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剧作。但是其更多的笔调是写在政治情景下杨玉环和李隆基的爱情，着力描绘缠绵的儿女之情，在悲欢离合的故事中写“钗盒情缘”。其实，李和杨的故事是一个传统的题材，对于杨和李的态度和关系。历史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是“红颜祸水”的强权判决使杨玉环成为男权文化中“厌女症”的外在符号，这种思想下的“女祸国”扭曲了李杨的爱情故事，如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官调》、明吴世美《惊鸿记》，“传统文学是一个由一个个文学经典汇成的男性文学历史，这些经典将男性文本和男性经验作为中心。处处显露对女性的歧视，甚至憎恨。”这些作品都将李杨情事视为安史之乱的直接根源，在处理二人关系的时候往往泼污水，甚至在描写中怀着阴暗心理极力夸饰其宫廷。如《惊鸿记》以梅妃江采萍为正旦，着力展示的是梅妃的被贬、红颜薄命，杨玉环则被描写成与安禄山私通的淫妇，被刻画成与梅妃争宠时不择手段的悍妇。显然这些作品着眼的是对传统史家“女祸国”论的阐发。但对主人公秽事过度的夸示，不仅遗失了史家论人横事的公正理性。也是从心底对女性的贬低，是古代社会男权文化强加于女性的一种错误定位。
其二是把历史人物进行净化，着重写生死不渝的“钗盒情缘”，曾亲身经历金元战乱之痛的白朴，借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富蕴失意萧瑟之悲的意象“秋雨梧桐”，接撰出一部浓缩自身生命之痛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纯粹悲剧”《梧桐雨》。其具有进步的世界观，把自己那种富有民主成份的爱情理性寄予李杨身上，不仅原谅了作为封建帝王妃子的李杨所犯的罪恶。还对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悲剧遭遇深表同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让象征汉民族的唐明皇形象生活于神话般的美丽传说之中，把他作为作品的正面人物，故意回避其祸国殃民的一面。尽量净化和美化他的思想性格，借以引起人们对于民族统治黑暗现实的正视。但是这本身有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不是圆满无缺的，从另一角度说，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永远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女性只能被抛置边缘，无法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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