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度
诗歌和公共生活
现当代诗歌（外一篇）唐晓渡
对诗歌来说，不存在什么外在的公共生活，哪怕是作为题材来对待，也不能仅仅把它理解成诗人怎么介入所谓重大题材的问题。我所理解的公共性，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公共性。我们不可能把公共生活看成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堆积，那样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现在我们对诗歌公共性的思考几乎都是由重大事件左右的，好像没有重大事件，诗歌在这方面就会变得无所事事，就不能出声，失去推动力了。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不
正常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不应该回避，有时重大事件确实能比较耀眼地、集中地体现公共性，但那个意义上的公共性是自明的，像曾经有过的那样，一遇重大事件，包括重大节庆等等，就集中定购一批，生产一批，这样来看待公共性就完全庸俗化了。简
单地根据读者反应来评定是否有公共性，也是有问题的。所谓“朦胧诗”最早出来的时候，读者也就是几百人，可是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却产生了长时效的影响。只要能对人们的诗歌观念、阅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不多的人，不多的诗，也具有足够的公共性。公共性首先是一个质量概念，不是可以通过外在的尺度来评判的。
公共性不能预设，这一点非常重要。预设，一个是主题先行，一个是题材决定，我写某一主题、某一题材的东西就有了公共性。但如果你是个无效的文本，被人称为垃圾，反而变成了最没有公共性的东西。公共性跟有效性是连在一起的。公共性不是表态。一个忠实于诗的诗人不可能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他不可能预
136
先设定某种公共性，以为只要进入就自动获得了。不是这样的。
在诗歌与公共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有特定的背景和上下文，有太深刻的历史教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诗人的主体性，诗歌的主体性，曾经被完全摧毁。从1950年代初开始，曾经有过几次有关诗歌与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关系的大讨论，都是把主位定在后面的，比如要表现工农兵。似乎诗歌只是个修辞手段，只是实现表现工农兵生活目的的手段，很多东西就这样被预设了。最极端的情况下连词的性质都被预设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被锁定的，比如太阳表现什么，天空表现什么，白云给谁，蓝天给谁，都是配置好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语言也是被配置化的。近三十年来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不就是在反抗和解构这些，并进行重新建构吗？开始是确立诗人的主体性，然后到语言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不是我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诗是更大的主体。解构过程是主体转换的过程。诗人的主体性通过作品的主体性来体现，作品完成以后，才说得上主体性的实现。还有我们的谱系，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在背后支撑着我们。如果你是一个有历史感的诗人，阅读量也足够大，那你就不能简单地说这首诗是我写的，事实上有很多元素参与了你的写作，在学术上讲就是“主体间性”，是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发生的，最后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而最终作品是主体，作者退居背后。公共性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当然还要包括阅读、传播和影响。后者同样不能被看成即时的行为，不是当下就能界定、评判的。
个体的生成，是不断地解构、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敞向世界、敞向生活、敞向文学史、敞向文明。我认为是个体的强大决定了公共性的大小。我们所谓世界级的大师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他？一个跟你没什么直接经验联系的人，你为什么会反复阅读他的作品？这里隐藏着公共性的真正秘密，它就隐藏在独特的个人发现和表达之中。它从人类经验的层面，从你前所未知的诗意和诗艺的层面抓住了你，哪怕是经过了翻译，哪怕你一时读不懂。比如T·S·艾略特的《荒原》、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或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太阳石》，很多人都读不懂，但却是他们精心建构起来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融入了诗人非常复杂的世纪感受。你能说因为很多人读不懂就没有公共性吗？所以这里面有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把公共性理解成介入社会生活，对重大事件发言，那就太简单化了。再重复一遍：这方面以前我们有太多的教训。
一个诗人的心态应该是充分敞开的，不仅向已知的现实敞开，更是向未知的现实敞开，未知的领域比已知的领域更为广阔。媒体所告诉你的公共性，从政治层面上传来的公共性，和我们所讲的被现代性所伤害的生活的完整性，谁更有公共性呢？诗人应该很清楚，我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公共性？既不要简单地反对它，也不要一说就跃跃欲试，好像公共性是一场等着我们去赶赴的盛宴。没有这个意义上的公共性在等着你。
所有现成的东西，对诗人来说都必须拒绝。诗人是干什么的呢？语言对媒体、对其他人来说可以是工具，但对诗人来说绝不是工具。它是你生命的延伸，是跟你一起生成的，是敞向未知的，面对的是那些
还没有被探查过的或被遮蔽掉的人类经验。这种公共性，是其他途径所不能抵达的。
有的人可能写过几首好作品，就无穷地复制。如果没有深入到新的经验中，有什么公共性可言？哪怕写再大的题材都没用，都是无效的。而有的写得好像很私人化，比如乔伊斯的
维度
137
《尤利西斯》，只写了普通的爱尔兰市民一天的生活，而且完全是内心生活，涉及个人内心一系列的闪
念，似乎跟公共没有任何关系，却成了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当然，出了文学圈，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尤利西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我们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眼光和观念。这种改变未必那么直接，且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在不同层面上发生影响，比如影响了另一个作家，又影响到他的学生，总之这种影响会像涟漪一样扩散。
中国诗人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性比较弱。这里的“思想性”并非指那些既定、现成的思想成果。任何既定的东西，对诗歌来说都是要警惕的东西。思想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活在具体的现实关系之中，活在万物的普遍联系之中，活在你对一朵花、一颗星辰或一道伤口的长久的凝视和领悟之中。活泼泼的诗和思，在原初意义上几乎是一回事。诗人的洞察力来自他思想的穿透力，而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思想是和人格的力量、行为的力量并行且相互支持的，还需要得到广阔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滋养。这些大多是发生在文本之外的。译文出版社最近出了叙利亚籍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的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许多人都交口称赞，但我更期待读到他四卷本的《稳定与变化》，那样我们的赞誉或许会更有分量。据说它最初是他的博士论文，出发点当然也是个人经验，只是在对阿拉伯思想史的观照、反省和批判中，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包括与西方古典和现当代哲学的比较，上升到理性的层面。他考察阿拉伯思想史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及其文明的过程，这种考察最终不仅变成他看待阿拉伯的眼光，也变成他看待世界的眼光。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书题中的两个意象就可以体现诗歌与公共性的关系。作为个人经验的表达，实际上是大家可以分享的花园，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公共性。在诗歌中，阿多尼斯做的几乎都是重新命名的工作，对所有他关心的问题，包括像爱情这样已被人们反复探索的领域重新命名。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心力，包括脑力、感知力、创造力，才能做这样的工作？这种力量从哪儿来？如果他没有强大的思想力，在这样纷繁的、混乱的、碎片化的世界中，他怎么获得那样的力量？
中国的诗人们很多并没有逃避现实，却没有力量穿透现实。历史是处在不断延续中的。知识分子的品质、脊梁、内在的信念被摧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并不仅仅因为一些文化事件，也并不仅仅因为商业化。这些确实是很惨痛的历史经验，但也不能因为这些就停止思考。这里面同样有一个穿透与否的问题。
一个悖论是，中国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也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但诗人、作家个体的能力似乎不能适应，没有力量去穿透现实，去充分地运用传播手段。原来写一首诗要传递很久才能到文友手上，现在有这么多的便利，本应该有更多思想的碰撞和产出。但情况好像恰恰相反，多数人的思想特别浮泛，且无法积累、成型，更多的是打发现实；而现实本身又呈现为滚动的琉璃球，不具有一种可供从容进行静态模型分析的可能。这些都是对诗人思想能力、感知能力、创造能力和语言能力的综合考验，也是对当代诗歌与公共生活关系的真正检验。
一份提纲：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
一、质询和疑虑
一个感觉有点奇怪的题目：看起来像正
138
题，读出来像反题，仔细想想更像一个悖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当然和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有关。首先和某种集体的“创伤记忆”有关：由于长期受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支配，由于这种意识形态恰恰是假“人民”和全社会之名，由于以这样的名义实行垂直支配曾经给全社会、包括诗人和诗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当代中国诗人，尤其是先锋诗人，对“公共（性）”一词往往持有某种特别的警惕，以至过敏——
—它太容易令人想起曾经像紧箍咒一样具有强制力，但内涵和活力早已被消耗殆尽的“社会/ 人民（性）”，并与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推动着中国当代诗歌变革的几个关键词，诸如“主体性”、“诗歌本体”、“个人写作”等相龃龉。此外，则缘于当代中国人文公共空间的发育和拓展，在无从摆脱的受控条件
下一直步履维艰，而且往往采取被扭曲的方式（1970—1990年代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的民间诗歌正是其中最触目的一个奇观），1990年代以来更是被权力、财富和急剧膨胀的大众消费文化合谋造就的、以“娱乐至死”为特征的“平面化”潮流所挤迫，精神生态严重失衡。正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视“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的界限一样，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公众空间(popular space)”也往往被混为一谈。这样的空间有时也会向诗人发出邀请，前提是作为点缀或陪衬，以更加突出那些长袖善舞的作秀政客、脑筋灵活的商界精英，以及企业巨子、体育明星、影视大腕、超级男女，总而言之，那些真正的“大众情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头脑最清醒的诗人也有理由对“公共人”的说法感到犹豫不决，因为他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种褒奖呢，还是一种贬损？
或许首先应该厘清“公共人”的本义。但即便如此，疑虑大概也不会消失。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公共人”，是指具有公共精神，能基于
敏锐的问题意识，超出个人或所属社团的利益思考和行动，并在公共空间内得到普遍认同、被社会共享共用的人。这一理解综合了“公共”一词的两个古希腊词源（即pubesormturity和koinon，分别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public和common）及当代的有关观点，虽然较之一些更为谨慎的说法，例如罗尔斯的“交叠共识观”或“最低限度的最大可能性规划”多出一点理想彩，但想必不离左右。问题在于，诗人和“公共人”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同一个生命个体内部）？或者换一种问法：一个诗人究竟在什
么情况下会被视为一个现实的，而不只是意欲中的“公共人”？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会同意（或乐于同意），自己既是一个“为人类工作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永远的孤独者”，这二者之间难道没有一道深渊，一道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他是怎么越过这道深渊或鸿沟的？他真的越过了这道深渊或鸿沟了吗？
二、传统诗歌中的公共性
中国诗人对诗歌中的公共性问题从来就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中国不但有着伟大的诗歌传统，而且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所谓“诗言志”，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可以怨”，都体现了某种内在的公共视角。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是致力于道德完善（所谓“修、齐、治、平”）的“君子”；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曾经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把诗视为造就“君子”的六门功课即“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一，并且把包括诗在内的人文之道，作为一种“大德”，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提到“与天地并生”的“自然之道”的高度（《文心雕龙·原道》）。对传统诗人来说，公共性大概不会成为问题，就像诗的合法性、诗
维度
139
人的身份不会成为问题一样。所有这些作为背景和资源，都提示了诗歌中公共空间的可能阈限和纵深。
三、新的地平线
然而我们却必须立足一条新的地平线，重新探讨内在于诗歌的公共性问题。这条新的地平线就是对现代性的追求。至少存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对现代性的追求。
一种是指从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一直到现在所谓“全球化”进程的现代性，用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话说，那是一种世界性的追求。在中国，这样的追求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为首要历史目标。三个阶段：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对权力的角逐；计划经济模式的工业化和社会工程论意义上的管理理念
所导致的政治垂直支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导致的“新丛林法则”及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迷失和幻灭：跟着“现代性”屁股后面的诗。然而无论怎样迷失，怎样幻灭，对这种“现代性”的追求都是，至少目前仍然是一股似乎不可抗拒的潮流。现代人的同一处境：现代性的打工仔；“人”的抽象化、贫乏化、单维化。
另一种现代性与前一种现代性既彼此平行又相互龃龉，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其要旨在于对被前一种“现代性”的追求所遮蔽、所遗忘的更广阔的“生活世界”（胡塞尔语）或“此在”（海德格尔语）的揭示和守护，重建人与自然、世界和自我的有机联系。我们可以一般地说这是一种追思、追问存在的“现代性”，也可以在极端意义上称之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西方自浪漫主义以来，中国自五四以来，尤其是自上1980年代以来，对这种现代性的追求同样形成了一个自身的传统。由此定义了诗歌自身的“现代性”，并导致了现代诗相对于传统诗在诗的本体、功能、诗人身份，包括内在的公共性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野。换
句话说，现代诗的公共性问题从一开始就内在地包含了对前一种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和传统诗歌不同，现代诗的公共性问题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四、个体发生：探讨现代诗公共性的独特角度
探讨公共性的前提之一是文化和价值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但是，往往正是在相对封闭和单一的历史语境
中，更能体现出诗歌的公共价值。另一方面，如果说公共哲学所要探讨的是某种“交叠共识观”，是“最低限度的最大可能性规划”，那么，大多数诗人可能会对之退避三舍，因为诗人更看重的是个体的主体性、语言的独创性，是发出个人无以替代的声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当代中国，“公共”对一个诗人来说更近于一个贬义词。
但正是从类似的悖谬或误解入手，可以径直切入有关现代诗公共性问题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诗人是从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分离出来的最早的“个人”，而诗一再被边缘化意味着诗人越来越成为启示性的“个人”。社会政治和伦理意义上的公共性重在建立理性、健康、公正的公民社会和国际秩序，现代诗的公共性则重在锻炼敏感、丰富而活跃的个体心灵。正如没有合格的公民，就谈不上公民社会的建设一样，没有一颗情思丰沛的心灵，就不会有真正合格的公民。现代诗的公共性本不待于公共哲学的发育，事实上它一直在作为个体的诗人或诗歌读者内部发生；而之所以说现代诗的公共性是内在的，是因为它始终以先于而又不同于一切公共语言的方式，发生并作用于个体的心灵。西默斯·希尼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好在美学和伦理两个层面上同时触及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这是现代诗存在的自身理由，也是诗人不可让渡的自由；是他唯一应该遵从的内心律令，也是他作为公民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