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晋灭亡的原因及历史教训
——读《资治通鉴•晋纪》
历史的悲剧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现，大乱之后的王朝大都延续了“短命”的悲情彩，西晋王朝便是既短命而亡的秦帝国之后，又一个“朝生夕死”的王朝，“冬，十一月，乙未，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东门降。臣号泣，攀车执帝手，帝亦悲不自胜。”（1）晋愍帝留给我们的除了昏庸无能的斑斑劣迹可能就只有他而臣们悲伤的背影。而探究其灭亡的原因，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原因有内部及外部两个方面。
西晋建于公元265年，乃曹魏权臣司马炎夺权篡位所创。晋武帝前期，西晋南有孙吴之患，北有匈奴、鲜卑之危，司马炎或许是于形势所迫，尚能做到矜矜业业，勤于政事，选贤任能，勤俭节约，由此也带来了“太康之治”的繁盛局面。然而，随着东吴的覆灭、国家的，后期的晋武帝一改节的俭朴素之风，好大喜功，在朝廷内外掀起一股奢华之风，自上而下遍及臣。“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
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2）晋武帝帮助晋朝权富王凯与石崇斗富的经过便是最鲜明生动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晋武帝在最重要的立储之事上听信谗言，犯下致命的错误，立痴傻的司马衷为太子，由此埋下了西晋此后历代君主或昏庸无能或浮华奢侈的祸端。由是观之，作为西晋的“第一任领导人”，晋武帝司马炎不仅没有以身作则，反而开不正之风之先河，而且在几次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决策中屡屡犯错，他的表现可能就已经注定了西晋短命而亡的悲剧命运。“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难变继起”（3）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
上梁不正下梁歪，由晋武帝开创的奢华腐败之风并没有随着武帝的离世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而沿用了曹魏时期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更是起了对波助澜的作用。“初，（曹魏）臣以吏部不能审复天下之士，故令郡国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为之，使铨次等级为九品，有言行修著则升之，道义亏缺则降之，吏部凭之以补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蔽日滋。（尚书仆射）刘毅上书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用心百态，营求万端，廉让之风灭，争诉之俗成，臣窃为圣朝耻之！’”（4）曹魏时期，统治者为了取得士卒的拥护而实行九品中正法，由政府专职官员负责考察推荐地方人才，承认士族的做官特权，反对宦官与外戚
干政，由此结束了两汉以来的宦官、外戚、士族三种势力争权斗势的局面，士族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到了西晋，九品中正制维护士族利益的特点让出身于士族之家的司马炎不愿放弃，即使他知道九品中正有着很深的弊端。说实话，九品中正选拔、考察、铨叙官员的办法未必不好，只要坚持公正公平的标准，确保严格的保障办法，就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然而，在腐败之风浸润已久的西晋帝国，即使原来尽善尽美的办法尚会蜕化变质，更何况本意弊端百出的九品中正法。于是，九品中正制在乌烟瘴气的西晋王朝里渐渐地变味变质，成为了世家大族垄断权力的工具，形成了等级性的士族门阀制度。西晋王朝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奇特现象。担任大中正，小中正的官员一不受朝廷监察、考校，二不理会原定的取舍原则，任意行事，他们不是根据对象的德行，才干以及所适合从事的工作确定品级，而是看重门第忽视才德。朝野上下由此成为了是非颠倒之地：有权者无能，能者却没有多少权力，国家权力的运转行使缓慢低效。“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5）可以说，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和逐渐发展过程中的“变质”使西晋的统治根基在人才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动摇。
中央的官制本已破败不堪，而地方上所采用的不合时宜的分封制更是起到了火上焦油的作用。
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实行了分封制，大肆分封同姓王。“汝南王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冏，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6历史的教训）然而，分封制的设立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地方势力的膨胀。诸侯王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坐镇四方，表面上拱卫了皇权，实际里却因为西晋王朝对地方监管法度制度的缺失和王权内部的重重矛盾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也是后来“八王之乱”的根源。八王之乱的出现，就像是催化剂，让本就已遥遥欲坠的西晋王朝不堪重负，轰然倒塌，社会矛盾顿时激化。当西晋明白分封制埋下的恶果之时，却早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早已无力回天。
其实，西晋王朝的过早倾覆，也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
早在汉朝起，北方的少数民族就通过不断地侵扰劫掠和向内地迁徙不断地发展壮大，盘踞中原各地。西晋之时，居于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不不足，便努力通过对外入侵和迁徙来谋求生存和发展。许多地方已然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超过了汉
族，甚至出现了“关中八百万之余，率其少多，狄戎居半”(7)的现象西晋的统治因此受到严峻的冲击。八王之乱爆发后，许多诸侯王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惜“引狼入室”，雇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军队。少数民族的入侵不仅带来了蛮夷之风，更由于其对汉人的大肆劫掠和屠杀，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的分裂混乱割据的局面，也就是后人所谓的“五胡乱华”。
纵观西晋兴亡的过程，不难发现，西晋从诞生到覆灭，犹如上山和下山。究其原因，不外乎统治体的昏庸失策、选官制度的变质失效、地方制度的无力失衡和外敌的侵扰劫掠。我们发现，西晋王朝建立以后，并没有如一般新建王朝一样努力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反而把“民水君舟”的道理抛之脑后，极力推崇奢华腐败，贪图享乐，忽视民生，不觉中动摇了西晋本就不稳固的统治基础。
由是观之，一个王朝要想保证其统治地位的延续，必须要做到建立有效明智的集体决策团队，对内杜绝贪污腐败，严惩奢华不正之风，建立完善的官僚取士体制和地方检察制度，努力发展和保障民生，对外发展军事，发展积极外交、独立外交，这是无数王朝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注释：
（1）引自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十二》
（2）引自刘义庆《世说新语•汰侈》
（3）引自干宝《搜神记》
（4）引自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三 武帝太康五年》
（5）引自干宝《搜神记》
（6）引自《中国通史••••••••••••••••第五卷》
（7）引自江统《迁徙论》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