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冰
 
【内容提要】

曹雪芹在清醒的悲剧意识观照下，将《红楼梦》全篇叙写成两种性质不同、审美价值各异的悲剧：封建贵族世家自相戕戮、美丑同归、兴衰荣辱迅速更替的家族悲剧；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儿悲剧。在以上整体悲剧的外围，还弥漫着强烈的死亡意识。这种由时代、文化乃至生命折射出的大悲剧真可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意蕴；家族悲剧；女儿悲剧；死亡意识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部盖世无双的文学巨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直至“泪尽而逝”，其创作显然是用生命书写的过程。曹雪芹在经历了由
富贵坠入穷愁潦倒的生活，遭遇了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之后，以其更为敏锐、深刻而又复杂的人生感悟，毅然回归现实，在清醒的悲剧意识观照下，将《红楼梦》创作成一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1]的悲剧。于是，《红楼梦》的题材、主题、价值取向、写作背景及表现形式都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前朝名著有很大差别，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美学价值的发掘，更远远高出同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成为当时文坛及中国小说史上的顶峰之作。

纵观《红楼梦》，从作品的审美意蕴去探寻其中的悲剧内涵，在人生无常的感喟后面，全篇叙写了两种性质不同、审美价值各异的悲剧：“诗礼簪缨之族”、封建贵族世家自相戕戮、美丑同归、兴衰荣辱迅速更替的家族悲剧；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诸多“异样女子”命运不幸、“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儿悲剧。不仅如此，全书在百年望族的繁华衰亡中体验到人生的悲苦，在美的泯灭、情的落空中关涉着强烈的死亡意识。曹雪芹在其家世遭遇变故后，以悲悯的心态和冷静的思考抒写悲情，正是这种反思和感悟，使作者对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和挽救的无望性进行毫不虚饰地描写，在浓郁的悲凉氛围中，作品完成了对时代悲剧和文化悲剧的揭示，并从繁华落尽、人生无常的感伤和悲叹中超脱死亡，从而唤醒生命意识，肯定生命价值。


一、人去梁空巢也倾

且看《红楼十二支曲》中〔收尾•飞鸟各投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所写的四大家族的家族悲剧，主要以贾府的衰亡过程为描写对象。作者从家族的自我解剖入手，为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世的“诗礼簪缨之族”作传，详细记述了康乾时期勋臣世家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迎来送往、丧葬嫁娶，也包括福寿筵宴、权诈机变，深刻揭示了造成家族衰亡的真正原因，勾画了这个百年望族兴衰荣辱迅速转递的历史图景。清人二知道人有一见解颇为精辟：“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2]“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3]，可谓罕见于世界文库，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自古皆然。贾府自“水”字辈至“草”字辈恰好五世，“君
子之泽”所以“五世而斩”，正如书中所言：“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种深刻而理性的总结，真是一语破的。小说第二回中冷子兴对贾府现状及命运的分析可谓十分全面透彻的概括：

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作者借冷子兴之口，从荒淫、奢侈到后继无人，从物质基础到精神世界，全面而深刻地道出了这个贵族世家的衰败命运以及不可避免的家族历史悲剧。

荒淫，是贾氏家族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对此予以毫不掩饰的揭露。秦可卿是书中最早了结其故事的薄命女，是书文最靠前的重笔特写的人物。她与贾府男性之间有着微妙而暧昧的关系，其结果是悬梁自缢，“淫丧天香楼”，朦胧间昭示着这个贵族世家的堕落与肮脏。
可卿一死，贾府的云板从此传出了深夜丧音。小说第六十三回，宁国府的老太爷贾敬去世，贾珍、贾蓉父子赶到铁槛寺奔丧，“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的确像孝子贤孙。可稍一有空，贾蓉便跑去和两个姨娘打情骂俏，公然和丫头胡闹，丑态百出，令人作呕，甚至恬不知耻地当着众人面说：“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即便是素有“凤辣子”之称的王熙凤之夫贾琏，也会趁着凤做寿之便，不顾女儿出痘子惧不洁，便和仆人鲍二的妻子百般淫乐；后来见贾珍的小姨子尤二漂亮，又逼着尤二的未婚夫退亲，瞒着凤娶了尤二作妾。如果说贾蓉、贾琏的行为是被这个宗法家庭的太上家长贾母所谓的“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理论所容许的话，那么，“胡子苍白了”的贾赦竟让老婆去母亲贾母跟前讨要丫鬟鸳鸯作妾，则表明贾府这个外表庄严的勋臣世家，不管容许不容许，从老到小都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贾府的老奴焦大对府中这些无耻的现象曾痛恨地哭骂过：“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连生活于贾府之外的柳湘莲也对贾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可见，贾府里的荒淫现象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作者正是借焦大和柳湘莲之
口对这种荒淫无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

奢侈，是作者着重展示的导致家族败落的又一因素。这里且不谈贾府里的老爷太太、公子小日常用度之铺张奢靡，仅就秦可卿丧事和元妃省亲两事，便可见贾府奢华糜费之一斑。可卿出殡，贾珍“恣意奢华”，用的是一千两银子无法买到的棺材，还有一百零八位禅僧拜忏，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醮，一百二十人打杂，除此之外，又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买通内监为贾蓉捐了个“御前侍卫龙禁尉”的官衔。元妃省亲，作者并没有写具体花费了多少银两，但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帘栊帐幔就耗银二万两。一边是“堆山凿址，起楼竖阁”、大兴土木地修建省亲别墅，一边是大量置办珍饰古玩，元妃“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奢华糜烂的生活使贾府终于到了“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昔日钟鸣鼎食的贾府终于彻底败落了。

后继无人，是作者突出描述的致使家族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老一辈的贾敬如行尸走肉，“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放在心上”，结果白白送了性命。贾赦妻妾成，作威作福，恣意享乐。年轻的贾珍、贾琏、贾蓉等更是不肖子孙、“垮掉的一代”，他们本可以励精
图治、拯救贾府于危机，却不学无术、沉湎于酒、颓废堕落、丝毫没有廉耻，甚至挖本家族的墙脚。在贾氏家族的男性中，只有贾政似乎是个“端方正直”、“谦恭厚道”的人物，但头脑古板，迂阔而无“齐家”之能，除了板着面孔训斥宝玉甚至大加笞挞外，对贾府江河日下的局面也是一筹莫展。贾府中唯一有灵性的男性宝玉，却“行为偏僻性乖张”，既鄙视功名富贵，把科举考试讥讽为“钓名饵禄之阶”，又把那些追求功名仕途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不但痛恨那些“浊沫渣滓”的男人，钟爱那些聪明灵秀的女子，而且还一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追求以个人情爱为基础的爱情，以至于最后与家庭决裂而出家为僧。可以说，一代勋戚贵族之家的后人中，没有一个可以承担起重振家族基业大任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形势只会为家族悲剧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贾府在这些儿孙们的荒淫堕落、奢靡挥霍、反叛背离中走向了末日。虽然，贾府势败后又有晚辈重孙贾兰、贾菌一干人“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可谓出将入相，贾兰的母亲李纨也一时成了“带珠冠，披凤袄”的诰命夫人。然而性命“无常”，紧接着便是“昏惨惨黄泉路近”，这当然不是李纨，而是贾兰们，想来他们的死“惨”得很。李纨丧失独子，到头仍是“老来贫”。至此，贾府子孙“挽回”家道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贾府终究还是无人“可以继业”，这个诗礼簪缨之族的一场人间悲喜剧终于落下帷幕，“运终数尽，不可挽回”！


当然，作为曾经生活于此环境中的作者，曹雪芹在如实地再现家族悲剧发生的全过程并客观揭示其产生的原因时，对家族悲剧命运也充满了悲悯和哀挽之情，因此，在作品中也试图塑造几位可以“齐家”的女性，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凤治丧、探春理家，皆是作者为摇摇欲坠的贾府推出的补救之人与补救之药方，但是，作者也冷静地写下了贾府补救无望的结局。凤的才干虽是“男人万不及一”，可是她在大刀阔斧地治乱治弊的同时，也弄权铁槛寺，收受贿赂，肥己害人，这说明她的本质与贾氏家族中的男性并无区别。探春确有“补天”之志，她的开源节流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也的确显示其识见与才干，但庶出的身份决定了她不可能拥有凤那样的权威和地位，补救之方不仅没有扭转危机，却使内部矛盾更加激化，以致一发而不可收，节省出的四百两银子对于贾府庞大的开销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缓解入不敷出的局面。治理大观园的初衷却招致大观园被抄检，大观园从此萧疏衰败下去，“兴利除弊”只能获得失败的记录。作者非常清醒地写出了他不愿见到但又不能回避的事实：“金紫万千难治国”的贾府爷们固然是一废物，“裙钗一二能齐家”的期望，也不过是一场梦。于是，贵族之家整体毁灭的悲剧不可逆转地上演了：元妃薨逝、宝玉疯癫、黛玉魂归、探春远嫁、贾府被抄、迎春故世、贾母逝去、鸳鸯自尽、恶奴招盗、妙玉遭劫、赵姨娘中邪、王熙风死
去、惜春出家，最后宝玉也离家出走，做了和尚，真正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此，作者的悲悯、哀挽之情已完全化为清醒的悲剧意识，毫不讳饰地完成了对“一个真实家族中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的描述。

二、红消香断有谁怜

女儿悲剧，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中心，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一青年女子的人生悲剧。《红楼梦引子》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这是“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的千古情殇，它以注重“发泄儿女之真情”而具有超尘脱俗的独特的审美价值，所以女儿悲剧又可谓是以爱情婚姻命运为主的悲情世界。《红楼梦》开篇叙述创作缘起时，作者曾宣称本书“其中大旨谈情”，而且又重在为情中女子昭传；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作者以饱蘸血泪之笔创作了众多的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对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年轻女性的品貌才智与其悲剧命运之间的反差进行了象征性、隐喻性的描述与暗示，并定下了‘悲金悼玉’和‘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基调”[4]。

“悲金悼玉”又称“怀金悼玉”，主要围绕宝玉与黛玉“木石前盟”的爱情悲剧和宝玉与宝钗“金玉良缘”爱情悲剧的婚姻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形成呼应。地位卑下的丫环、女伶，他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其悲剧自然不可避免：“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晴雯，因“风流灵巧”而遭人毁谤，抱屈而亡；“枉自温柔和顺”的袭人，自觉地信守封建礼法，却也是“空云似桂如兰”。其他如司棋、鸳鸯、芳官等，或因情被逐后自撞身亡，或不屈淫威自缢而死，或被迫“斩情归水月”，没一个有好的结局。身份高贵的公府千金们也没能因地位高贵而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且不说为情而死的黛玉，“金玉良缘”的牺牲品宝钗，其他人也莫不如此。元春贵为皇妃，“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于宫廷中暴死，贾府随即大祸临头；迎春误嫁“中山狼”，婚后一年便被恶夫折磨致死；探春虽有齐家之才，却不幸生逢末世，远嫁海隅，犹如断线的风筝，一去不返；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出家为尼，缁衣乞食；湘云尽管“厮配得才貌仙郎”，但“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重现“幼年时坎坷形状”。总之，悲剧而展开。宝黛之恋“把异性之间的情感升华为诗意的、《红楼梦》的女儿悲剧构成了一个无可逃遁的命运之网，无纯净的美感”，“给人世留下了深长的感动”[5]。他们的爱情虽有“木石前盟”的神秘彩，但的的确确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美好的心灵之约、知己之爱，有一股独特的道德净化的精神力量，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的人性体现。他们的爱情不同于以往才子佳人小说中贫乏的郎才女
貌式的爱情，而是升华为真正的个性觉醒。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体贴、相互尊重，灵魂契合，共同藐视封建礼教、宗法纲常，共同追求至真至纯的情感，因此这样的爱情既有悖于封建礼法，又超出了家族利益规范，具有超越时代的叛逆彩。宝玉厌恶八股文，“无材可去补苍天”，无法和当时流行的仕途规则相容，“行为偏僻”，“重情不重礼”，想法痴呆执着，而且黛玉无“德”无财、孑然一身、羸弱多病、“孤标傲世”，二人的婚姻只能使他成为“于国于家无望”的人，直接关系到贾府的中兴。因此，封建家长不得不选择“德言工容”俱佳的薛宝钗作为宝二奶奶的人选，戕残了宝黛之间的至爱真情，成就了“金玉良缘”，也酿成了宝玉与宝钗无爱的婚姻悲剧，因为宝玉虽曾对宝钗有好感，可存在严重的思想隔阂。黛玉魂归离恨天，宝玉抱恨终生，宝钗婚后冷落而难堪，并未从“金玉良缘”中得到幸福。没有婚姻的爱情悲剧“木石前盟”和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金玉良缘”，可谓《红楼梦》大悲剧中极为重要的悲剧成分，正如《终身误》曲所唱：“空对着，山中高土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红楼梦》中的钗，是幅“百美图”，她们是青春、情爱和美的象征，“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悲剧
二者合一，恰好代表了这些“异样女子”们的悲剧命运，“钗黛合一”实乃“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缩影，而这两位身份尊贵的侯门千金尚且如此薄命，其他女子的不幸命运将何以堪！作者用自己的血泪之笔，对她们被毁灭的悲剧命运重点加以描绘和哀悼，充满了人生感和命运感，渗透着强烈的情的落空意识，与《红》曲收尾“落了论贵贱尊卑、强弱顺逆，全部陷没其中，最后真正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随着大观园这方理想的乐土在贾府家世利益的干预下变为一座大花冢，红楼女儿的青春悲歌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悲剧美便随之令人伤情、痛掉、回味、反思，赋予作品以卓尔不的时代高度和蕴涵古今的历史深度。生命不因死亡而无价值，真情不因悲剧而失魅力。《红楼梦》启示着人生意义的内在矛盾和多重追忆，永远感动着无情世界中有情的人们。

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为“千红万艳”的命运而歌哭的女儿悲剧，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悲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所有青春、情爱、美和一切有价值的生命的悲剧。作者将其纳入家族悲剧的框架，都是在家族环境中发生，随着家族的衰败而发展，最后与家族的灭亡一同结束，层层展示出青年女子们在各自不同的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蹂躏、被毁灭的全过程。在遭遇家世变故后，作者已清醒地意识到腐朽家族连同其中的美好事物一同毁灭的悲剧
已无可挽回，于是便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彻底的悲剧意识，让所有的美与丑、善与恶最后同归于尽，而造成这些悲剧的深层原因，便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人们顶礼膜拜的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纲常名教以及封建文化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心理，这是作者面对那些被埋葬的无辜的肉体和灵魂，对社会结构和无孔不入的传统文化心理所发出的血与泪的控诉。

三、悲凉之雾锁红楼

鲁迅曾言：“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6]《红楼梦》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还在于家族悲剧和女儿悲剧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构成了《红楼梦》整体悲剧的主干，而整体悲剧所承载的审美意蕴要远远超出每一种性质单一的悲剧。《红楼梦》的作者在经历和观察了花柳繁华、温柔富贵及荣辱无常的历史与现状之后，徒然梦醒，带着无奈和辛酸完成对悲剧的追忆与创造。曹雪芹对悲剧的演绎始终带有末世的情怀，它不仅全面展示了公府侯门、贵族世家其家族命运无可救药的“末世”特征——腐朽、寄生、享乐、堕落，也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末世中滋生的新生事物——由“儿女之真情”、如歌般的青春韶华所赞颂的平等、自由、人性和博爱。
但末世时代，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往往会扼杀新生的萌芽。于是，悲剧的时代造就了时代的悲剧。

然而，当我们从作者的审美视点透过现象去探寻其本质，便会发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的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是前途的迷惘，贾府更是“体仁沐德”、时人称颂的“富而好礼之家”，红楼女儿亦各有造化。相反，有许多悲剧都与时代因素关联不大，正如王国维所言：“金石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7]而“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当指中国几千年来积淀而凝固下来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以伦理为本位，以封建主义的孝道作纽带，把个人、家族、国家联系起来，在强调个体与社会交融互摄和个体对宗族、国家的义务的同时，也造就了个体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甚至失去自我的人格，而失去自我的个体便会自愿、自觉地服从于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淹没个性，充斥着奴性，丧失了与生俱有的自由、平等观念。这种伦理文化造就符合其规范的个体生命，可并不放过他们，最后这样的生命连同那些鲜活的、要人格平等、要人权的生命一起，被这种文化无情地吞噬，成为封建名教纲常祭坛上的牺牲，这是文化的悲剧。伦理文化已成为根深蒂固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
《红楼梦》中的许多悲剧尤其是女儿悲剧则撕开其表面温良的面纱，将这种文化悲剧昭示于天下。无论是迎春的善良懦弱、逆来顺受、最后被恶狼般的丈夫折磨致死，还是宝钗的自觉严守礼法，成为典范的“淑女”、最终也没能摆脱“金簪雪里埋”的凄苦的命运，她们的悲剧都是伦理文化造就的典型的人格悲剧。从审美文化的大走向来看，《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之所以获得如此空前的成就，还应归功于作者所采取的这种彻底而全面的文化反思态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里面所贯穿的整体思想，不论是积极面还是消极面，都是在对传统文化整体把握基础上的再认识、再运用和再提高，它既是一种有选择的继承，又是自己的巨大创造。”[8]

与此同时，在家族悲剧和女儿悲剧等由小说故事层面而展开的整体悲剧的外围，还包裹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思想形态上的悲凉之雾，那就是强烈是死亡意识。《红》曲《聪明累》有两句：“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类从无到有，又从有回归到无，这本是自然生命的法则，生命的个体更是这样。在自然的轮回中，生命本已脆弱不堪，而当生活处境突遭巨变，“呼喇喇似大厦倾”，死亡便伴随着相关意识在相当一段时空内越发弥漫开来。曹雪芹并不回避死亡，他在书中所极力推崇的异样女子，其善其才其智其痴其品其貌，
无不独标一格，各领风骚，令人可亲可近，可钦可敬。这些秉山川日月之灵秀而生的“水作的骨肉”，都应青春永驻，红颜长存，至少她们的精神风骨不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其泯灭也”。而事实恰好相反，在曹雪芹所观察和经历的生活中，在书中按照生活逻辑所描写的环境中，这些女性大都是在昙花一现中了结悲剧性的人生。贾宝玉因秉赋石头的自然本性，常常有“失家”的感觉，年纪轻轻，却时常对未来生活怀有一种莫名的惆怅感，对死亡既怀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又怀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情和死，时常在他心中有着激烈的较量。这种由死亡意识带来的形而上的体验常使宝玉于热闹处忽感一股悲凉，于是有了他对元春省亲的冷漠，有了死后化烟化灰以及出家当和尚等等奇思异想与奇谈怪论，有了哀婉感伤的《红豆曲》，有了死亡的预言，公开他的死亡观，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拥有女儿们的眼泪也是宝玉人生最大的快感，却时常“多情反被无情恼”，这难免又使他想到死，想到“不如归去”。这一切无疑是灵石在历经人生甘苦后对自然的回归，面对无情的现实，他不能不产生幻灭感。林黛玉也在繁华中体验了人生的悲苦，“多愁善感”中已包含了死亡意识。未入红尘前，绛珠仙子已立下死亡的誓言：“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这就命中注定黛玉不是为了享受繁华而入世，而是体验情之悲苦中的一种死亡期待，请看《葬花词》“明年闺中知是谁”、“花魂鸟魂总难留”、“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死的渴望何其强烈！沉重的生命悲剧感掩藏不住曹氏被毁灭了
的生命理想。这些看似厌倦尘世的悲观情绪，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思维和特殊的表达方式在死亡的境界中实现情感的升华，更彰显生命的魅力，从而在精神中获得永生。

悲剧美是一种感伤的美。在王国维的审美视野中，《红楼梦》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中的悲剧。这种由时代、文化乃至生命折射出的整体悲剧是作者梦醒后的彻悟，作者在清醒的悲剧意识观照下进行的悲剧创作，较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美。这样的大悲剧感伤而不颓废，执着而又超越，深刻崇高而又魅力无穷，具有永恒的、普遍的探索价值。《红楼梦》的悲剧内涵永远也说不完，正如作者所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86.

[2]一粟.红楼梦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102.


[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2482.

[4]唐富龄.《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旋律美.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80.

[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550-551.

[6]鲁迅全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50.

[7]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12.

[8]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