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研究
           
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经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战争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感到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和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以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洋务运动兴起的目的
历史的教训根本原因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地位。洋务派购买和制造洋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图。
洋务运动的过程
洋务运动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教育等许多方面。前期主要以“自强”为旗号，创办军用工业，巩固国防。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和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lin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炮厂。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清朝朝野上下基本一致地认识到建立海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正规筹建海军的活动。到80年代中期，近代海军初步建成，它包括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北洋海军。洋务派筹建海军的目的和作用，与他们创办军事工业一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担负着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镇压国内一切反抗势力的使命，另一方面又负有抵抗外侮的责任。洋务派在后期（l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打出了“求富”的旗号，兴办民用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在创办军用工业中燃料和材料的需求，以及解决交通运输的困难。另一方面就是获得利润，洋务派在创办军用工业的时候，屡患经费不足，连年内外战争，闹得民穷财尽。他们也意识到自强的过程中没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当时外商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和买办的暴富，又给他们以强大的刺激。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
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兴办近代企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这大大推进了中国的教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学书籍，内容浅近，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知识，使人们开阔了视野。
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对一部分人来说，西学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做“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和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腐朽的制度。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
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下充分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却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此，必定会走上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其“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既变“体”又变“用”。而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其“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变“用”而不变“体”，“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 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
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 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