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的诗艺术特的异同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
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
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
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李白写的古诗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
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
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