咏梅佳句；《雪湖梅谱》《罗浮幻质》等梅谱中，也出现了“罗浮霁雪”“风回庾岭”“雪飞庾岭”等条目，显示了岭南梅花意象对中原梅文化的多层渗透。不过，从意象的文学内涵和文化意蕴上看，中原诗词对岭南梅花的书写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程式化倾向。与此相对，岭南本土文人诗词中的梅花意象却逐渐生发出深刻的内涵和强盛的生命力。
一方面，就其历时性嬗变而言，非岭南籍文人首先发掘的“岭南梅”这一文学意象很快为岭南本土文人所接受。与中原文人诗词对岭南梅花的书写一经确立就很快趋向程式化的特征相反，本土文人诗词中的岭南梅意象经历了一个长久的改造过程，表达的精神内涵也越来越深广。
从张九龄开始，岭南本土文人的创作在大量接受中原文学语言传统的同时，也一直在寻自己的言说
内容和言说方式，为唐宋诗词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们笔下的岭南梅意象，既有对岭北诗人的模仿、学
习，又有从不同视角对既有意象内涵翻新的尝试。如北宋中期余靖《题庾岭三亭诗·叱驭楼》：“南枝初见梅林秀，九折遥思剑栈横”两句［9］2678，以奇伟的想象联结着同样始于两汉、分隔南北的庾岭梅林和剑门栈道，花叶初发、生机勃勃的梅林象征着历经千年的发展，终于以全新形象进入岭北视域的“岭南”，雄直诗风中饱含强烈的地域自豪感，与宋之问“泪尽北枝花”名句构成了极富深意的对照。
明清以来，随着岭南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及由此而来的地域自信心的建立和本土文学流派的繁荣，突出地域特的创作倾向更加明确。岭南梅以其丰厚的文化与文学积淀，被亟待标榜地域地位、加强地域自信的本土诗人特别提出。屈大均《广东新语》：“吾粤自昔多梅，梅祖大庾而宗罗浮。罗浮之村，大庾之岭，天下之言梅者必归之”［1］634，借梅花抬高其“祖”“宗”所在的粤地。他在《岭梅》《九月药亭宅见梅》等诗中对岭南梅“南枝”“南花”及其香气、早开等“异”的强调与“江南殊未知”［16］476“南花更有天”的遣词造句［16］480，亦遥遥可见对余靖“南枝初见梅林秀”一句中昭示地域自信的岭南梅意象的继承与发展。又如清中晚期临桂人龙启瑞《大庾岭谒张曲江祠》诗中“庙前梅花三百株，花时气压蛮云粗。相公风度犹想见，令人不忆孤山逋”数语［17］335，糅合了对庾岭梅花之美盛的夸张描绘和对张九龄风采气度的想象，借与中原最著名的咏梅诗人和梅花意象之一——林逋及其孤山之梅的比较，大胆标榜岭南地灵人杰，风物人物皆可与中原比肩的地域新变。
另一方面，在共时层面上，本土文人诗词中岭南梅意象的表现形态又因地域特殊的梅文化而略与中原有异。
岭南多梅，从罗浮山梅花村、白云山梅花坳、腊岭梅花峒等地名可见梅花分布之广。《北户录》《粤东闻见录》载当地风俗：“岭南人采梅，杂以豆蔻花、枸橼子、朱槿花之类和盐暴之，梅为槿花所染，其可爱，今岭北呼为红梅是也”［18］90“粤东嫁女必以糖梅为舅姑之贽”［3］44，可知梅是渗透在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最受喜爱和重视的植物之一。而岭南梅花多红而香烈、花期又早的特性，也比冰雪世界中傲骨凌寒的江南梅花显得格外娇俏可爱。家居游览随处可见、平易亲切的岭南梅花，因此成为本土诗人创作羁旅、纪游等岭北常见题材的诗词时用以发抒闲情野趣、乡关之思的重要意
·
·76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