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及其历史教训
摘要：
长征初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严重错误，把工农红军推向濒临全军覆没的困境。这次严重错误终于导致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成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4年之久而最后被克服的起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对全面认识王明错误路线的危害，探讨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渊源，总结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长征；红军；历史教训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下所犯严重错误的结果；长征初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严重错误，又把工农红军推向濒临全军覆没的困境。物极必反，这次严重错误终于导致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成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4年之久而最后被克服的起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对全面认识王明错误路线的危害，探讨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渊源，总结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突围前没有注意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后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优势敌人的步步进逼和层层堡垒封锁下，根据地人力、物力日益困难，红军在内线作战已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红军主力应该突围到外线去，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同敌人作战，开辟新的根据地，以挽救老根据地。然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突围问题上犹豫不决，举棋不定。1934年4月广昌战役后，红军主力遭到严重损失（广昌战役中红军牺牲达5500余人），敌人的碉堡封锁线逐渐构成，根据地日益缩小。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围攻，红军主力立即突围，作战略转移。5月间，中共中央当局曾讨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的问题，并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个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是使我们惊慌失措。其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1］（P.17） 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5、6、7三个月战略计划》上，并没有重视准备战略转移、保存红军力量的问题，而是命令红军在根据地内继续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用所谓“六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六路进攻”，大搞军事平均主义。结果，建宁、龙岗、连城等地相继失守，红军又遭重大损失。反“围剿”的形势更趋严重，敌人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这
历史的教训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认识到在根据地内无法阻挡敌人，因而在《8、9、10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提出了准备退出中央根据地，并作转移的准备，如准备武器、弹药、粮食、衣被等，红六军团自湘赣根据地西进为中央红军突围探路，扩大红军，制定中央红军突围前集结位置图等。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一面准备突围，一面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央苏区，以求得改变战略上的被动状况，继续调用红军主力在根据地内同敌人死拼硬打。他们命令红军在驿前、兴国、古龙岗等地同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力量进一步遭到巨大损失。这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的表现。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在红军突围之际，“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这表现在在政治上，没有对干部、红军指战员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和解释工作。指出：“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2］（P.202） 当时，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基本任务是什么？要到哪里去？”“除了中央领导核心中少数人知道外，甚至连陈毅、瞿秋白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都不情楚这一重大战略意图，中央政治局也没有提出来进行讨论。后来博古承认：“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  ［1］（P.103） 直到红军出发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中华》上发表了《一切
为了保卫苏维埃》的重要文章，提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而在有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的层层封锁线，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成为当时必要的任务。”隐约透露了红军准备突围的信息；但直到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才在《政治指令》中指令部队，学习张闻天的这篇文章，提出“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的任务；但《指令》限发到军团和师政治部，仅要求把《指令》的某些精神传达到连队中去。因而许多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这次军事行动的重大意义，是缺乏深刻了解的。当时，为什么没有进行政治动员呢？“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强调“军事保密”。诚然，军事上的必要保密是应该有的，但不应该扩大保密的范围，把本来可以公开的工作也作为保密来对待，这样就取消了公开的政治动员工作。“左”倾错误领导者借口“保密”，是否定了必要的政治动员。其实“左”倾错误领导者这样做，瞒住了自己人，并没有瞒住敌人。红军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很快便获知大概。10月16日，国民党北路军薛岳电：“据报长汀之匪主力，企图突围西窜。”10月22日南路军余汉谋电：“赣匪主力伪一、三、五军团企图西窜。”10月30日蒋介石电：“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这表明，敌人已獲知红军主力突围西进的行
动。可是，许多红军指战员却不明了突围的方向和意义，因而不能充分发挥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李维汉回忆说：“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动员解释工作，行军情况很不好，队伍稀稀拉拉，有时先头部队出发了，后卫才到达宿营地。”  ［3］ 这增加了战略转移的困难。
在军事上，“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没有给部队必要的休整。突围长征，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行动，红军要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有根据地转到无根据地，从短距离行军作战转为长途行军作战，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当时，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已打得十分疲劳，体力、装备消耗很大；而突围后沿途将会遇到敌人的阻击和围攻，将会发生许多激烈的战斗。因此，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这就要求领导上给予红军必要的休整。事实上，当时形势虽然紧张，部队还是允许有休整的时间的。曾指出：“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  ［2］（P.235） 红军可争取时间对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和训练，以适应战略转移变化的新情况。可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进攻面前，惊惶失措，急于突围，既未能给予红军主力部队以适当休整，也未待3万余名新征入伍的新战士进行必要的训练，就开始转移了。
在组织上，“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突围时采取了大搬家式的错误行动。他们把突围不是看
做一次重大的战斗行动，而是当做大搬家。部队、机关没有进行精简、轻装，而是组织了庞大的中央军委纵队和后方机关，专门担负运输的就有5000多人。因此，转移队伍人员众多，机构臃肿，携带了大批辎重，连笨重的制造械、钱币、印刷书报的机器和需八九人抬的大炮底盘等等，都一起带着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这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更像一次“搬家”。因此，使部队拥挤不堪，行动十分缓慢，大批的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当时，红一、九军团在左，红三、八军团在右，中央军委纵队居中间，红五军团殿后掩护，部队沿着崇山峻岭的崎岖小路，蜗牛式地前进，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而且非常疲劳，怎么也摆脱不了后面的追敌，使部队的处境日益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