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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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小说《故乡》《祝福》《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沈从文的《长河》《边城》，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等，构成了一幅壮观的“诗性”小说场面。于是，在此背景下，小说的“诗性”问题便成为一个重要论题，研究者纷纷从不同视角来关注和论证小说的“诗性”特征及其内涵。但是，截至目前，研究者更多的是从文体层面，即从诗的形式特征入手来认识“诗性”小说，他们主要关注小说外在形式特征的诗意与诗化，如语言的诗化、结构的散文化、象征性意境的营造、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等。认为“诗性”小说就是将诗的某些文体特征吸收、消融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将小说用诗和散文的笔法写成，使其具有诗的意境和韵味，体现出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相互渗透。这种仅停留于文体学层面对小说的“诗性”进行解读，必将使其陷入概念歧义和片面化的误区。如张箭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诗化小说是现代小说的一种形式，即用诗歌的方式组织叙事，为了最大限度的逼近诗，削弱散文小说叙述结构的统一感和逻辑性，作者需要利用诗歌的特手段来替换或转化散文性叙事的形式技巧———诸如强调关键词语，有意重复某个意象，富有暗示意义的细节、节奏等”［3］。我们应该认识到，“诗性”这一概念从外在形
式到内在深度都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了文学、美学、哲学、宗教等各方面内容。它“并不取决于华丽的语言，韵律的整饬层面，而诗主要体现在其反应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
意义的追问与探寻”［4］。因此，在当前对小说的“诗性”问题研究时，不能仅仅从“诗性”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文本表层的外部特征进行区别与论证，而忽视对“诗性”内涵多元意义的解读，忽视对“诗性”小说的文学“主体性”精神的关照，将“诗性”内涵的两个层面分开解读，使各定义间相对或隔绝，特别是停留在文体形式层面只关注诗歌形式对文学的渗透，而忽略“诗性”本体论层面对人性、人生的探索。这最终会限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导致“诗性”概念的泛化和误读。
在文体学层面，“诗性”小说即对小说风格的诗化处理，指的是一篇小说作为完整的艺术世界所具有的诗的意境和情致。它与传统小说在语言的运用、结构的设置、叙述的方式及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和审美特征。在语言上，与传统小说相比，“诗性”小说作家将语言的诗化放在首要位置，语言具有明显的本位地位，语言的风格构成“诗性”小说风格的基础。其语言追求清新明丽，隽永含蓄及精炼自然，节奏感强，富有内在韵律，而且能构成抒情意象，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和音乐美。语言的“诗化”是“诗性”小说的最基本特征。在结构形态上，与传统小说相比，“诗性”小说不再讲究叙事的连贯性，情节的集中紧凑等特点，而采用了诗化、散文化的情调、情绪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严谨性，而是通过创造的场景和
强烈的主观抒情来淡化叙事情节，使小说结构趋于散文化，作者往往将“一种主情主义的美学意识带进小说当中”，以深层的内在意蕴将生活的片段、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及复杂的情感思绪贯穿起来，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体现出“诗性”小说形散而神不散之美。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诗性”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
它非常注重对人物的肖像描写和语言描写。在人物的肖像描写上往往不求精细，而是简单勾勒，甚至模糊不明。在人物的语言上也往往不求个性化，人物对话很少，甚至没有对话，却很重视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致入微，感人至深的刻画。在叙事方式上，传统小说本来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为中心，而“诗性”小说却以意境的创造为中心。丰富深厚的象征意蕴是“诗性”小说的又一突出特征。人物、、环境不过是用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感，寄托作者的某种心情。这样人、情、景相互交融，构成诗的意境。从而与一般抒情小说区别开来。
在文学本体论层面，“诗性”是人性深层对人生本源性的追寻和共通性向往，是诗人在“失落于历史之中，通过语言中介去寻访表现诗意、信仰、爱、追求人生皈依等本体性问题，从而诗化人生”［5］。中国“诗性”小说是在五四时期“人的主体性精神觉醒”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是对传统小说中“人的意识”的整体性缺失的补合。“五四”时期张扬“人性”、“人道主义精神”，使“为人生”的自觉、积极的诗性意义，成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使文学对传统形态下人性集体无意识进行自觉诉求。它实质上是潜伏在人意识深处的种种生命本能凭借着一种新的言说
方式获得升华，从而完成人性的解放，其本质在于作家对理想人生方案的寄予和表达。综上所述，对于“诗性”这样一个具有丰瞻性的概念，我们不仅要从语言的诗化、节奏的整饬等文体层面去界定，更要从其反映生命的“内在精神”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等本体论层面去诠释。本文提出这一问题也就是意图引入一种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思路，突破对“诗性”小说概念化、形
式化的研究，沟通现当代小说的形式研究与人文研究，以此深入地解释张承志作品艺术魅力常在的原因。这也有助于深化、提升“诗性”问题研究的对象，进而恢复“诗性”内涵的望、宗教、存在等意义。
在小说中采用诗歌的语言表现和散文的结构模式，用具有丰厚象征意蕴的意象营造一种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象征性场景，把浓烈的情感融入小说的叙事中，对生活中的人、事、物做诗化处理，从而使其小说成为“诗性”小说。他的小说作品，几乎都是激荡着生命热情、蕴意深刻的诗篇。可以说，“诗性”小说不仅是他的一种创作追求，更是一种强烈的内心情感倾诉的需要。小说所蕴含的，是全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喷发出来的、充满牺牲精神的崇高诗情。对张承志小说的“诗性”研究，早在其作品刚刚发表的80年代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与追求。一直以来，评论界也有着较为持续而热情的关注。但是，截至目前，笔者发现，对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体层面，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小说体诗”来研读和分析，而没有从小说“诗性”的内在精神、生命强力等文学本体论层面进行准确而深刻的探析，没有用
一种整合的思路从文体学、文学本体论两个层面相结合来研究张承志小说的“诗性”特征及其内涵。因此，本文将从张承志小说的“诗性”外在表现特征及其对生命与人生的探寻两个层面入手，坚持从形式向内在深度掘进，全面探究和认识他的小说创作的“诗性内涵与价值意义。”
（一）从文体层面看张承志小说的“诗性”
张承志的小说是“诗”的。他的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
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且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依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7］他的“诗性”小说作为小说与诗相结合的产物，在文体上打破了小说最基本的规范，呈现出一般小说所没有的诗的外在特征。其在文体层面的诗性表述体现在诗的语言、诗的结构、诗的彩三个方面。
1.诗的语言。对“诗性”小说来说，语言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所履行的不仅是媒介的功能，它的某种审美的有序构成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揭示。对于“诗性”小说，我们首先从其语言中就能感受到诗的韵味。语言的诗化，正是“诗性”小说突出的文体特征。张承志对小说的语言高度重视，“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文字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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