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散文化问题]诗的散文化
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写作的范培松先生喜欢说，诗歌和散文是邻居，不是敌人。大约真的如范先生所说，在文学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文学景观：诗歌和散文相互串门带来了诗歌散文“共生性繁荣”的文学景象。比如中国古代散文在一定历史时期串入了诗歌领域，而形成了“骈文”景观，又比如宋代诗歌突然串入了散文领域而形成了“文人诗”为特的宋诗景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诗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邻居效应”的结果，第一个倡导并创造出第一批白话诗的胡适，就公开主张要像写文章那样来写诗歌。他说：“诗国革命何自始?须得作诗如作文。”(《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胡适其后果然像写散文那样写出不少诗歌，这就是他几年后出版的影响甚巨的《尝试集》。
胡适把这种诗歌与散文的“邻居效应”提高到了为当时奄奄一息的中国诗歌寻出路的高度；即新文学革命的高度。为推动白话诗，胡适还苦心孤诣地提出了诗歌与散文的“串门路线图”，这就是他1917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文学改良刍议》。他在文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日不作无
病呻吟；五日务去滥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提出的这八条成为后来白话诗创作的美学准则，也成为评价白话诗写作的标准。他在《尝试集》自序中这样说：“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
五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迁就五七言的句法。”胡适不太满意自己的创作，因为这些白话诗的“串门”还不彻底，句法还太整齐。但他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所以当他发现一些早期白话诗人写出了符合文学改良八事精神的诗，就欣喜若狂地大加赞扬，他也热衷于帮志同道合的诗人们写序，推出了不少当时极有影响的诗人，像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周作人等等。尤其是周作人，当他散文化特强的《小河》一诗甫一问世，胡适马上称赞它是中国“新诗中的第一手杰作”，并在北新社编的《一九一九年新诗年选》的附录《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中说：“……继而周作人随刘复散文诗之后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可见评价之高。然而，周作人的《小河》在我们今天看来，的确算不得一首好的作品，因为它的诗味实在是太淡薄了：“一条小河，稳稳地向前流动。／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生满了红的花，碧的叶，黄的果实。／一个农夫
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这些句子怎么读着都觉得不是诗。又比如下面的诗句：“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这些句子，诗意也太单薄。周作人是有名的散文高手，他的这首所谓“诗”，如果不分行，应该是一篇颇富韵味的周作人笔法的好散文，而居然成为早期白话诗代表作，可见新诗对诗歌散文化的推崇。
中国新诗已经有了近一百年的历史，有过自己的光荣，也曾经遇到标语口号化的问题、大众化的问题、格律化的问题、政治化写作的问题、先锋化写作的问题等困境与难题。然而，回顾中国新诗史，中国新
诗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散文化的问题。范培松先生说的没错，诗歌和散文是邻居，不是敌人。然而，邻居毕竟是邻居，邻居家的门可以串，但不可以长期居住，否则就会出问题。宋诗的问题，早期白话诗的问题，都是类似问题。说宋诗缺少唐诗的韵味，缺少形象思维，味同嚼蜡，基本说到了宋诗的病根；穆木天批评胡适：“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穆木天：《谭诗》)
现当代诗歌诗歌和散文是两种各有其文体特性和美学优势的文体，偶尔借鉴一下未尝不可，但诗歌毕竟是诗歌，它有自己的文体可能性和语言优势，不能散文化，更不能因散文化而牺牲诗歌的
神性，否则就会失去诗歌独有的审美价值。
新诗散文化问题可以说是一直困扰中国新诗的老大难问题，而解决得不好的原因还是人为的――诗坛上总有一些人对散文化写作大力提倡，胡适只是其中的一个显明的例子。有的人并不是明确主张散文化，而以更加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撑，比如诗歌“大众化”主张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歌写作的散文化；当前，也有标榜先锋的诗人提出诗歌的庸常化，口语化，反对使用隐喻、意象等修辞方法，导致诗坛的严重散文化。
笔者认为新诗写作如果要避免“过度”散文化，必须重新接受古典诗学的母乳滋养。中国古人认为，诗要含蓄，不可以直说；诗要凝练，不可以铺张。诗歌在写作策略上，可以选择意象这条道路，使用比喻、
通感等等凝聚缤纷意象的修辞手段。如《诗经》赋比兴的综合运用，离不开鸟兽草木，而《楚辞》的绚烂，离不开美人香草。《诗经》的四言诗，后代的五言诗、七言诗，尤其是律诗和绝句，要讲对仗，要讲平仄，写作规范很多。西方的十四行诗也如此，无论你有多少话要讲，它只给了你十四行的空间，你想不凝练都不行，怎么可以像散文那样铺张?当前的新诗自由体也可以避免散文化。艾青是自由诗大师，他的那些杰出作品都有独特的意象方式。奉献出了系列的经典性意象――大堤、火把、黎明和太阳。自由诗当然可以写得长一些，然而长度也不是无限的，它不能太长，否则会
给读者带来审美痛苦感。现在不少人写作短诗、小诗和微型诗，都是实现诗歌凝练化的有效方式。当前一些诗坛的有识之士提出“诗体重建”的口号，以避免新诗的散文化。然而，诗体重建的工作是比较艰巨的。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曾经在诗体重建方面做出过比较艰辛的努力，也取得过一些实际的成就。五十年代提倡民歌加古典，也产生过不少读来脍炙人口的民歌体诗篇，如李季、闻捷的作品。郭小川在诗体创建上也有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独到成就。然而，由于新诗所采用的语言是现代汉语，所用语汇的多音节词较多，要形成如古代五言、七言那样的定体，是很难的事。今天一些人在试验写作新格律体诗的时候，非要讲求每行字数相等，押韵方式也比较僵化，结果使得所谓新格律体成了自由思想的刑具。对新诗而言，格律等音乐性因素应该成为诗歌飞升的翅膀，而不是刑具。
我们现在当然不能以“五四”新文化运动闯将们的心态，来看待我们优秀的古代文学和古典诗歌，但我们应该承认，无论古典诗还是白话诗，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有其独特的文体优势和美学范畴。20世纪中
国诗歌史的主要成就还是新诗，在这个过程中，散文化既使新诗受益，也使之产生了新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新诗中的经典性作品已经变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新诗也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
更令人感动的是，今天的诗人们，尽管举步维艰，但却能排拒包括生存艰难和写作痛苦在内的几乎所有困难，坚守诗歌，坚持探索新诗散文化和格律化。这种坚持，正使得中国新诗绿意葱茏，风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