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悲剧与崇高
悲剧和崇高都是重要的审美范畴，它们本属于同一序列的审美类型，都侧重审美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虽然悲剧和崇高联系紧密，但同时它们也是相互独立的概念，下面，我就分别简单介绍一下悲剧和崇高。
  “悲剧”来源于西方，它源于古希腊的酒神祭祀，在希腊文中叫tragoidia，即“山羊之歌”。它从诞生开始就占据了西方文学主流的地位，并一直被认为是“最高的诗”。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探索了悲剧的艺术特征并奠定了悲剧的理论基础，他在《诗学》中给悲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是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悲剧的力量在于主人公有限的生命运动所体现的人类精神的永恒价值。它的主人公大都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悲剧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用鲁迅的话说，悲剧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
悲剧和喜剧是对立的，互相违背的，一个是让善良有益的事物遭受不幸、磨难，让他们在苦难
中挣扎；另一个则是让丑恶不良的事物遭受不幸、磨难，让他们挣扎。一些人喜爱喜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悲剧的意义，是让人们直视悲惨的现实，以使人减少对不幸的悲哀感。这正与喜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喜剧隐瞒不幸，逃避悲哀时，悲剧却让大家直视不幸，面对悲哀。因而，最后，悲剧让人面对不幸时，所感受到的悲哀感将减少，他们将会更有信心面对困难，认识困难，改善困难，最终征服困难。而这也正好符合我们的一句成语——“多难兴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把悲剧分为复杂情节悲剧,性格悲剧(或命运悲剧),情景悲剧和苦难悲剧等四种类型,其中复杂情节悲剧为最好。在他之后，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黑格尔就在《美学》中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悲剧,即命运悲剧(古希腊悲剧),性格悲剧(文艺复兴时期悲剧,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伦理冲突悲剧(近代悲剧).稍后的叔本华也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即主人公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盲目命运导致的悲剧和社会地位相互对立导致的悲剧。后来也有人把悲剧的类型概括为以下四种：
1,命运悲剧：神秘力量左右现实人生；
2,性格悲剧: 性格内在矛盾冲突；
3,社会悲剧: 社会不平等,不合理造成人生悲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4,历史悲剧: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矛盾冲突。
正如我们知道的，著名的悲剧有许多，如《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克里斯蒂》、《浮士德》、《哈姆雷特》、《雷雨》、《椅子》，还有《骆驼祥子》。老舍用同情的笔触描绘的一幕悲剧：二十年代的北京，一个勤劳、壮实的底层社会小人物怀着发家、奋斗的美好梦想，却最终为黑暗的暴风雨所吞噬。它揭示了当时“小人物”的奴隶心理和希望的最终破灭。随着祥子心爱的女人小福子的自杀，祥子熄灭了个人奋斗的最后一朵火花。这是旧中国老北京贫苦市民的典型命运。中国古典戏曲也不乏悲剧作品。与西方悲剧相比较，中国戏曲往往由忠与奸、善与恶、压迫与被压迫的鲜明对立构成悲剧冲突，其中有《赵氏孤儿》、《精忠谱》这样的英雄悲剧，有《窦娥冤》这样表现被压迫者反抗精神的悲剧，也有《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爱情悲剧。但在不少作品中，大团圆的结局往往削弱了原有的悲剧力量。
接下来介绍崇高。崇高主要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姿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进而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越，引起人们产生敬仰和赞
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人的精神境界。就审美对象而言，崇高具有强大的威力，表现在人格与道德行为中、自然界事物的状貌样态中、艺术作品的形态与格调中；就审美经验而言，它使主体受到震撼，带有庄严感或敬畏感，甚至伴有某种程度的恐惧或痛苦。同其他审美范畴相比较，崇高与悲剧性相近，都伴有巨大的情感跌宕
在欧洲，最早提到崇高的是公元1世纪古罗马时代朗吉诺斯的《论崇高》，作者认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有五个方面：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情、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和尊严的结构。他说，尽管我们也欣赏山间小溪的清浅和明媚，但我们更欣赏气魄宏大的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尤其是海洋。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把崇高与美严格区别开来的，是英国的博克，英国的另一些美学家不承认恐惧和痛苦在崇高体验中的作用，认为崇高感是伟大引起的。而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崇高常用“大”来表述。它侧重在主体方面、社会价值方面，而不是对象方面、自然状貌方面。孟子把他所强调的人格美称为“浩然之气”。这样的崇高概念与西方传统美学中的概念相比，侧重点不同，但如果把这种品格同有关的遭遇联系起来考察，所涉及的对象世界中同样包含引起忧患困苦的因素与西方美学所讨论的崇高特征仍是相近的。
西方哲人强调崇高有待于知性心灵的发展成熟，由此认识必然而又意识到人不是必然性的奴隶，赋予崇高以坚强的理性力量。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主人公普罗米修斯，之所以被马克思义称为“哲学日历中的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就在于他是知识的播火者并敢于反抗宙斯的神权。中国古代哲人虽然对于自然和社会秩序较少有追问“为什么”的知性精神，但对于宇宙人生的直觉的智慧洞观，却使他们能从“天行健”引出“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地势坤”引出“君子以厚德载物”，能够内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外显不畏强权的“威武不屈”，由此产生“充实而有光辉是谓大”的崇高人格美。纵然是有点玩世不恭意味的庄子，其讴歌鲲鹏而嘲讽蓬间之雀，慨叹“百川灌河”“泾流之大”终不及大海之浩瀚无涯，以及其蔑视权势的“鸱枭腐鼠之喻”，也使人依稀可见其人格理想中有几分崇高、几分傲骨。至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更无不体现着对于崇高人格美的执著追求。
悲剧是崇高在艺术上的一种形式，悲剧总是表现崇高，而崇高并不一定是悲剧。总的来说，悲剧与崇高既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